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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

——评《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

更新时间:2019-06-26 03:12:26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编》对唐先生的哲学成就讲得很充分,但缺乏应有的反思批评。

  

   【关键词】唐君毅;年谱;儒家哲学;现代转型;释本开新;以中化西

  

   作为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先生是现代儒家哲学和现代中国哲学的大师级人物。我虽然谈不上是唐君毅研究专家,但也与唐先生有一些文字因缘: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唐先生的文章,一篇是《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①],另一篇是《祝贺大陆版〈唐君毅全集〉出版发行》[②];此外,我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有专章“唐君毅哲学的主体性反思”[③],主编的《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有专章“唐君毅的易学思想”[④]。这表明了我对唐先生、唐君毅研究的关注。而最新的关注,就是汪丽华、何仁富二位教授合著的《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⑤](以下简称《长编》)。

  

   此前,坊间只有唐端正先生所著的《唐君毅先生年谱》[⑥],且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正如《长编》作者所说:“一方面,该年谱仅十四万字,对于唐君毅这样的生命、生活与学术、思想同样丰富的现代大儒来说,年谱过于简略,不足以为一般读者和学者了解唐君毅提供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对于内地读者来说,该年谱还有几点需要厘清:(一)完全按照民国纪年的纪年方法;(二)以弟子身份描述和呈现老师的生命世界,用语和表达上可能会有强烈的主观情感;(三)文字表达上有过多的内地读者不太熟悉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四)对谱主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介绍不够全面,而且侧重点的取舍不足以全面反映唐君毅的生命与学问。”[⑦]确实,《长编》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可谓是一幅唐君毅先生哲学生命画卷,一定会成为唐君毅研究的必读文献。

  

   我最关注的是其中最后一点,即《长编》“呈现‘学术年谱’的特性”[⑧]。诚如《长编》作者所说:“本年谱长编,特别注重对唐学术著述的介绍。在年谱中,将对重要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学术事件,做出比较客观、翔实的介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⑨]我在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讨论唐先生的学术、以及《长编》作出的分析,因此打算集中讨论一个问题:《长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讨论我认为最重大、最根本的意义。在《祝贺大陆版〈唐君毅全集〉出版发行》中,我曾提出:

  

   第一,以唐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的复兴确定了主题,那就是“现代转型”的问题。

  

   第二,以唐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的复兴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释本开新”的路向。

  

   第三,以唐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的复兴找到了方法,那就是“以中化西”的办法。[⑩]

  

   我这些表达尽管未必都很精确,但我的意思是:这三点意义虽然都不是唐先生的哲学所独有的,而是现代新儒家所共有的,但唐先生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唐先生的若干具体的哲学观点尽管可以商榷,但这三点却代表了儒家哲学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至今应当坚持而不能偏离的。唐先生哲学的这些深刻意义,《年谱》都有所揭示。

  

   一、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主题

  

   我经常讲: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所思考的不是什么“中国人”或“西方人”或“印度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如孔子,他所思考的并不是“鲁国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今天,如果某位中国学者所思考的是“中国人”的问题、而非“人”的问题,那么,他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而近现代以来的儒家哲学家、中国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不纯粹的哲学家:他们作为中国人,实在异常关心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所谈的往往都是“中国问题”[11]、尤其是“中国文化”问题。这是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背景之下的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纠缠”[12]。唐先生亦然,他坦承:

  

   我之一切文章之讨论此问题,都是依于三中心信念,即: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此三句话,一方是逻辑上的重复语,真是简单之至。然一方面,则我总觉此三句话,有说不尽的庄严、神圣,而广大、深远的含义。[13]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唐先生所关怀的不是抽象的“人”,也不仅是“中国人”,而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毕竟,这里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长编》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作者指出:

  

   唐先生晚期思想的总结,……标志性著作是《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核心思想是心灵九境;核心问题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14]

  

   这种“现代世界”的眼光,自然而然地就会导向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传统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乃是唐先生的哲学、以及整个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主题,也应当是今天的当代儒家哲学的主题。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种“现代意识”,乃是针对目前儒家当中出现的一股危险的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思潮,即一种以“反西方”的面目出现、而实质上是反民主、反科学、反现代性的思潮;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必须强化“现代意识”。我感觉,《长编》作者是具有这种“现代意识”的。

