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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之一)

更新时间:2019-06-29 13:12:56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注:《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第15页。)即使在北京,燕京大学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燕大以学生为主体的史学会能够持之以恒,人才辈出,他们的影响至关重要。

   民国以后,老辈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观念与现实格格不入,面对西学和新文化的冲击,努力维系旧学,并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各项:(一)编纂史志。民国时期,中央和各省重视正史、方志的编修,除少数地方外,老辈学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如国史馆以王闿运为馆长,后改设国史编撰处,总纂王树翰,编辑主任屠寄,李经畲、黄维翰,路朝銮、熊国璋、宾玉瓒、陈浏任分纂。1927年秋,张作霖再改国史馆,柯劭忞馆长,王树柟总纂。清史馆“最初总纂为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继则为柯劭忞、王树柟、吴廷燮、夏孙桐;纂修为金兆蕃、金兆丰、章钰、俞陛云、吴怀清;协修为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此皆成书时之氏名也。若最初之纂修,尚有姚永朴、张尔田、陈曾则、袁励准、王式通、刘师培、夏曾佑;协修有李岳瑞、朱孔彰、陈敬第、罗惇曧、邵瑞彭、赵世骏,皆一时知名之士也。”(注:《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226页;第9册,第6533-6536页。)各省新修通志,亦多由老辈主事。吴廷燮总纂《辽宁通志》,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陈衍主持《福建通志》、傅增湘主持《绥远通志》,宋育仁主持《四川通志》,梁鼎芬主持《广东通志》。各省通志局聘用的撰修人员,也以老辈为主。如浙江通志局聘朱祖谋、吴子修、陶拙存、章梫、叶柏皋、朱湛卿、金甸丞、孙德谦、王国维、张孟劬、刘翰怡等人为分纂,福建通志局则以陈元恺为提调,刘瀛、何梅生为协纂,沈觐冕、叶大琛、林苍、陈钜前、林翊、陈敬、王庆湘、郑祖赓、林孝颖、吴炎南、陈耻、陈谦、叶心炯、李苑之、龚惕庵、林雪舟等人为分纂。《奉天通志》以王树柟、吴廷燮、吴闿生、杨钟羲、金梁、许宝蘅、许同莘等为纂述,《河北通志》以王树柟、贾恩绂等为纂述,《河南通志》以张嘉谋、蒋蕃等为纂述,《云南通志》以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为纂述。一些方志学者对民国新修方志颇多微词,实则其中不乏佳作。

   (二)整理文献,藏书刻书。老辈学人好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柯劭忞、章钰、傅增湘、董康、陶湘、叶德辉等尤为个中翘楚,因此对于典籍的版本渊源相当熟悉。这在反对“疏通”的新派学人看来或许无大意义,却受到域外学人的重视。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称: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聘请仅限于前清遗老。1934年,改由桥川时雄主持,增聘平津一带学者为研究员,并与华中华南及海外若干学者取得联系,实则仍以老辈为主。(注: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关系の研究——对华文化事业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金毓黻这样评价《续四库全书提要》的编撰:“主撰者为江瀚、胡玉缙、杨钟羲、伦明诸老辈,皆在北平撰稿,经其事为桥川时雄(子雍),询之岩村,谓成已过半,并将经部提要付之油印,出以示余。此为伟大之事业,中土老儒倡议多年,卒鲜成功,而今则有观成之望,诚无意中之佳觏也。”(注:《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511页。)

   (三)结社讲学。中国文人学士,本有结社以相互揣摩玩赏诗文学术之风,民国时期老辈远离政治和社会,彼此交游更加重要。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舲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注: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此后世界文化风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颇有转向东方主义的趋势,更加引起老辈的共鸣和响应。1921年秋,一批老辈学人在上海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原定月刊,实为季刊),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杂志编辑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该会宗旨愤心时流,攻斥骛新者不遗余力,欲借此拯救世道人心。(注:《亚洲学术研究会及其刊物》,《史地学报》第2卷第2号,1923年1月。)罗振玉看到杂志后,认为其中佳作不少,特嘱咐王国维:“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以振狂愚。”该会及其所办杂志引起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注意,希望其对于学术有所贡献。1923年8月,王秉恩、柯劭忞、陈三立、辜鸿铭、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忞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注: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17、573页。)拟定简章10条,(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959页。)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注: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Eugen Diederichs Verlag,Duesseldorf Koeln,1956,s.302.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1-42页。Wilhelm称该会系由卫礼贤发起,后者是参与此事的唯一外国人,也是负责学社具体工作的联络人。而金梁《瓜圃述异·辜博士》条记,参与其事者还有铎尔孟、钢和泰、福开森等。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34页。此事当与日本方面鼓吹所谓日中文化联合有关。该会简章,罗继祖称“今不可见”,见《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页。1923年6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布一则《东方学会缘起及草章》,从内容判断,应是另一同名组织。)会中拟设印刷局、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信部,印书数十种。(注: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页。)在广东,黄任恒、黄荣康谋复举学海堂课,聘请周朝槐、潘应祺、汪兆铨、姚筠俊、何藻翔、汪兆镛、沈泽荣、林鹤年等人为学长。赖际熙等人则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邀请陈伯陶、温肃、区大典、区大原、朱汝珍、岑光樾、何藻翔、俞叔文等讲学授课。(注:参见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264-265页。)

