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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民 林东晓: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

更新时间:2019-07-01 21:38:31
作者: 林利民   林东晓  


   最早论证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研究员。2016 年,袁鹏研究员发表《中国、美与国世界新秩序:四百 年未有之变局汃系统地提出了中美关系“新常态”概念,并认为中美关系“新常态”包括四大方面:中美关系主要矛盾及两国关系的“背景和主题”有变化;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上升;中美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在“同步发展”;美国对华战略“正呈现某种新的框架或某种新的思维” 等这是有思考深度的。心由此进而论之,中美关系何以从尼克松首途访华以来延续30 多年的”常 态”进入所谓“新常态”?如何准确把握中美关系进入所谓“新常态”的时间点和原因?中美关系“新常态”有哪些具体内涵、特点,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中 美关系的变化态势?在中美关系“新常态”下美国对华政策将有何变化?中国又该 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对于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有待于学界、战略界进 行更深入的探讨。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首要内涵与特点,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由冷战后落后千西方各主要大国到陆续超过意法英德日 等西方主要大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再经过大约不到“一代人”的时段,超过美国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事实上,美国有学者在2011 年曾预测中国经济总扯超美的时间点是 2027 年心 而在 2014 年,国际上已有机构按购买力平价评估中国经济总最,宣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动态比较,冷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 8 倍,现在降至 1. 7 倍;1993 年,中国人均GDP 只及美国的1/ 34, 而今则提升到美国的 1/ 7 心 正是基于中国加速崛起并大大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有人宣称冷战后出现的美国“单极时刻” 已经永远终结应以此为背景,中美关系就由过去数十年、甚至由过去一个多世纪以 来的“一俯一仰”关系演变为相对平等、平衡的“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以及”崛起国” 与“守成国”的关系。这种基于力量对比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变化,必然要引起中美 关系其它方面尤其是相互关系模式的变化,所谓中美关系“新常态”正是这一变化的 必然结果。鉴千 2010 年是中国超过日本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起点,因而这一年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向“新常态”过渡的起点与里程碑。事实上,正是在2010 年,美国 高调宣布要“重返” 亚太,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周边进行"9? 11"事件后最全面、最系统的布局,包括奥巴马出访印度、印尼及韩日等亚 太四 国,希拉里出访越柬马等七国,美航母进出黄海,与印韩日等频频举行大规模联合军 演,积极推进与印越蒙及印尼等国的战略关系,提出“阿一巴“新战略和“新丝绸之路计划”,干涉缅甸政局,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及中日钓鱼岛争端,明确宣称《美日安保条 约》第五条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应在此前后,美情报委员会还发表题为《转型 的世界:全球 趋势 2025 》的战略报告 ,美国务卿希拉里则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一文,皆把中国视为堪与前苏联等量齐观的战略对手。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二重内涵与特点涉及中美互动的战略模式。中国因长 期处于较弱势地位,过去30 多年间一 直把美 国视为最 主要的交往对象,因而对 美外交的目的性高于工具性;美国则相反,因其长期居高临下,是强势一方,其对华战略 的工具性长期高于目的性,不仅尼克 松 访华以 来 的 40 余 年间 如此 ,近代百余年来亦皆如此。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美国学者也承认, 自尼克松访华后,尽管美国谋求与中国搞战略合作、奉行“接触”政策,但其根本目标 则是要按美国的需求”塑造”中国,并哀叹这种对华”塑造“战略已经全面”失败”。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目的性将高千工具性,即是说,美国虽然依然不放弃其以中国为战略工具的战略”习性”以及其“塑造”中国的企图,但将越来越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本身为其直接战略目标,其他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服从对华战 略而不是相反,这正是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另一重内涵与特点。对于中国,这一点 是祸是福,既取决于美国的决策与政策表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新常态”下的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三重内涵与特点涉及中美关系的内容与态势。进入“新 常态”后,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合作空间,并有新的拓展空间,但中美之间的竞争、斗争将更直接、更激烈,对于对方也更加命运攸关 。自尼克松首途访华以后的 30 多年间, 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一直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与一个较弱的、多极之一的一般大 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新常态”下的中美竞争与合作则是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 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是这后一点,规定了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面与合作面不仅同时增大、深化,更将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而不限于最的增大。就竞争面而言,“新常态”下的中美竟争、斗争,具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竞争与斗争的内涵与特征,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由一般性的利益分歧、冲突及一般性国家间普遍 存在的“安全困境”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斗争,即所谓“零和游戏”,甚至使中美关系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应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则中美间的一切分歧都将纳入 竞争、斗争范畴,两国之间的合作即使不致完全中断,也可能像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那样停滞或缩小至最低限度。即是说,中美之间此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有可能 演变为只讲竞争不讲合作的所谓“零和游戏”和“新冷战”。时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论“在美国主流媒体甚嚣尘上,并开始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正是对于中美关系“新常态”下这一新特征、新内涵的悲观主义反应,这一点值得中美双方的学界、战略界、尤 其是决策者予以特别关注。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四重内涵与特征在于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全面、更无所不包,更能对国际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中美两国的 GDP 之和在 2010 年约占世界GDP 之和的40 % , 进出口之和也约占同样的份额,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么以中国为头号贸易伙伴,要么以美国为头号贸易伙伴。目前中国经济仍以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态势继续向前发展,其经济总量每隔五六年就相当于新增加一个日本;而美国的经济增速则高于欧日以及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在安全方面,中美两国的军费开支之和超过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60 % 。美国仍然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 而中国在“第三世界”及亚太影响力极大。中国建立亚投行及推进”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功,表明中国对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影响,并开始具有“设置”议程的动力、能力与号召力,而这一领域在过去一向为美国及西方所独享。中美两国在规模与综合实力上已经开始把世界其它力量中心甩开并还将继续甩开。2018 年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毁约”表演,最终集中表现为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世界各国也 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于中美贸易战,世界经济及安全前景也日益取决于中美贸易战如何落幕以及中美在其它领域的博弈,其它国家既在观望,也有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的盘算。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对国际全局产生影响。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段,中美关系对国际全局的影响,只会继续增大而不会缩小。

