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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

——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

更新时间:2019-07-01 21:35:08
作者: 章永乐  

   美国力推的国际法改革,其核心是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如前所述,1928-1929年美国推动了《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要求各国放弃将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在作于1932年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中,施米特指出,《巴黎非战公约》的要害就在于美国这个非国联成员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公约无法被并入国联的章程,而美国可以利用公约的模糊性(尤其是在“战争”定义上的模糊性),来决定何谓“战争”。美国善于利用一般的、尚无定义的概念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表现。[33] 毫无疑问,在施米特看来,魏玛民国是美式“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如何革新一战后被“帝国主义”浸染的国际法呢?1939年5月,正在德国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施米特在《德国法学研究院院刊》上发表《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一文,批判美国背离了其19世纪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在此文中,施米特将“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认为“只要一个具体限定的、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的大空间的思想得到坚持,门罗主义便始终是真实的、未掺假的”。门罗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包括全球和人类的普世主义的世界原则,后者从本质上便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 [34] 施米特举出的例子是,1931年德国人非常期待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就是被常设国际法院中的一个古巴法官搅黄的——实际上,正是关税同盟的失败,给魏玛民国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促成了纳粹党的上台。但更重要的是,普世主义为不属于本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此,施米特再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

  

   美国从“真正意义上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在施米特看来,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滥用门罗主义,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元外交,但源初的门罗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毫无关系。在批判罗斯福的基础之上,施米特进而严厉批判威尔逊:“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作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这一的地区思想转用于其他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推延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由此,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干涉与它无关的区域事务。真正的门罗主义拥有空间边界意识,但威尔逊主义没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和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35]

  

   在此文中,施米特同时还剖析了美国对日本推行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的反应。他指出,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励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将门罗主义转用于亚洲,其出发点在于“从经济上为美国资本开放东亚”,这种东亚门罗主义的用意,在于将中国变成英国与美国的殖民地。[36] 而当日本试图模仿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的时候,各路理论家就披挂上阵,要么论证当初的门罗主义实践已经过时,要么论证日本没有资格按照美国当初的门罗主义先例来行事——日本“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态,迎来的是美国的一巴掌:“你也配姓赵?”而施米特则对美国的反应持批判态度。这就表明,在1939年,他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视为一种值得同情和支持的主张。

  

   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中,施米特进一步将德国式的“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此文标题中的“帝国”,对应的是德文“Reich”这一概念,但中译本将其翻译成“帝国”,很容易与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开距离的具有普世主义色彩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来,英美现在就是这种普世的、无空间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如果要强调Reich与Imperium的区别,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将“Reich”汉译为“政域”。在这篇论文中,施米特指出,Reich是“领导性的和承载性的大国,后者之政治理念辐射着一个确定的大空间,并为了此一大空间而从根本上排除空间外大国的干涉”。[37] “大空间”内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国家,它们并不是Reich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并没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Reich也不仅仅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的领土性国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机械的统治机器,而是“本质上有民族的规定性”[38],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在1939年的语境中,施米特所说的Reich当然指向一个比当时的德国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这个Reich在其主导的“大空间”中应当主张何种具体的政治理念,施米特语焉不详。但他明确强调的是,Reich将按照门罗主义的先例,排除域外势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大空间”在全球秩序中的独立性。

  

   如果说近代经典的国际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国际法,是以“大空间”作为更重要的空间单位。空间单位的扩大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飞机、无线电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空间界定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更大的空间单位,才能够发展有意义的合作。以“大空间”为支点的国际法越出了经典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但也拒绝了超国家的普世主义的国际法——后者在施米特看来从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以Reich为支点的国际法使得民族有机体能够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掌握国家机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视野中,一个理想的地球秩序,应该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大空间”,每个“大空间”里都有一个由主导性民族创建的Reich,并奉行该主导性民族的世界观理念和原则。

  

   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施米特这一理论服务的是德国的重新崛起。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人散居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等不同国家,无论是“Reich”还是“大空间”,指向的都是一个将中欧不同国家整合起来、并确立德国领导权的架构。因此,在一战之后德国重新崛起并对外扩张的过程之中,施米特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反对者——当然,当德国吞并波兰之后继续进攻苏联之时,我们有理由怀疑希特勒的决策已经超出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允许范围,因为此时德军进入的已经是俄罗斯人的“大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施米特只是众多诉诸门罗主义的德国政治-文化精英之一。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1939年3月讨论瓜分波兰时,就引用了门罗主义的先例。而希特勒也在1939年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诉诸门罗主义,论证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方式与美国在中南美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以回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质疑。[39] 一战之后,在德国领导之下建设一个更大的欧洲区域政治单位的思路也并非始于施米特,早在1925年,德国学者瓦尔特·福格尔(Walther Vogel)就论证,德国恢复自身声望的方式就是超越原有的民族国家,领导建立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新欧洲政治单位。[40] 但施米特对于门罗主义与“大空间”的思考十分系统和深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理论是否对德国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实质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理论诞生不久,就在日本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日本:从“亚洲门罗主义” 到“大东亚共荣圈”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公共舆论中既有“脱亚论”,也有“兴亚论”:福泽谕吉于1885年曾作蔑视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的《脱亚论》;1893年樽井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以“黄种人”为号召,鼓吹中国、朝鲜与日本三国“合邦”,可谓“兴亚论”的力作。然而日本著述者在“门罗主义”与“兴亚论”之间更为直接的类比,应该出现于甲午战争之后。“兴亚论”代表人物之一头山满曾指出:“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一口号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抵制西洋诸国的暴慢并驱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亚洲主义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义务,在于以日本与支那的双肩为基础的日中提携,其先见之明与达识雄图至今仍敬服不已。”[41]

  

   所谓“霞山公”,即日本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公爵。1898年,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该文如同樽井藤吉一样,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地位:“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近卫主张“中国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的命运”,这就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42] 同年11月,在接见来访的中国流亡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时,近卫笃麿又阐述:“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43]

  

   不过,虽然近卫笃麿位高权重,日本政府当时的官方政策却不能说是真正的“保全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益甚多,引发欧洲列强不满,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中国的清政府又极其虚弱,日本政府在欧美列强之前可谓处处小心,根本不敢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门罗主义。 浮田和民1901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与教育》就表达了这种情绪:“虽欲提倡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的日本式门罗主义,但为其落后时代而颇感无奈。日本今日唯一得以倡导之帝国主义,只能是基于国际法,向欧美诸国充分伸张本国人民权利,同时扶植亚洲各国独立,为此而诱导促其改革而己。” [44]

  

   然而,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形势为之一变。1904年10月23日,曾在1898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发表题为“论东亚之和平”的演讲,称“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我日本与支那同种同文,实不可磨灭之事实。” [45] 大隈同时认为在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代表世界文明潮流,必将打败对抗世界文明潮流的俄国。大隈这一宣言从种族和文明的角度解释日俄战争,被东京各大报章视为“大隈主义”之表达。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被西方列强承认为世界第一等级国家的俱乐部“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的一员。中国国内报章也纷纷将日俄战争解释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而日本在南满建立势力范围,也被日本的门罗主义者解释为对中国的“保全”——即帮助了同属“黄种”的中国,防止满蒙沦丧于属于“白种”的俄国人之手。

  

日俄战争后,美国试图在日、俄两国之间协调,主持召开朴茨茅斯会议。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称,1905年7月8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与他探讨即将召开的朴茨茅斯会议的过程之中,提出日本可以推行“亚洲门罗主义”(Asiatic Monroe Doctrin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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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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