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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治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理论梳理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06-26 12:43:54
作者: 唐士其 (进入专栏)  
也就是说,承认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其实是就国家行为的成本和效率而言的。很多事情,也许并不一定超出了国家的能力范围,但在分权和制衡的体制下,其协商成本和时间成本却可能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至于在中国这样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再加上官员考绩和升迁的巨大压力,要达成某项目标固然可以雷厉风行,从而大大降低协商成本和时间成本,但另一方面,集中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如果国家的统一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那么代价也会比分散决策和行动高出很多。在这里,哈耶克关于分散决策的思想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国家权力内在地具有不断滋生繁衍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而这不仅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的结果。在过分依赖国家的情况下,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为解决某项社会问题而创造出来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又制造出了其他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人们又制造出新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再次,国家权力还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监督、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但是,姑且不论这些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这些机制的创设本身就意味着又增加了新的权力,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监督、制约与平衡机制本身即便有效,客观上又会造成拖拉与扯皮,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丧失。总之,国家应该尽量克制自身扩张权力的冲动,提倡精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最后是国家行动的统一性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复杂社会,可能没有两个人或者两件事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国家的统一决策与行动即一刀切,往往难以切合实际,也未必能够达到最优的结果。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又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因此对于那些其个人目标与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或者并不完全一致的人来说就构成了强制。国家不可能避免对某些人的强制,但是,强制毕竟使其对象丧失了自由,这却是国家在施行强制时必须时刻牢记的事情。

  

   一种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放弃国家万能的思想,也需要放弃过度依赖国家的冲动。国家职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然需要予以扩展和强化,国家的执行能力当然需要得到保障,但国家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保险公司,国家不可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相反,国家权力有其自身的危险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主张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国家。国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权力归还给社会,依赖各种社会力量,或者与它们合作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治理的本质所在,也是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所在。

  

   本文原载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06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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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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