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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虎平:“治理”的中国诉求及当前国内治理研究的困境

更新时间:2019-06-29 00:43:14
作者: 尚虎平  

  

   摘要:推进治理研究,不能仅引进一种“世界时髦研究潮流”,而要在弄清楚中国诉求的基础上建构“核心技术”。然而,从CSSCI数据库文本挖掘的结果来看,当前中国治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善治”“多元治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四个方面,前三类研究主要传播了西方话语体系,而后者却无限扩大了国家治理的外延,模糊了其内涵,使得它几乎包括了各人文社会科学子学科研究对象的“万能文科研究”。要改变当前治理研究的窘境,未来就需要将治理研究与中国大国历史、当前国情结合起来,将其应用到克服“大国自闭症”“大国疏离症”“民众的原子化病症”中去,应用到落实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去,同时构建出科学、可操作化的治理理论体系,并以之抢占世界治理研究话语权。

  

   关键词:治理研究;大国流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理论体系

  

   “治理”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种研究潮流,成为一种有着较为确定意涵的学术名词萌生于世界银行的行动,并因为罗西瑙(James Rosenau)等人的推动而逐渐成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这种研究潮流很快就进入了中国,成为中国公共管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之后,中国的治理研究进一步高涨。然而,虽然与治理相关的文献乘数级增加,但依然未能廓清中国当前面临的治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17年8月还专门设立了一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重大专项课题,面向全国各界招标,力图在几年内以“学术突击攻关”的形式搞清楚我国各类治理难题,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

  

   虽然科研攻关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如果不搞清楚中国对“治理”本身的诉求,不廓清当前“治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有的放矢地矫正当前研究的偏离,我们的攻关工作依然会重复旧故事,造成表面上“治理”研究红红火火,但现实中的“治理”依然问题丛生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再现,我们必须对当前的“治理”研究进行一次彻底的诊断,搞清楚国家对治理的诉求,并将这种学术智慧应用到现实中去解决中国各类治理难题。

  

一、当前中国治理研究中国外话语的认同传播与国内政策的无限“解读”


   虽然治理研究大行其道,但目前对已有研究的贡献所做的反思还很少,尤其是以“大数据”“海量数据”为基础进行的科学挖掘更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笔者专门利用文本数据挖掘工具CiteSpace软件对我国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权威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中排除了纯私营部门治理研究的其他文献进行了面向主题的“大数据”挖掘。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治理研究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政府与市场均解决不好的一批社会问题,它本身属于非纯私有领域的探索。

  

   在具体挖掘的过程中,笔者利用CiteSpace的最新版软件(5.2.R1.3.9.2018)在CSSCI数据库中进行面向“治理”研究主题的聚焦规律挖掘,形成了图1的挖掘结果,从中可以管窥出我国当前治理研究的主要进路与聚焦点。这种挖掘可以突破传统上考察研究进展时的“文献综述”的刻板模式,避免了繁琐地列举诸多作者及其贡献的“碎片化”弊端,直接通过抽取最大化聚焦点的算法,将大数据基础上的研究进展走向、普遍性规律可视化地呈现出来。

  

   从可视化结果来看,当前中国治理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簇群:以“善治”为显著聚焦属性的簇群位于左上角,它有两个并行性显著属性“治理”与“现代化”;以“国家治理”为显著聚焦属性的簇群位于右上角,它有两个并行性显著属性“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左下角是以“多元治理”为显著聚焦属性的簇群,它还有几个并行性显著属性“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公民社会”“社区治理”等;右下角是以“全球治理”为显著聚焦属性的簇群。

  

   由于中国的治理研究属于“舶来式”研究模式,为了探究当前火热的治理研究是否具有中国“核心技术”,笔者将当前治理研究几种类别(文本挖掘聚类结果)的关键话语体系与国外治理研究的流派特征进行了契合度匹配(匹配的依据是让-皮埃尔·戈丹对国际治理研究流派的划分),并对每种流派兴起的核心诉求进行了追述,然后对国内不同研究类别的性质进行了判定(见表1)。

  