  

   最后,分析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不能不涉及世界相互依存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古希腊各城邦小国寡民,其经济带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 点,各城邦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不大,这些希腊城邦间的战争更像是部落械斗和掠 夺财富,战争根源最多可以归结为所谓“安全困境”,无关”崛起国“及“守成国”之间的争斗。这正是“修昔底德陷阱说“对于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现实解释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战前全球化快速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增大,英德之间在经贸方面 也高度相互依赖,但这些也与21 世纪的全球化以及相互依存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产业链、经济链,中美各自分别是这种全球产业链、 经济链的主要环节。全球化的这种新态势业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严重对立,却在经贸方面高度相互依存,以至有人用“中美国“和“利益攸关方”这种新概念来表述中美相互依存关系, 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但使得当今的中美关系不同千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尼克松访华以后头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心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常 态”的另一重要内涵与特征,表明中美关系“新常态”与“全球化”突飞猛进及世界高度相互依存性这一新现象密不可分。中美间的高度相互依存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世界相互依存特性,而后者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制约中美关系的变化态势。

  

三、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


   尽管驱动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主要变量是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美中之间形成世界”老大” 与“老二”、“守成国”与“ 崛起国”的竞争关 系,2010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进人“新常态”的起点,但这仅仅是广义而论。美国真正找到如何应对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及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因应之策,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实际上,"9 ? 11"事件后10年间,中国发展速度超快,几乎是“爆炸性增长”,而美国则在" 9 ? 11" 事件后 10 年间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反恐及维持“单极霸权”的困境中,加快了相对衰落过程。两相对照,中美关系、大国关系、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及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对美国而言,具有很大的“突然性”,美国方面对此一变化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心因此,面对由中国突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及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变化,冷战后一直陷入“单极自恋“情结的美国战略界一时茫然无措。奥巴马2010 年发表谈话,声称美国“欢迎崛起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国家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并不表示美国已经接 受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更不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找到了如何应对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的 策略,而只是表明美国开始了艰难的 政策选择过程。约瑟夫·奈 当时发 表的有关中国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的“宏论”更像是给沮丧的美国战略界”打气,,'也不是讨论应对之策。此后美国战略界一直在讨论有关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为世界”老 二,,'即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对策。到 2015 年前后,这场讨论才进入高潮, 而且美国战略界除对于尼克松访华以来40 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这一点上有共识外在其他方面仍没有形成共识。

  

根据何汉理的看法,在 2015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在讨论对华决策时,依然是“现状派" ( Stay the Co urse) 、“大交易派" ( Strike a Deal) 、“强硬派" ( T ough en Up)三派并立。直到2016 年下半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对华”强硬派”才开始占上风心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说”也一时成为美战略界的时髦话语应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美国总统,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其适时提出“美国优先“论,以之为竞选口号,适应了中美关 系“新常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放大了对华竟争性因素, 奉行较奥巴马政府更“僵硬”、更突出对华政策的竞争性,把中国定 位为美国在 21 世纪的“首要”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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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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