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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晚清“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 理念的浮现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19-06-26 09:54:59
作者: 章清  
认知世界所发生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援据的“资源”发生了转变。书中对以往认知世界的资源也进行了检讨:“志海国莫琐于《明史·外国传》,传成于尤检讨侗,侗本乎明外史及王圻《续通考》。”但魏源也受制于相关知识的局限,关于“大西洋”的一段描述就是如此。魏源正确指出了“其实大西洋者,欧罗巴洲各国之通称”。但对于问题的由来,其所阐述的也是错讹百岀。关键还在于,在魏源那里,其实仍未能接受“天下万国”,以“海国”命名其所纂写的著作,便显露出其中的枢机。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所撰序言,对此就有尖鋭批评:“吾每阅汉士史乘,至所谓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以达识著称之魏源,同样“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夫大瀛球寰之何往而不然,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

  

   可以说,当中国士人接触西人所绘地图,即逐渐知晓以往对“天下”之描绘,“征实则缪”。然而,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所能突破的不免受到限制,问题不只是发生在魏源身上。徐继畬《瀛环志略》一书表达中国往往用“中土”,相应的称大地之土为“四土”,即四洲之意。刘鸿翱为该书所写《序》提到“万国”,不过仍恪守所谓的“圣人出而万国咸宁”:“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故自开辟,神灵继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代天立极,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圣人岀而万国咸宁。”梁廷枏完稿于1846年的《海国四说》,也有“天下万国”之表达,认为“原耶稣设教,意在胥天下万国而遵行之”。然而,其首篇〈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同样显出基于地理认知的难局,在梁看来,“今按其教书,所谓耶稣行迹不出加利利、撒马里亚、如氏亚三部,此外即指谓异国矣。幅员固不如大秦广,其王父子世及,亦不闻有择贤代立事。”

  

   因此,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尽管中国士人逐步接受了“天下万国”,但所谓的“万国”,究竟何所指,却不无可议之处。事实上,斯时中国士大夫所表达的“万国”,往往是“天下”之“万国”。针对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就传递岀这样的见识。或者指出:“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或者强调:“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似平中国是外于“万国”的。因此,晚清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表达,并不能以是否接受“万国”为标志,“万国”本身即可能是“天下”之“万国”。

  

   这里可稍作补充的是,郑观应对此的论述,大致展现了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郑注意到,“若我中圆,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即使通商以来,“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照其所见,“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下,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华之法,亦可行于万国。”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接受从“天下”到“万国”的转变,尤在于接受中国为“万国之一”,既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彼此之间还确立了“国”与“国”的对等关系。

  

三、“合和”中西历史的西方视野


   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之外,尚包括历史这一环节,这也构成“中国认同”的另一关键所在。前已述及中国史书对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书写,而这一问题也催生出如何书写的问题,往往衍生出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考虑。《通典·礼八》已有“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看法,认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尔后“地中而气正”之中华“渐革鄙风”,而“地偏气犷”之四夷诸国“则多仍旧”。因此,当中西渐开沟通,如何接受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西之间的历史沟通,同样由耶稣会士开启。突出的例证是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对于那个阶段中西之间由地理沟通走向历史合和所触及的诸多问题,都有所体现:其一是由“上古”、“中古”所昭示的划分时代的观念;其二是描绘中国历史时使用中国纪年;第三则是依据《圣经》年代学作为书写历史的依据。基督教有关“普遍历史” (universal history)的认知,也构成中西历史“合和”的基础。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沟通中西历史的工作,只是初显端绪,十九世纪后逐步成为自觉行为。1833年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此最能作出说明。该刊创刊号上的《序》就力陈此刊之创办乃追求“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其中分十一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为开篇。意图是清楚的,就是要使各国之人“视万国当一家”。另一篇《史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

  

   大致说来,来华西人往往依凭西方世界理解历史的方式,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架构中。较早介绍西方史学的慕维廉,在1856年刊印的《大英国志》中即言道:“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之原于上帝。”还立足于“天下万国,政分三等”,将中国定位于“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 1882年出版的由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编译的《万国通鉴》,尤其说明问题。该书计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单就卷次的安排来说,就不难察觉出对历史富于深意的理解。“东方国度”只一卷,或不能说明什么,但没有像书写西方历史那样区分为“古世代”、“中世代”、“近世代”,却大有意味。我们固可说作者借鉴了东方各国对“东方国度”的书写,一向就没有按照“古”、“中”、“近”三世来区分,然而,这其中未尝没有“东方国度”还没有进到“近世代”的意识。

  

   因此,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破除了“天下”观,产生了天下万国并存的观念,那么历史的合和,所要解决的则是不同民族所处的历史时代。尽管传教士仍守望于《圣经》的年代学,但中西历史由此走向「合和」,历史书写逐步遵循同一个时间坐标,当无疑问。回头看中国本土对此的论辩,也极富意味。甚至可以说,在地理的意义上接受天下万国,还不算甚么,在历史意义上接受西方,所遭受的阻力更大。这也说明“中国认同”所展现的另一翼,是关切于中国历史发展程度究竞如何。

  