图 1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治理研究”聚焦趋势

  

   (一)聚焦于“善治”的研究契合了世界银行治理范式,认可、传播了世界银行话语体系

  

   从关键话语体系来看,聚焦于“善治”的研究类型契合了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治理模式。世界银行一直以来都坚持世界上所有“客户”需要积极鼓励竞争、引入市场机制、国有企业私有化、预算管理规范化、政府去中心化,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扶持公民社会、促进善治等,为了实现这些诉求,世界银行还开发了“腐败控制”“言论与问责”“法治”“政府效能”“政治稳定”“监管质量”等指标体系来贯彻自身的诉求。这些诉求无疑与中国当前聚焦于“善治”的研究在关键话语体系上是一致的。在聚焦于“善治”的研究中,“善治”“法治”“责任”“服务”“合法性”“预算透明度”“权力监督”“信息公开”“现代化”等关键词汇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与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治理”完全契合,就是所有词汇也几乎都是世界银行话语体系的“原教旨”语言。中国“善治”研究的倡导者俞可平坚持“善治”至少应该具备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和稳定等七个基本要素,这实际上也不过是世界银行话语体系的一种中国式表达。在俞可平之后,中国各类研究人员都将他所提的“善治”体系作为了分析各类治理问题的圭臬,使得国内的各类研究有着浓厚的“俞氏痕迹”,而这种痕迹的根源本质上就是世界银行的话语体系。

  

   作为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由美国人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国际开发与援助银行,它的建立、扩大都有着浓厚的西方背景。虽然它的初衷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进行重建,但这种援助、重建的前提是接受世界银行所传播的西方价值体系、治理体系、话语体系。实际上,世界银行的治理话语体系,本身也是世界银行推进援助工作,扩展成员国的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要获得世界银行的资助,除了一些“硬条件”,还必须满足治理范式所要求的“软条件”,也就是治理话语体系所倡导的内容。这些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对西方治理体系的一种语言表达,其目标是力图通过世界银行的工具性载体,将这种治理体系、治理话语推向全球,建立全球“统一模式”甚至“普世价值”,它们甚至被描述为一个国家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由世界银行推行的“潜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以“物质援助”“搭售”意识形态传播的属性。

  

   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治理话语权在中国大陆的萌生最早源于它出资资助一批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这些资金较之于国内的科研资助数额巨大,申请程序简便,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遵守与世界银行的“科学研究契约”,虽然这种契约看上去比国内公共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要求“低”很多,但却必须以世界银行所要求的标准、口径来完成,这些标准与口径就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治理范式。为了完成科研合同所承诺的目标,承担了世界银行科研项目的学者在不经意之间,接受、传播了世界银行治理话语体系。这种传播的初衷是想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跟上国际潮流,但一直沿着其轨道前进的结果却往往是在不经意之间接受、传播了西方话语体系,成了这种话语体系的拥护者、扩散者。

  

表 1 中国治理研究类型与国外治理研究流派的契合


   (二)聚焦于“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契合了国际上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流派,是引入国际重要理论体系的尝试,但过于简单化,扩散它实际上同样传播了西方话语体系与治理模式

  

   随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新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在市场和政府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社会主体在结构、功能、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单一治理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实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配置。多中心治理充分肯定了公民个人、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强调各类社会组织可以协作治理、自主治理,这对激发社会活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当前中国聚焦于“多中心治理”的研究在话语体系上与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产生,源于奥斯特罗姆等开创者在美国各类社区、地方政府,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区与地方展开的多案例研究,深入观察了各地社会资本、网络治理、合作治理、自主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机理,故而该理论体系的核心话语包括了“社会组织”“社区”“地方政府”“协商治理”“网络治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多元参与”“协商民主”“社会治理创新”等内容。而这些与中国聚焦于“多中心治理”研究的关键话语体系高度一致(见表1、图1),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此类研究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体现了我国引进国外新理论的学术敏感性。然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本身颇多争议,因为它建立在众多个案的观察、总结基础上,而这些个案主要来源于美国社区、美国地方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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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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