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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

——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

更新时间:2019-07-01 21:35:08
作者: 章永乐  
于是,欧洲列强又可以通过国联这个机构,对美国与美洲事务指手画脚,但这就违反了排斥欧洲干涉的门罗主义传统。波拉希望美国能够在外交关系中保留单边决定权,而非被欧洲的外交家所牵制。[22]

  

   1920年8月19日,威尔逊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到白宫召开听证,试图说服参议员们接受他的主张。威尔逊对第10条的解释是,国联行政院一致通过的投票结果只是一种建议,美国对其要负担的义务是道义而不是法律上的,美国国会有绝对的自由对要求采取行动的所有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批评者认为一旦加入国联,第10条必然为美国带来法律上的义务。威尔逊也回避了大英帝国在国联中拥有6票所带来的影响问题。[23] 按照威尔逊的解释,美国可以说是“既在此世,又不在此世”,它向全世界倡导一系列普遍原则,但美国自己却可以无需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而且随时可以退回到一个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避风港。对于反对派而言,这听起来太美好,不像是真实的。于是,这次听证会的效果,是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了双方的分歧。在无法说服参议员的情况下,威尔逊决定诉诸舆论,在全国展开了巡回演讲。但威尔逊在旅行过程中中风,最终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这种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接下来白宫与参议院的沟通。

  

   而洛奇仍在继续努力把温和保留派争取到自己一边,在9月5日向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四项保留提案。第一项是美国可以无条件退出国联;第二项是除非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不承担第十条以及相关条款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第三项是国联不得干预美国国内事务,而美国有权自行决定何种事务是国内事务;第四项涉及对门罗主义的解释:“经美国判断,涉及或与其长期确立的政策,如一般所知的门罗主义有关的问题,美国不接受国联大会或是行政院根据该和约提出的质询和仲裁;门罗主义只能由美国解释,而且在该国际联盟的判断权限之外,并完全不受对德和约规定的影响。”[24] 威尔逊在11月3日收到的洛奇即将提交参议院的议案,基本与9月5日版本一致。威尔逊激烈批评第十条的保留挖掉了盟约的核心部分,会使美国在联盟成员国之前颜面尽失,拒绝作出任何让步。

  

   在白宫与参议院围绕国联盟约拉锯的时候,新一届的总统竞选也拉开了大幕。威尔逊希望能有第三个任期,但未获提名。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James M. Cox)忠于威尔逊的国际路线,在竞选中大力捍卫国联盟约第10条,认为它包含着门罗主义的精神,是将美国在中南美洲所取得的成就扩大到整个世界,并宣布他当选之后会将批准《凡尔赛和约》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25] 共和党候选人哈定(Warren G. Harding)采取的宣传战略是将考克斯与威尔逊绑定在一起进行攻击。而威尔逊也不断将正在到来的总统大选称为美国人民对于两条国际战略路线的“庄重的全民公投”(solemn referendum)。但事实证明,威尔逊已经是民主党的“票房毒药”——在1920年11月2日的大选中,哈定获得的选民票比例比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多出了26.2个百分点;共和党人在参议院补选中也获得大胜,控制了参议院绝对多数。从1921年开始,共和党连续执政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

  

   共和党政府抛弃了威尔逊主张的国际联盟,但美国现在已经是许多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债权国,拥有大量海外投资,其全球利益并不允许美国政治精英放弃对美洲之外国际事务的参与。因而,即便从威尔逊后退,也不可能退回到19世纪。我们可以从美国参议院对美国参加的国际事务的态度,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精英们所采取的外交策略。1921年,美国召集召开华盛顿会议,英、日、法、美四国次年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终结了英日同盟。共和党人主导的美国参议院要求增加一个宣布本条约不包含任何涉及武力使用、结盟和共同防御义务的修正案,在该要求实现之后,才批准了条约。而同一个会议达成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条约》)以及《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通过美国参议院批准就相当容易,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两个条约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刚性的义务约束。在目睹威尔逊的失败之后,哈定政府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参与美洲之外的国际事务,一方面努力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避免加入国际联盟或任何双边同盟关系。这可以说是在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之间的一个折中。

  

   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推动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拒斥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26] 美国参议院几乎全票通过了这一条约。原因也是类似的,这是一项让美国可进可退的条约,平时美国可以发挥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旦真正发生战争,美国却可以保持中立,无需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义务。

  

