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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国家与正义——兼评霍耐特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路径

更新时间:2019-07-01 17:59:21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摘  要:黑格尔是最早把现代性作为问题来思考的哲学家。他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危机的剖析,基于自然法来形塑“伦理性”国家,以解决市民社会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构建起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正义论”的“国家正义论”。但是,在西方主流正义论话语中,黑格尔的“国家正义论”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德国著名哲学家霍耐特为改变这一状况,致力于“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的系统工作。其意义应予充分肯定,但其路径却颇值得怀疑。如果不从黑格尔法哲学的文本阐释出发,不遵循黑格尔法哲学的“形而上学”框架,黑格尔“正义论”将“国家”视为自由与正义这一伦理理念之现实化的“场域”、基础和保障这一根本特点就不能得到合理承认,将黑格尔的“国家正义论”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就不能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真正的“再现实化”。因此,我们应当回到黑格尔法哲学的文本本身,阐明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作为“伦理性丧失”的中介环节如何通过“国家”的监管和塑造,在一个作为伦理理念之现实化的“现代国家”即“社会国家”中,使建立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正义”真正具有可实现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正义 国家 伦理理念 市民社会

  

   无论从其早期即耶拿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是晚期的法哲学课程讲演来看,黑格尔的实践哲学都显示出,他在努力构建一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伦理、又经过对现代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改造而超越现代自由主义、力图解决现代危机的现代正义理论。他从柏拉图那里吸取了正义之为城邦政治的伦理原则这一总的前提,而现代自然法理论则使他明确,必须把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作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涵。所以,他既批判柏拉图的古典城邦正义抹煞了个人的无限自由人格,也批判现代自然法理论以契约伦理模型来建构社会和国家的原子主义基础。黑格尔对古代伦理和现代伦理的批判所依据的资源,既有他早期神学批判的成就,即从耶稣身上领悟到一个(犹太)人如何超出自己狭隘的民族意识而从圣灵中感悟“绝对伦理”的教化,也有从康德的理性主体性、赫尔德的民族精神、费希特的自我他我相互承认和谢林的“绝对”理念中继承得来的理性法的诸要素。正是在对这些古今哲学理性精神的综合创新中,形成了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理念,他的实践哲学即他的“法哲学”才臻于完成。如阿维纳瑞所言: “正是在这种对古典共和国的Virtus[德性],希伯来律法和基督教的爱的关注背景之下,黑格尔才能建构出那种必然超越如他所言的基于财产及其安全的概念之上的机械论的、个体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忠诚模式。[1]

  

   但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既受到青年马克思的批判,也受到自由主义的拒斥。一直到1945年,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依然把黑格尔当作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死敌,是柏拉图主义通往现代极权主义的重要桥梁。在此期间,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新黑格尔主义盛行,但黑格尔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家的正面形象还是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实践哲学开始复兴,黑格尔哲学才真正迎来一次次光荣的“正名”。这些“正名”工作大大得益于黑格尔传记作者罗森克兰茨(K.Rosenkranz,1886-1929)《黑格尔与国家》[2](1920)和伊尔廷(K.-H.Ilting)系统编辑和评注(包括对同时代人评论的评注)的《1818-1831年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3]的出版。前者最先开始了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最为广博的文献梳理和评论,特别是围绕黑格尔不同时期关于国家的思考进行的评论;后者以关于黑格尔不同时期法哲学讲稿与时代问题的直接联系的考证和评论及最为翔实的文本资料,反驳了把黑格尔视为官方哲学家和“君权神授”专制国家辩护者的论点。随着伊尔廷编辑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著作传到英美世界,加之20世纪40年代以翻译和研究黑格尔法哲学著称的诺克斯(M.T.Knox)所做的“平反”工作,黑格尔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哲学家的正面形象才开始确立起来。

  

   但是,由于罗尔斯20世纪70年代《正义论》出版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及之后长久不衰的影响力,当代正义论的主流话语就一直被“罗尔斯—康德”这一主线牢牢地占据着。黑格尔的正义论虽然一直受到那些被称之为共同体主义者的学者们的推崇,但总体上被拒斥在这一主流之外。最近二十年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法兰克福学派当代主将霍耐特教授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黑格尔正义理论对于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重构出来,因此他的研究所形成的影响,可以说确实把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但是,霍耐特教授对黑格尔正义论的重建工作明显地是以牺牲黑格尔正义论的国家框架来完成的,即把黑格尔的正义论从“国家”层面的最终完成下放到“市民社会”层面,成为他所说的“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而这正是本文所不能同意的。因此,本文先从分析霍耐特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的路径入手,指出他所谓的“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偏离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轨道;之后再从黑格尔的文本出发,论证“市民社会”不能承担“正义”现实化的任务,从而阐明“社会分析的正义论”解决不了当今世界不正义的问题;最后进一步分析黑格尔的“正义论”需要有一个“现代国家”来承担实现正义的伦理使命。这样的“国家正义”才能使“社会正义”真正得以实现,并为规范秩序正在瓦解的当今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罗尔斯—康德”路线的正义论模式。

