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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全球化的内在紧张、急剧变化和应对战略

更新时间:2019-07-03 11:10:34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摘要:全球化不会消退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国家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依赖也不会产生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甚至不会产生共同利益感,多边合作前景黯淡。因此,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冲突、国家间在军事安全领域之外的“位子竞争”仍然存在。全球政治文化正在向本土主义 —— 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方向发生急剧的变化。今天,美国已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动员起来。中国应在今后的五六年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尽最大努力减小甚至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以应对和化解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

  

一、当代全球化潮流的原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世界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国际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趋衰减或消退,反而几乎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很显著地广泛存在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中,也同样存在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中,而且正是由当代全球性国际 / 跨国交往和互相依赖的大发展引发或加剧这后一大类情景。它们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互相依赖政治包含的矛盾和竞争、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者的不满和争、全球化对落后社会的冲击和分解效应所造成的痛苦和冲突、由于愈益稠密的国际 / 跨国交往而改换了形式或者加剧了的传统国家间斗争。

  

   在一些满怀自由主义幻想的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这样的国际经济学家那里,互相依赖被设想为纯粹的“双赢”或“共赢”关系,即由于互相依赖,每一方都得利,而且只是得利。这种理念的潜在前提,是从亚当 ? 斯密和启蒙学派开始迅速形成并绵延不绝的一项根本信条,即市场经济天然地和谐、公平和普惠,自由的商业意味着完好的社会和普遍的国际和睦。由此出发,互相依赖往往甚至多半是不对称的这一点就被漠视了,它们产生的利得在分配上的不均衡(连同产生利得所需代价的不均衡)也一样被忽略了。实际上就抹煞了互相依赖引起的“政治”问题 —— “相对利得”(relative gains)的分配以及各方在交往中就相对地位所进行的竞争或冲突。互相依赖的许多关键问题是围绕着那个传统的政治问题的,那就是“谁得到什么”,或曰“谁得到多少”。不仅如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交往各方的行为本质上服从于一方的所得必是他方的所失这一规律。因而,在非政治领域的互相依赖关系中,几乎总是存在广义的政治斗争,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互相依赖的政治方面,也就不了解互相依赖政治。

  

   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矛盾和冲突,概括地说是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强势者包括拥有或享有以下优势的所有角色:在技术、资本规模、产业和商业运作效率、人才资源等方面居于有利和有力地位,同时还能得到维持和加强此等经济性力量的、相对优越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乃至军事性因素的襄助,不管这些襄助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国内的还是国际或跨国的。这样的强势者显然主要有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这些国家为主要基地的跨国公司,上述两者内部参与主导、积极投入或至少比较适应经济全球化并能够从中大获其利的经济部门或单位。与此相对,弱势者主要是广大欠发达国家,连同发达国家内那些不能适应技术发展和世界市场变化、从而迅趋衰落的经济部门和单位。当然,在强势者中间也有着相对的弱势者和强弱竞争问题,犹如在弱势者中间存在着同样的区分和竞争一样,何况强弱之分还随所涉竞争领域的不同而有变化。因此,这里所说的矛盾和冲突就其全景而论是异常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政治格外庞杂和往往令人困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然而,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是那么迅速,由此而来的扶强抑弱、优胜劣汰效应又是那么剧烈,以致其中强者与弱者间的分野、矛盾和冲突显而易见。

  

   其中,特别具有世界大局意义的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与生俱来的老问题,即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之间在经济、技术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鸿沟。但现在与 20 年前不同的是,欠发达世界的技术落后、世界市场劣势和金融劣势已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领域它们对发达世界的依附也因此加大。不仅如此,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跨国流动规模和速度急剧增长也加剧了这一情况,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处境更为不利。这就是全球市场固有的不稳定性。

  

   与此相比,当今有一类弱势者的不满(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不满)表现得明确得多,也显著得多。它们来自各国国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那些很不适应世界市场竞争及其对新技术、新产业结构和新经营方式的要求的经济部门和单位。由于它们通过种种渠道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由于政府对维持国民支持、社会安定乃至经济和战略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关切,导致多半旨在保护这些部门或单位的不同程度的“新重商主义”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大现象。这类对外经济政策用关税以外的种种手段保护就业、生产和国内市场,并且人为地刺激出口,争取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盈余,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作是这些弱势者同经济全球化作斗争的武器。