   东方学会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虽已显出种种弊端,声势仍然鼎盛。此后风向有所变化。1932年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发表《考据漫话》,有如下描述:

   以前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各种新社会思想与哲学之输入,第二是语体的新文艺运动,第三类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现在第一第二两种大体多已显示着衰落而集中于社会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辩证哲学和所谓“普洛文学”,就成为一时流行之风尚。唯有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其“流风余韵”,却还相沿未衰,而且在“古色古香”的旧都,正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不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唯一可“庆幸’’的事了!(注:《读书月刊》第1卷第10号,1932年7月10日,第1页。)

   对于整理国故吸引了许多青年转向故纸堆,不少人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激烈抨击,而主张或拥护国学研究者的观念和路径也相去甚远,但整理国故激荡起来的国学研究热情,确有形成运动之势。本来中国学人并不强分新旧,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除新派以外,一般而言,与老辈的关系尚属融洽。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其中不乏老辈学人。他们与柯劭忞、陶湘、杨钟羲、傅增湘等人来往密切,虽然与新派学人也有所联系,而学术上自有见解,并不一味以趋新为然。在各地先后组织的国学会中,老辈也受到尊重,如中国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请刘承幹、徐乃昌为撰述员。(注:《〈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纪事”,第1页。)苏州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南北耆硕王树柟、陈衍、张其淦、杨钟羲、唐文治、孙雄、周钟岳、张一麐、孙德谦等,加入其中。(注:《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1926年,吴宓等人组织读经团讲学会,孙雄参与其事。(注: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50页。)在各种国学杂志上,老辈的学术文章和诗文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

   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和史学革命,虽然公开鼓吹打倒老辈,实际进行之际,在文献典籍和史实考订等方面,不能不与老辈有所接触。尤其是整理国故的兴起,使得原来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腐朽、无用、而老辈们擅长的旧学,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乃至青年成名的捷径。尽管新文化派主张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旨在与老辈划清界限,并将后者排除于整理之外,实际效果却相反。“老实说,国学不过是古董罢了!玩这古董的,只该是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这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又必须真懂得国学是什么,那末,才渐渐有相当的成绩出来。可是现在的国学界乌烟瘴气,瞎闹到十二分,他们的头脑,一提及国学,马上就联想到保存国粹;一提及研究国学,马上就联想到古诗古文。某报国学周刊上,不上三百字的孔子之成人说,孔子之君子说,也算是整理国学了。某校的国学概要,把唐朝刘知几所斥为不可信——学者公认为不可信的史料,也采来充做国学也。上海文丐所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军阀政客们打出来的四六电报,无非是国学。上海某校教员统计今年招生考卷,做文言的,占了十分之九。无锡某校至今还不准学生做语体文。”

   鉴于“国学遗老化的恶影响这么厉害”,整理国故刚刚开始,有人就公开反对,认为“国学的遗老化,真是现在学术思想上一件最可担忧的事”。不仅那些遗老遗少等余孽,就算是新式的科学的国学家胡适,所办《国学季刊》,“除掉《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外,也只看到《述皇》一类古香古色的文字。又在他的《中学的国文教授》里,竟要学生读四史、通鉴……一些大学生不必人人要读的书。在最近手定的《高级中学国语纲要》里,竟要学生大做其古文。”而“我们敬仰的国学老辈”梁任公,又主张对古人要拿出一副道学面孔,不许嬉笑怒骂,说俏皮话,对孔子要表相当的敬礼。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说《论语》、《孟子》、《易经》有益道德,要摘记先圣先哲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与那些圣人之徒开口夫子,闭口先师一鼻孔出气呢?”国学倘若这样慢慢地遗老化下去,“在国学的本身,一定要减损不少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上,一定要生出不少的恶影响”。(注: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第5卷第10册第16号,1923年10月16日,第1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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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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