   美国不是国联的正式成员国,但并没有缺席国联事务。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向国联召集的会议派出“非官方观察员”,这些观察员会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国联讨论中发挥作用,捍卫美国利益。考虑到大量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美国还可以通过操纵这些美洲国家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此,尽管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国,但却并没有缺席国联事务,同时也避免了为国联的任何决定承担责任。同时,美国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美元的力量使得美国能够影响许多国际事务,但无需承担刚性的政治和军事义务。

  

   美国虽然没有加入国联,而哈定政府还是有意加入与国联密切关联的国际常设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白宫在1923年拟定了若干保留,不接受只有国联会员国才能参与选举法官的规定,不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任择条款——即,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可以不必将争端提交给法院。这实际上已经使国际常设法院对美国没有实质强制力可言。但即便如此,参议员们仍然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担心美国通过国际常设法院这个“后门”溜进国际联盟。参议院激烈辩论,形成了进一步的保留意见。但美国要求过分的特权,侵犯了国联的权威,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国联行政院提议进一步协商,白宫则视之为畏途,表示了拒绝。 [27]

  

   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国对美洲之外国际事务的参与,基本保持着这样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既希望通过参与国际事务进一步扩大美国利益,但又害怕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陷入到其从19世纪以来一直视为泥淖的欧洲事务中去。因此,其政策思维的基点,仍然是对两个半球的划分。门罗主义塑造的空间思维传统在美国国内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必须等到1941年底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才敢于打破中立状态,带领美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这距离标志着威尔逊路线大溃败的1921年政党轮替,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三、卡尔·施米特的回应:“大空间理论”作为德国的门罗主义


   尽管美国未能加入国联,但国联盟约第21条却包含了对门罗主义的让步。而这就开辟了一个先例,即强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划定势力范围,使之免于国际联盟的管辖。美国开了这个口子,就有其他列强像《阿Q正传》里的阿Q一样,宣称“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德国与日本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例子。两国的政治与法律精英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美国的门罗主义传统中寻找更为普遍的原则,并将其与国联的普遍管辖权对立起来。

  

   我们先从德国开始。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沉重打击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但由于列强之间的分歧,这种打击又没有达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罗马对迦太基之惩罚的严厉程度,保留了德国东山再起的潜能。德国主流政治精英对巴黎和会产生了极大的屈辱感乃至复仇心理。而战后国际体系的紊乱,也为德国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理论活动的基本历史背景。他首先致力于批判美国的普世帝国主义以及威尔逊提倡的国际联盟,继而提出以“大空间”(Gro?raum,日本国际法学家将其翻译为“广域”)为基础的新国际法设想。

  

   施米特对美国与国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以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与国际公法作为参照。在19世纪,尽管有美国的门罗主义制约欧洲列强,毫无疑问的是,就全球范围而言,欧洲处于最为强势的地位,而一战后的欧洲失去了这种地位。但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公法现实地致力于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尤其是,它并不将敌人视为道德上低下的罪人,凡是遵循战争程序的交战方,都被视为正当的敌人。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将德皇威廉二世列为战犯并要求审判,尽管审判最终没有发生,这一要求本身,就已经背离了19世纪经典国际法。威尔逊试图以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将敌人视为“罪人”的观念和实践。而这给德国精英带来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早在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的一年,施米特即撰文《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提醒德国舆论界,国联在某个西方大国(在此应该指美国)之前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在此指向德国)之前则摆出一副严格执法的庄严面孔。国联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它可能会激发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28]1928年,施米特在《国际联盟与欧洲》中批评国联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也不是真正的普世性联盟。[29] 1936年,施米特又撰文《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批判一个国联成员国(意大利)吞并另一个成员国(埃塞俄比亚)的乱象。两篇评论指出国联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徒具普世表象,但其成员却缺乏最基本的同质性,尤其是列强对于彼此之间的政治空间边界,缺乏基本的认同。没有清晰的政治空间划分方案,即便有各种纸面上的国际法规则,也不可能解决那些涉及列强的政治冲突。

  

   美国并没有加入国联,但这不影响施米特从国联的运作中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在施米特看来,美国在国联体制中,一直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扮演着一个仲裁者的角色。[30] 美国何以确立这种地位?1919年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的美国加入国联的前提条件,是国联将对门罗主义的承认写入了其章程第21条,而这意味着国联对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个非美洲国家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弃了实质的管辖权。西半球仍然是美国专属的势力范围。同时,由于一系列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并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却可以从实质上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操纵。由此,美国与国联的关系,成为一种神奇的“缺席”与“出席”的混合。在国联时代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都有美国公民的参与,但他们往往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31] 美国人所习惯的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影响国联的诸多事务,但又不需要在政治上承担责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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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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