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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著书者之笔与清代志怪的衍化

更新时间:2019-06-29 13:44:25
作者: 王昕  

   内容提要:早在“反迷信”一类的近现代话语出现之前,志怪就开始了自身的解体过程。清代“著书者之笔”是以诠释为特点的志怪,立言性和知识性导致传统知识谱系中志怪话语方式的解体。“西洋”作为新的“殊方异物”,为梳理志怪的衍化提供了知识性线索。自《山海经》始,志怪就成为中国古人阐释和接受异域风物的方式与框架。清代小说对西洋的“志怪”包括因袭与阐释两条路径:用传统的志怪话语叙述新见闻,使之成为“熟悉”的怪异模式;“著书者之笔”的“释怪”与“寄所欲言”,使怪异成为考据、议论的对象,志怪成为“释怪”。两种衍化殊途同归,隐含着志怪解体的必然性。清代西洋元素渗入志怪题材,虽没有形成系统连贯的类型与主题,但其体现的志怪“无怪化”倾向,却是观察这一文体性质及其走向必然解体的重要线索。

   关 键 词:志怪  西洋  著书者之笔  tales of mystery and the supernatural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pen of the writer

  

   以叙述怪异方式记录远方之人事,乃古代志怪中的“殊方异物”。以志怪方式阐释和接受域外文明在中国古代渊源久远。自《山海经》、《博物志》等早期“地理博物”类志怪始,华夏之外就是山多怪兽、水多怪鱼、蛇而生翼、能飞能鸣(鸣蛇)的殊方异域。此类志怪中的殊方异域,反映了中土民众对境外他族的集体想象,潜隐着凝聚本族的文化功能[1](P204)。

   晚清“新小说”以反对旧小说中的怪力乱神为起点,将国民之冥顽蒙昧归因于旧小说的神怪内容。此类因愤激而言过其实的判断,乃针对民间风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类的白话小说。文言志怪小说的解体与白话小说怪力乱神内容的终结,并不总是处在同一条逻辑线上。志怪在清代的衍化与衰落正体现了传统知识话语的困境。在传统学术分类中,“志怪”属于“子部小说家类”,也就是纪昀所谓的“著书者之笔”,是具有某些学术含量的著述。清中叶后,志怪因《聊斋志异》的影响而重振,相当多的知识精英以此为著述方式,产生了100余部志怪小说,其中包括纪昀、俞樾、王韬、薛福成等硕学名家之作,还有很多清人著述、笔记中掺杂的怪异记录与传说。在这些志怪小说中,西方社会的器物风俗成为怪异内容的一类。这些西方人物与器物在志怪中的书写方式,恰可作为梳理明清志怪衍化有意味的线索。

  

   一、志怪模式与西洋之“怪异”

  

   小说常被定位为文学性,在诸多记录中西交流的文本中,志怪化的异域书写常被忽略。因为,志怪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属“子部小说家类”,在唐代以前属于“史部杂传”,是位于子史之间的著述。清代主持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昀把自己所写《阅微草堂笔记》称为“著书者之笔”,也就意味着志怪是包含某些学术性质的一类著述。这类著述所包含的社会信息要远大于文学性的虚构性叙事,这是我们以清代志怪中的“殊方异物”为线索,探讨志怪小说的著述性质及其在清末民初解体的认知基础。本文试以志怪所表现的西洋元素作为梳理和审视线索,来论述清代志怪文体的特点及其变化。

   志怪模式是相对固定而简略的“实录”形式。从记述异闻的文本来看,小说所录异闻,虽号称实录,却更具民间传说性质。民间传说以类型化、模式化为主要特征,志怪故事在口头流传或成为文本过程中都会参照某些“前文本”。因而,出现在清代志怪中的“西洋”元素,因其包裹在志怪模式中而变得熟悉亲切,而非可畏可惧。

   表现陌生地域与文化(即所谓“殊方异物”)曾是志怪的主要题材之一。早期的志怪小说,如《山海经》所记“八荒异物”,《穆天子传》所言穆天子驾八骏西征,都是以殊方异域为舞台,展示中央帝国的天下秩序。这两部志怪为后来殊方异域的书写奠定了基调。明清两代,人们以怪诞化、鬼神化手法看待西洋文明,最突出者莫过于以“鬼”称呼西人。“鬼子”、“番鬼”、“红毛鬼”以及从明代开始的西人“食小儿”记载,都将西洋人怪异的相貌、陌生的举止呼为“鬼类”,怪诞形象直观地表现了人们的恐惧。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①,而本文试以志怪中的西洋元素为线,来梳理志怪文体特点及其在清代的变化。

