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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 夏可恒: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

更新时间:2019-06-29 12:07:26
作者: 田毅鹏   夏可恒  
其更体现了该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的联动关系。受东亚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与“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明显加深,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到1988年则迅速增长到1027.9亿美元,仅十年就增长了5倍。(21)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1997年已经达到3251.6亿美元。(22)作为东亚大国,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迅速加入东亚的区域分工体系之中,在对东亚先发国家进行外向的开放理论参照和实践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放战略。

   3.东亚传统价值的发展内驱力。早在公元纪年前,东亚便产生了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的原典思想文化,这一思想传统及文化在东亚广泛传播,构成了东亚共同的文化背景。而在东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换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界便出现了以“韦伯命题”为基点而展开的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催生出一种新的剖析东亚崛起的文化分析路径。韦伯从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选择性亲和”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基于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正是由于东亚国家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才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其社会产生。(23)但东亚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则使得韦伯的观点似乎遭受学界的质疑。人们发现,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亚洲伦理工业区”,其“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现代儒教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适合于经济增长。”(24)但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来考察儒教文化,那么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士绅精英阶层所共享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由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伦理的显著区别则被掩盖了。真正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内在驱力的应该是体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它表现为“对人世间的积极态度、讲究纪律和自求多福的生活方式,对权威、节俭的重视,以及对稳定家庭生活的强烈关切等”。(25)总之,与新教伦理类似,作为东亚共同文化基因的儒家传统构塑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为东亚在战后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文化动力。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东亚奇迹的出现并未颠覆韦伯命题,因为在东亚并未发生“原生资本主义”,对东亚文化思想的种种解释也依旧没有脱离韦伯以东方国家作为“他者”来释义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传统路径。

   重新以东亚的视角来考察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东亚在糅合传统与现代过程中所生成的那种创造性转换的能力及特质,堪称是文化视域下“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理性传统主义”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所包含的转化性因子和适应性特质的概括,金耀基通过对香港社会中家族主义传统的存续状况,以及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理解转向的考察,指出传统儒学价值已经完成了适应性的转化,即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理性传统主义”得以形成,而正是这种新的价值成为香港现代化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26)当西方文化凭借着坚船利炮扩张到东方之际,作为东亚社会价值之基础的传统儒家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如何认识并消除这种因对立而产生的不适和紧张便成为儒家传统进行适应性转换的宏观背景。杜维明基于对新加坡社会的考察指出,正是通过对西方冲击的创造性回应,儒家文化已经将西方的价值糅合进其伦理结构之中,“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是“新儒家伦理”的典型特征,它催生了一种与西方社会迥异的东亚企业精神,从而对新加坡的成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7)

   (二)危机后的反思与借鉴

   1997年,当人们还沉浸在对东亚发展前景的美好想象中时,始于泰国的一场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东亚地区。“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扩散到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新加坡都受到了影响,但受影响程度较轻。”(28)这场危机“起病急,病情重”,“传染快,范围大”,从金融动荡到经济萧条仅仅数月;由东南亚到东北亚,短时间内诸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9)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学界开始对“东亚模式”展开了全面反思。

   1.对“东亚模式”的再认识。一是模式否定论。事实上,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便对东亚的发展前景提出过消极意义上的分析,他认为东亚主要是依靠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本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其经济效率本身并没有提高,并由此得出东亚发展无前景的观点。(30)在克氏看来,东亚在战后的崛起所依靠的完全是“汗水经济”,并不存在值得效法的东亚发展模式。上述评论甫出,立即引起了学界激烈的论辩,尽管反对其观点者大有人在,但“危机似乎已经证明了克鲁格曼的判词:东亚原本就没有什么‘奇迹’可言”(31)。模式否定论从根本上消解了作为一种模糊统合范畴存在的“东亚模式”,尽管其揭示了东亚崛起过程中的某些隐晦动因,但其否定东亚独特发展经验的观点并不为学界主流看好。二是模式调整论。所谓“模式调整论”,主要是在肯定“东亚模式”确实存在并拥有其独特价值的同时,也认同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了其所存在的共同缺陷,因而模式需要通过改革调整以进一步激发其活力。作为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东亚仅仅30多年的时间,便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赶超式的发展,并创造了“东亚奇迹”。“‘东亚奇迹’的出现是与‘东亚模式’紧密相连的。东亚过去30余年的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或者说构成‘东亚模式’的那些基本内涵,正是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在‘东亚奇迹’的出现上,‘东亚模式’功不可没。”(32)在这一意义上,调整论者首先是立足于东亚发展的真实进程,肯定了战后东亚发展的成就和独特的发展经验。