  

   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者还包括其余各色各样在利益、信念或情感等方面受到严重冲击并且颇感无助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反全球主义者”表达出来,引人注目。他们不仅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某些经济效应,而且强烈不满其生态、文化和社会效应,甚至整个“现代性”(modernity)也在其抨击之列。总之,加速中的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繁殖”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不用说,全球化潮流中世界政治的内在矛盾还包括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当作其绝大部分、或唯一决定性内涵的传统的国家间斗争。这里要提到的,只是它们由于愈益稠密的国际和跨国交往而改换的形式或者有时被加剧的某几个方面。

  

   作为全球化的根本表现和根本媒介的这种交往,无疑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了解。但由于国家政府和种种社会政治势力往往意欲并且能够施加阻滞和扭曲性影响,再加上民族社会之间的了解存在必不可免的固有限制和片面性,导致这种了解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或近乎完全。不仅如此,国家间的互相了解、互相依赖以及对这互相依赖的知晓,并不产生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也许甚至不产生或不一定产生共同利益感。一个高度整合因而甚少冲突的国际社会,并非需要国家和民族社会互相间有稠密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有足够广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共同价值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多种有效的国际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体制。正是在全球性交往和互相依赖急速发展的当今时期,发生了大多由美国或美国伙同其若干西方盟国发动的多次国际干涉(联合国的干涉除外),其频繁程度不亚于先前。不仅如此,倘若考虑到上述国际干涉通常兼有“民主化”和“国际法制化”动机,而这些价值观念的上扬又同全球化不无重要关系,那就可以说,全球化是在一个重要方面以新的形式继续甚或加剧了传统的国家间斗争。

  

   在全球化和互相依赖愈益发展的世界,国家间在军事安全领域之外的“位子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 大概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中心或近乎中心的地位。这类竞争是国家间特别是强国间,就争取经济资源、市场份额、技术优势、威望和政治影响等“位子价值”进行的斗争。按照这套论断的提出者兰德尔 ? 施韦勒尔的看法,在理论上和大多数现实环境中,安全是双赢或多赢性质的,而生性不足的“位子价值”是单赢性质的:安全“既可以共同向往,也可以共同分享,而不减少任何一个行为者对它的享有”,位子价值却非如此,例如“倘若每个国家都有(显赫)地位,那就没有哪个国家是如此”。很明显,“位子竞争”乃是多少改换了形式的传统国际斗争,而世界经济和技术越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成长,这类竞争就有可能越突出甚至越尖锐。

  

   有必要强调一下“1914 年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大国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可以同它们之间的经济(甚而相当大程度上连同文化)互相依赖看似矛盾地并存。问题在于,“政治冲动可以比经济需要更为有力”,何况往往还有对立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理念等一向强劲的力量与这“政治冲动”一齐起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一位德国著作家颇为与众不同地写道: “世界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大整体,在其中一切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一切也都互相碰撞,互相冲突。”可以认为,撇开其中修辞性的夸张,这句哲理似的断言多少也适用于全球化潮流中的当今和未来世界。

  

二、当前的变更倾向与全球治理难题


   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或共生的跨国价值取向可以称为“全球政治文化”。当前,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朝本土主义 — 民粹主义 — 民族主义方向变更。不仅如此,与冷战结束以前任何时候相比,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其主要内涵是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结果而大为提升。在如此的基本生态中,全球治理规则在一系列功能领域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空前的困难。

  

   与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也与治理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共同问题和跨国问题的紧迫需要相悖的是,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黯淡或渺茫。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中东西亚难民大潮、“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或所谓“保护责任”即干预或干涉主义,“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众所周知,就这些问题而言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罕见的重大例外是 2013 年后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那是依凭中国的巨大奉献和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七国长时间艰难协商而实现的伊朗核协议也是如此,中国的贡献亦非同小可。然而,现在这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势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出都在发生重大的负面变化。

  

   除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甚为严重之外,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四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 “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有历时多年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思想滥觞和舆论流行,但目前世界性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内唯一屡有真实的定夺权威和下令权能的,仍只是 1946 年设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其实,所有这些都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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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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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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