  

   当然,儒家哲学的这种现代转型,并不是断裂式的、替换式的,而是以某种精神来“贯通古今”,如唐先生所说:

  

   我相信,我们一切知识分子之病痛之免除,系于知病痛,而由反求诸己以互相赦免中,互相施与中,另长出一积极的通贯古今、涵育人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与新的文化要求。[15]

  

   在唐先生看来,古代的和现代的儒家哲学与文化,都是这种“精神”的某种“表现形态”;而这种“精神”本身则是儒家的某种精神(这一点下文还会讨论到)。唐先生说:“文化与道德,为政治之本之意,及人类社会问题之解决,系于一通古今之变,而融贯之古典式与现代式之文化精神,以开辟人类未来之前途之论。”[16]这就犹如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即在“变”中求“通”,在“通”中求“变”。唐先生比喻道:“如数学中之变项外有常项。全是变项之数学公式,无法演算;在文化与教育中,亦应有若干之常项,以通古今之变。”[17]《长编》也指出:唐先生所追求的是“中国人与亚洲人必须对其历史文化中之有价值者,能化旧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变”[18]。

  

   唐先生特别强调:在“现代世界”中,这种“通变”的“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与新的文化要求”。此所谓“新问题与新的文化要求”,其实就是“现代性”。唐先生说:“我自己认为至少在现代中国尚没有其他的学哲学者能像我这样……能贯通古今中西印三方先哲之学说,以一新体系之面貌说出者。”[19]此所谓“新体系”就是实现了现代转型之后的一种新哲学——现代形态的儒家哲学。唐先生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新哲学体系。

  

   不过,我们也要警惕这种“贯通古今”的愿望可能带来的“古今中西”纠缠,即误将“古今”问题理解为“中西”问题,以抗衡“西方”的心态去抗拒“现代”文明价值。这正是近代以来、尤其是目前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20]在这个问题上,唐先生及《长编》的一些具体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例如,唐先生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而欲以传统儒家的“价值差等”补救之,他说:

  

   我在以前数年,只看到中国之民主自由之理想,如不以客观社会之组织事业为基础,决不能实际实现。我在现在则同时看到,只由现代式之社会团体之组织,亦可使人陷于平面的物化。中国之民主之理想的实践,必须重肯定传统之价值差等之观念,而以中国传统式社会组织之原理,为一根据。[21]

  

   试问:所谓“中国传统式社会组织之原理”是什么东西呢?不就是前现代社会的宗法组织原理或家族组织原理吗?而其背后的所谓“价值差等”,不就是传统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观念吗?这种价值、原理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就是皇权帝国的制度吗?那么,以此来解决现代性的社会问题,岂不是南辕北辙吗?而《长编》却对唐先生这种说法加以肯定,认为这是“特别针对民主理想实现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将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价值差等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平等自由观念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实现模式”[22]。注意:这是说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价值差等观念”!《长编》还分析道:

  

   要让人民选举出具有此种政治道德和才干的人,人民必须不只是以专家或从事特殊文化活动的眼光去选举,而是以健全的公民的资格去选举,同时能正确地、精细地辨别候选人在政治才干、政治道德上的价值差等。唐先生认为,如果公民都只重其专门工作,而缺乏正确的、精细的对他人政治道德、政治才干之价值差等的辨别能力,则公民不会成为健全的公民;如此即不能保证真正选出政治才干与政治道德高的人作为立法者和行政者。[23]

  

   这似乎意味着要根据公民的“辨识能力”而对公民进行“公民资格”的审查和“价值差等”的等级划分。这样一来,是否要把公民划分为“圣人”、“君子”和“小人”呢?是否要剥夺“小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这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泛道德主义所导致的问题,也是今天一些反民主的人经常采取的一种理由。其实,这是根本误解了民主的本质。民主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民主的价值既不是效率、也不是道德,而是权利,即公民能够为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和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这种民主权利不仅与公民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寡无关,而且与公民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平无关。然而今天的某些儒家,一方面想要享有现代文明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是在拾西方之牙慧,于是非要拿点“儒家的”东西来补救“西方的”偏弊,结果往往是以某种前现代的东西来搀和现代性的东西,不仅弄得不伦不类,而且非常危险。

  

   二、儒家哲学的“释本开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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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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