  

一、霍耐特“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偏离


   几十年来,霍耐特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以重构出一种黑格尔式的正义论,并使之融入到当代正义论的主流话语中去。对此努力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尤其它是基于当代黑格尔主义者复兴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努力成效甚微这一前提,更使我们对其工作充满了很高的期望:

  

   在当代哲学处境中,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复兴,甚至,这种复兴显示出为克服分析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鸿沟开辟了道路,但是,他的法哲学迄今为止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讨论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相反在这里,……在广泛的前沿领域发生的是向康德传统的理性法范式的回归,这种范式本质上统治着从罗尔斯直到哈贝马斯的论争。而恰恰是这两位作者也在为他们具有康德主义烙印的正义观念谋求一种现实化的、甚至简直是向社会科学嵌入的方式,因而使得黑格尔法哲学作为理论上的榜样在这方面很少能够起到任何一种确定的作用。通过诸如查尔斯·泰勒、迈克尔·沃尔泽或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这些被归于“社群主义”名下的如此不同的理论家们做出的某些人为的综合,也发生了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反向运动,[可是]在与此相关的总体处境上,它却未能改变什么。[4]

  

   确实,这些“社群主义者”复兴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并没有让黑格尔式的正义论赢得主流的承认并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判断本身无疑说出了不争的事实。在这一事实面前,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公:黑格尔在其早期开始法哲学的研究时,就已经发现了康德、费希特政治哲学的不足,从而在超越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建立了自己的法哲学,但最终依然是康德那种在黑格尔看来明显具有严重缺陷的正义论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这样一种事实,说明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有重视黑格尔对现代世界的诊断,从而并没有真正把握到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因为黑格尔是对现代性危机最早具有深刻意识的哲学家,[5]他的法哲学就是基于其对现代问题的诊断,为现代规范秩序的建构提供的一套既区别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由主义,也明显不同于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的方案。而迄今为止,一方面是黑格尔的正义论方案被忽视,一方面是主流的正义论在规范秩序不断瓦解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对霍耐特推动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的思想努力具有非常高的期待。

  

   霍耐特这一工作从1992年的《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就开始了。2000年,他出版了《正义的他者》这部政治哲学文集,依然是在继续推进他的这一主题。到他2001年出版《不确定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我们就十分清楚他对黑格尔正义论的重构所采取的立场。2011年出版的《自由的权利》,则最为系统而充分地阐发了他按照黑格尔法哲学方式来重构的一种完全现代性的、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充分实现的现代正义理论。

  

   但是,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把黑格尔的正义论定位为一种“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所谓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就是“以社会分析为形式去阐发一种正义理论”。它包含四个前提:第一,把决定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和理想作为分析的先决条件;第二,理解正义概念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价值,因为正义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内部以恰当的机制或实践所普遍确认的价值;第三,从社会实践的现实多样性中梳理出一种确保实现普遍价值规范的机制或方法论;第四,这一方法论的使用,不会导致只是对现存伦理机制的确认,而且能够同时体现对它所确认的普遍价值的公开的批判。[6]

  

   不难看出,这一“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并非是黑格尔原本的思路,甚至与黑格尔法哲学恰恰是相反的,因为在黑格尔这里,第一,必须有一个致力于自由和正义实现的国家伦理理念,“市民社会”才能得以存在,只有在市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产生出代表普遍意志的价值理念,否则,在市民社会不能存在的条件下,“社会成员”不可能“共同拥有普遍的价值和理想”,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这个先决条件就不存在;第二,必须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离为条件,市民社会的正义一方面依赖于社会自治,另一方面依赖于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制度建构,从而监管和完善市民社会的自由和自治,这些都不同于霍耐特所说的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价值和理想及其机制。因此,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黑格尔的正义论是正义理念通过社会和国家这种规范性的实体来实现,而霍耐特的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则只是把共同的价值和理想作为社会生活的规范条件来建构。

  

   可见,霍耐特只是表面上依赖于黑格尔法哲学,实质上是严重偏离黑格尔的法哲学来重构一种社会正义论。我们必须问的是,难道霍耐特自己不清楚,他是以偏离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来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再现实化”吗?

  

   在《不确定性之痛》中,霍耐特明确提出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有两条可供选择的策略或路径,即“直接的再现实化”和“间接的现实化策略”,并非常清楚他选择第二种策略所具有的风险:

  

   在做这样一种诠释规划时我当然完全意识到了这一危险还真是有可能存在的:[黑格尔]这部著作的真正实质内容在所有的现实化努力中从我们眼前消失,而且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糟糕的了:似乎真的用不着对黑格尔的文本进行咬文嚼字的辨析反而更容易将一种充满规范性内容的社会理论呈现在《法哲学》这个标题下,并最终从中展示出来。[7]

  

我们自然会问,既然明明知道这样做有可能让黑格尔正义论的“真正实质内容”消失不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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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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