   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确实使许多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模式缺陷呈现出来,比如因过分强调追赶式发展造成了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的忽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使得其发展对外界资本和市场极度依赖,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功能的失调,威权政体下孕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虽然这些并不足以否定整个“东亚模式”,但无疑都是为人们诟病且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之处。(33)的确,如果局限于以一种静态、即时的视角来评价“东亚模式”的话,我们很容易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乱象出发而得出诸多否定“东亚模式”的结论,但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存在一种永不过时的模式,欧美早发现代化的诸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应对具体社会变迁的产物,而其生命力则在于能够依据时势的变动进而积极完成自身的调整与转换,故我们应从动态过程来审视“东亚模式”演进和变迁的内在逻辑。在动态发展的视角下,“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本质上表现为政府依托情势变化来调整自身角色,实行由“强干预”到“弱干预”的一个过程,同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则应该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体现,所以金融危机“正是‘东亚模式’发展轨迹中的一个‘拐点’”(34)。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仅仅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第一代东亚模式”经过调整和转换或许能够进一步迈向成熟,从而产生“第二代东亚模式”。(35)

   2.危机后的借鉴。首先是政府干预的调整。威权体制下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对东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从而形成了东亚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但长时期内政府对经济过度的干预,不仅不利于推进公平竞争,也制约了市场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偏重与扶持“不仅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助长大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而且还导致官商勾结的恶性循环。(36)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在于对“强政府”模型的强调,不当的干预反而使得相对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发生则说明了准确把握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度”的重要性,在“市场失灵”和国家过度干预都遭受诟病之际,将两种调节手段有效地结合以实现更好地配置效益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而,“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宏观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37)有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范围、方式和力度都必须进行调整和转变,而非自顾性、规模性和公开性理应是政府干预所遵循的主要原则。(38)在面对政府失灵时,除了要构建法治政府以严格规范政府行为之外,引入市场机制塑造企业化政府来提升行政质量亦成为必要。(39)这正是从规范性和有效性两方面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定位,实现由强调政府的强度到凸显政府质量的转变。

   其次是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的升级。东亚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东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脆弱状况,还对东亚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方式提出了质疑。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东亚崛起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经济运作形态,它是以外界的资本和技术转移作为依托,再结合国内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展开生产以实现发展,尽管这一发展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但也造成了对外界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层次的贸易联系与产业转移链条,它一方面为东亚提供了区域经济联系的纽带,同时却也为危机传导提供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使得“东亚‘阶梯式’产业转移出现停滞”,区域内发生的出口产品的同构性竞争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败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经济方面原因。(40)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需求以减少对外界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则成为增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儒家文化再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对所谓的“东亚传统价值”展开了批评性的重估。其中的核心要点便是针对儒家文化中的团体主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强调积极竞争不同,儒家的团体导向文化更注重团队精神和人际关系,它不仅促进了人际整合和团队凝聚,同时也构塑了人们对团体组织的情感和认同,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原理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需要的过度强调不可避免地使个人自主权遭受贬抑,且对团体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个体竞争精神的缺乏,而当经济发展需要由持久竞争带来的效率和活力进行支撑时,这一团体导向的价值理念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阻碍。(41)具体来说,作为东亚价值观主要体现的家族式经营和团队导向“使企业内出现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对团体的盲目依附;压制了个人的自主权,不利于民主权力的行使和发挥;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等,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42)所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价值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否认作为一种模式要素的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团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东亚共同的价值基础,仍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在东西方价值观的综合中实现对传统价值的超越,为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条件。

   如果说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东亚模式”的参照主要是以吸收和借鉴其有利的发展经验作为自身现代化展开的依凭,那么此后,中国则更多地从批判性的他者角度来审视“东亚模式”,尽管依然是重要参照,但“东亚模式”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使其成为中国发展引以为戒的对象。上述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出了“东亚模式”,它标志着中国对东亚的参照向着更为深化的方向推进。

   (三)主题的转换与模式的深化

20世纪晚期以降,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度推进,东亚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原子化等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格差社会”“M型社会”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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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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