   清人眼中的“西洋”,可谓是一个多重的、不确定的方位,一指西域,如《阅微草堂笔记》的“西洋贡狮”;一指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沿途国家,主要指东南亚;最为常见的系指欧洲列国。这几个地方都是不同于华夏文明的殊方异域,成为各种志怪记录的“怪异”。

   志怪者记录怪异,从叙事学角度言,记录是外部的聚焦叙事,而不是内部的观察与阐释,故对怪异之事乃用夸张与陌生化手法强调其非同寻常之处。在思维逻辑上,怪异产生的基础是泛神论,即将陌生的人与事阐释为超自然的、非我族类的力量。这种叙事方式,自魏晋至明清已相对定型,变成了一个个让人熟悉的怪异母题。这是清代志怪表现西洋文化的文体语境。从作者而言,无论是袁枚式的才子、纪昀式的大学者,还是薛福成那样的维新派、王韬那样的远游四方诸国者,与东洋、西洋人士往来频密的新旧掺半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志怪这种古旧之壳来包装新鲜见闻,用“著书者之笔”书写关切与困惑,使清代志怪在古老的类型与个人化的关切之间形成矛盾与张力。

   进入志怪小说中的西洋风物,无论是器物、技艺,还是传说,大多是琐碎的片段,并作为旧有志怪模式的点缀而出现。

   (一)器物与技艺层面的西洋志怪。主要表现在以西洋器物佐证鬼神之实有。例如,望远镜之类,虽让国人看到天空上更大更远的星体,但在士人手中却适足渲染鬼神情状之真切。自明代利玛窦将望远镜携入中土,这件西洋器物就给明清小说家带来各种灵感。清初小说家李渔就以西洋千里镜为机关,构思了拉近才子佳人距离的白话小说《夏宜楼》。在志怪小说中,千里镜成为佐证神怪的用具,通过千里镜的帮助,鬼神情态得到更为清晰的描述。

   明代曹安的《谰言长语》,写士人用千里镜遥观“鬼头风”中的两颗人头相斗。而清代东轩主人的《述异记》,曾全文抄录《谰言长语》中的这篇故事。朱翊清的《埋忧集》在为鸦片战争中力抗英军的总兵陈化成立传时,也借助“夷鬼”、“千里镜”之类的元素增添可信性:“相传夷鬼尝于千里镜内照见公形为黑虎。及三月上海火药局灾,盖奸商通夷者为之。有游鱼千万,大者盈丈,浮黄浦至泖。又有巨鼍长蛇,出于炮台外洋面。”[2](P149)葛洪的《抱朴子》中就有入山道士通过镜子看到妖怪本相的故事,游鱼千万、巨鼍长蛇一类的异常现象也是天人感应说的变相。延至清代,“夷鬼”、“千里镜”、“炮台”已成为新的志怪元素。

   来自西方国度的油画技艺所触发的画妖故事,是对西洋技艺志怪化的接受。画图中的妖怪是民间故事的母题之一,“画中女”故事是唐宋志怪的一个题材类型。《太平广记》所录《奇闻录》有“画工”一则,讲唐进士赵颜见一“神画”,昼夜不停呼唤画中女子,女子终于走下画图,与之结婚生子。后二人生嫌隙,女子乃呕出百家彩灰酒,携子归于画图。此类故事被众多文学家用来构筑情节,如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柳梦梅的呼唤而从画中走出,《聊斋志异》中的《画壁》男子爱慕画中女子而腾身入画,等等。这种画作被称为“术画”,即有法术、魔力的绘画。西洋油画因其逼真和立体,再次刺激了国人对妖鬼的想象,清代流行着很多以凸凹立体之西洋界画为邪魅产生温床的妖异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僧舍美人画”即是一篇西洋画中妖怪作祟的故事。曾衍东的《小豆棚》卷十二“怪异类”也有“西洋美人画”的记载。画图之所以作怪,是因为西洋人物画的逼真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灯光寻丈之外,望之若生,流波凝睇,若接若离,可惊可怖。”[3](P201)所谓可惊可怖者,当指西洋油画阴影明暗的立体画法给明清观赏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审美体验,已超出传统中国画单一的文人画标准。中国文人画追求神似,苏轼就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而西洋画曾被国人斥为“匠艺之作”、“不入画品”。由此产生的画妖故事,也可窥见中国民间社会对西洋画艺复杂的接受心理过程。