四、援据“三代”捍卫中国历史的悠久


   照通常的看法,《四洲志》、《海国图志》丶《海国四说》丶《瀛环志略》是中国士人认知世界所产生的最早一批著述。这些在地理方面得到较多肯定的著述,对西方的把握实已由地理进入到历史,并构成中国“合和”中西历史最初的环节。大致说来,中国士人最初是以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编纂体系进入对西方的历史书写。徐继畬《瀛环志略》与夏燮《中西纪事》,皆是依据中国纪年勾画出西方社会之演进(如指明“佛郎西兴于唐,英吉利兴于宋”)。这也意味着中西历史之“合和”,自中国而言,同样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书写传统。而从一开始,哪一方的历史更为悠久,便构成论辩的焦点。《海国四说》对于耶稣会士有关“六千年史书所载”的描述,就提出质疑:“若云开辟六千年,史书并存,则说本无稽,《明史》已讥其诞谩,今亦略为考证。盖自万历九年,利玛寳始来中土之岁,逆推至黄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前此则荒远难稽。”进一步的,当中国士人逐步了解到欧洲不同于中国的纪年方式,也尝试进行沟通。《海国图志》就列有“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与“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只不过立足点仍是“华夷秩序”。不难发现,西来传教士所致力的,极为相似地发生在中国士人身上,同样是将西方历史纳入中国历史的系谱。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已形象地描绘了郭嵩焘的故事,作为中华帝国派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郭嵩焘只不过说出“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就激起了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其实郭氏也在努力辩护中国悠久的历史,他承认目前的中国处在落后位置,但中国被定位于“哈甫色维来斯得”(半文明),仍令其沮丧不已,于是致力捍卫中国悠久之历史,“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当外人言及近得古碑显示埃及可纪历史长于中国时,郭嵩焘还应对说:“挨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彷佛;其石刻人物,与中国二千年刻像相彷佛。泰西人记载谓挨及建国夏初,亦以中国至夏始有年代可稽。以中国之年,纪挨及之事,正以挨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尤可推也。”薛福成是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早在1885年出版的《筹洋刍议》中,他就试图勾画各文明的演进历程,强调“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这样的描述,将中外置于同样的历史情景,其意义不可小觑,这也构成了中西历史合和的重要一步。此后,薛福成作为中国驻伦敦外交使团的成员到了西方,了解西方文明的几个源头后,还作出这样的判断:“尝考埃及创国于上古,而制作在唐虞之世;希腊创国于唐虞,而制作在夏商之世;罗马创国于成周,而制作在两汉之世。”

  

   郭嵩焘与薛福成所提供的例证,提示我们注意沟通中西历史中国方面难以打开的缰节——“三代”。这与传教士难以突破《圣经》年代学,可谓异曲同工。中国士人向来也是守护于“普遍历史”的,即所谓“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中西渐开沟通,才不得不接受“天道有二”。然此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文明的优越感,最突出的是,当中国文明之普世性与独特性愈来愈难以守望,另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随之也开掘出,那就是中国悠久之历史。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者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黄庆澄也批评说:东人论学,动辄曰集万国之长,然过于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语。所谓“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即为明证。依其所见,“援三代之学以驳欧美之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显然,这里要破除的,是既成的“有”,表明援据“三代”乃当时认知历史的普遍方式。

  

   实际上,那些年间中西交往中的诸多争端,都与此相关,“西学中源”的流行,颇说明问题。所谓“西学中源”,强调“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究其根本,无非是强调中国有更悠久的历史。其基本论式即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或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宋恕曾自迹其弱冠后读到《德国学略》、《万国行史记》时的情形,“悄然已悲,泣数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今乃行于海外哉!’”在一通书信中,他还表示:“要之,唐虞、三代之学、之治,亡于秦后,而复兴于西土,此鄙人千言万语之宗旨也。”不宁惟是,如廖平等人,还曾致力于“取外圆先后文野之箴言,以合《公羊》援乱反正之范围”,希望将西方历史纳入中国的历史系谱。

  

   勾画晚清中国关于地理、历史的认知,对“中国认同”,或可从新的视野进行审视。显然,中西之间围绕此展开的种种争辩,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这些知识对应着中国最值得自豪的“知识”架构。由此也可了解晩清中国引发的“中国认同”,实际与关于地理、历史的知识有着密切关联,与地理相关的“知识”是最早遭遇挑战的部分,而与历史相关的“知识”,则是捍卫自我价值最坚固的防线。

  

   有关地理、历史知识所催生的话题,绝不止此。这裹不过是圉绕与此密切相关的“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理念的浮现,略作说明,并由此将晚清中国所接受的关于地理与历史的知识,作为“中国认同”缘起的枢机所在。透过晩清中国关于地理与历史的认知,或可说明晩清中国所谓“认同”问题的产生,有着基本的知识背景。这里无意于将“认同”问题悉归于“知识”问题,但立足于“知识”的视野,或可注意到“认同”的缘起所在。换言之,“认同”问题的产生,固源于晚清中国对自我价值的维护,但检讨支撑这些知识的“知识资源”,也不难看出,“中国认同”问题的引发,与地理、历史方面知识的增进不无关系。

   (本文注释略)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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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6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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