   (二)进入话语与主题建构的西洋“怪异”。志怪发展至清代,其文体、主题和题材类型已近完备,几乎每种故事都已经过多次重写与反复组合,形成了世人所熟悉的类型与意象。所以,志怪传播与记录者很容易地为那些模糊的传闻和断续的故事找到接续组合的材料及框架,形成了志怪中熟悉的、妖魔化的西洋。咄咄而来的红毛番鬼、坚船利炮,被书本中怪怪奇奇的食人生番、八方荒怪一类的记忆系列所收编。讲述者用中国传统知识资源及经验阐释陌生、新奇的西洋。概括起来路径有三:

   1.对《山海经》式神话的戏仿。《山海经》描写异域的方式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时间静止的洪荒之地,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史诗般巨大的神迹。袁枚《子不语》“黑霜”写伍弥泰出使俄罗斯,素闻有海在北界,欲往视:“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铜人对峙,高数十丈,一乘龟,一握蛇。前有铜柱,虫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尧皇帝所立。’相传柱上乃‘寒门’二字。”[4](P530)“盘古脚迹”又言:“西洋锡兰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云是盘古皇帝开天落地之脚迹。其国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烂。”[4](P540)这类手握龟蛇的“铜人”、巨大的“盘古脚迹”尚遗留着《山海经》蛮荒宏阔的神话气息,与清代熟软、世俗的谈怪氛围相隔悬殊。

   2.书写个人牢骚的寓言性异域故事。很多志怪小说中的异域殊方,其关注点并非异域人、物的记录,而是借荒诞之说以书写牢骚讽喻,随意性较强。宣鼎《夜雨秋灯录续》“树孔中小人”写澳门岛居人仇端,从海外僬侥国小岛上捉回一家十几个“长仅七八寸”的小人,为某公买去豢养在家。这些小人儿贪财势利,持宠而骄,让人厌恶。七寸长的小人,出自《神异经》:“西海之外有鹄国,其人长七寸。”[5](P137))“僬侥国”则出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章武有人腊,长三尺余,头项中骨筋成就,眉目分明,云是僬侥国人。”[5](P139)这是一篇骂世的寓言小说,作者叙述殊方人物,乃为发此一段“藐矣幺麽,其所谓小人之尤者”的牢骚詈骂,不脱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寓言一派。

3.志怪母题的再现与变形。志怪自汉魏至明清,形成了由情节、人物和器物构成的各种母题,如因果报应、下凡历劫、人鬼恋、感生异貌、地狱巡游、画妖、胡人识宝、夜叉、桃花源、道士捉妖、龙宫故事等等。很多西洋人物和宗教元素也被纳入志怪母题的框架之中,以国人所熟悉的怪异面目出现。例如,将天主教徒巫鬼化。这种手法始自魏晋志怪中的“异僧”,《太平广记》有十二卷“异僧”故事,如僧人“慧明”、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多以道术咒语显示神通。清人对西洋宗教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魏晋志怪对佛道异端的认知模式上。志怪中的天主教神甫还从事放蛊、挖睛一类邪道行径,《小豆棚》将天主教视为与明之白莲教、清水教同样“诬民惑众”的“邪教”。《女聊斋志异》卷一也将狐精视为天主教徒,魅惑书生,劝其入教,书生不从,主者乃遣“狐党鬼光僧”和“魈僧”前来斗法。那“魈僧”“叫号如雷,腹大如彭亨豕,手执利刃,亮如霜雪”,一幅滑稽模样,天主教所率狐党,败给了西山白蛇精,主者乃入官府告状。魏源《海国图志》中的西洋天主教教师就是邪教巫鬼的形象。故事讲京师有贫极无聊医者,因入天主教可得银钱,乃备药丸交付妻子,然后“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此人回家果然如中蛊之状——“手掷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忙给他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时分,神甫手持利刃而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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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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