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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

——评《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

更新时间:2019-06-26 03:12:26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那么,儒家哲学究竟应当怎样通过“贯通古今”实现“现代转型”?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路径,通常概括为“返本开新”。唐先生亦然,《长编》指出:

  

   唐先生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与开新》,其主要目的,乃疏导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试图在观念上加以融解。此融解,乃依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唐先生又认为,西方人文精神亦当有一返本以开新的运动,或人文精神之重建的运动,故此书定名为《人文精神之重建》或《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与开新》。[24]

  

   显然,所谓“开新”,其实就是“现代性”诉求;在唐先生及现代新儒家这里,主要就是承认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诉求。所以,唐先生说:

  

   对中国当前之文化思想之树立,一方是要承继传统之人文精神,一方是要开拓此人文精神,以成就社会人文之分途发展。由此即可自觉的建立科学为一独立之人文领域。由社会人文之分途发展而有各种社会人文组织,即可为民主自由之实现的条件,同时为富强的国家之社会基础。……此方是立本以成末之事,而非忘本以徇末之事。[25]

  

   这里的“承继传统之人文精神”即“返本”、“立本”;“开拓此人文精神”即“开新”、“成末”,亦即一方面“建立科学”,一方面促成“民主自由之实现”。

  

   这种“开新”在哲学理论建构上的体现,就是将传统的儒学改造为新的现代性的儒家哲学。有学者这样评论道:“唐先生对传统学术,尤其是对儒学的一大贡献,正在通过现代学术的观念去重新肯定与发扬传统的儒学含义,为其开新面目,而建立一新的儒家哲学系统。”[26]这个评价不仅适用于唐先生,而且适用于整个现代新儒家。

  

   所以,唐先生所讲的“开新”是不难理解的。那么,唐先生所讲的“返本”究竟是什么意谓?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返本”这个概括,至少在措词上并不确切,仿佛只是简单地“返回”。我认为,唐先生所谓“返本”,其实更确切地表达应当是“释本”,即是重新解释。这就是说,唐先生、现代新儒家的工作不是“返本开新”,而是“释本开新”,即通过重新解释传统,来开出新的现代性的中国哲学。《长编》所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唐君毅”对唐先生哲学工作的这样一种概括,可以说是“释本开新”的一种很好的说明:他“以七卷《中国哲学原论》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在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27]。前者即“释本”,后者即“开新”。

  

   确实,唐先生对儒家哲学之“本”并非简单化的“返”,而是创造性的“释”。例如关于《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唐先生自陈道:

  

   该书大旨……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有相发明之处,然亦同时意在说明人之道德理性之无所不运,故在一切科学政治经济之活动中,亦皆有此道德理性之表现在斯,乃即末可以显本,即用可以见体,而鄙意亦以为中国今日之人文世界,如不能多方开拓工农之业与科学及政治,国家不能近代化,则传统之道德意识亦将以局限于内心而不免于萎缩而干枯。[28]

  

   表面看来,唐先生是“返”于孟子的心性本体;其实,这是对孟子的一种“释”,即是与孟子“相发明”,而将“本”解释为现代哲学话语的“道德理性”、“道德意识”。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唐先生在这里提出“即末可以显本”、“即用可以显体”的思想,揭示了“末”“用”对于“本”“体”的反向逼显作用。不仅本决定末、体决定用,而且末反过来逼显本、用反过来逼显体。无末,则本无以显;无用,则体无以显;同理,无“新”,则“本”亦无以显。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返本”乃所以“开新”,也可以反过来说“开新”乃所以“返本”;我们甚至也可以说“释本”本身就是一种“开新”,或者说隶属于“开新”,因此,“释本”或“返本”不外乎“开新”而已。

  

   这样对“本”的解释,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孟子的本意。按照通常的理解,在孟子那里,“本”就是“性”,而唐先生说:

  

   大率由于中国最早之性字即生字,故学者或徒即生言性,如告子即是。此便是识得性字之右一面。孟子即心言性,乃兼识性字之左一面。庄子更识得人心既感知外物,便可以物为己,是为心知之外驰,而离于常心,亦与生命相分裂,使人失其性。此是见到性字之左面右面,虽合在一整体中,而未尝不可分裂。分裂原于心知之外驰,则唯有心知间返于生命,更与生命冥合,而后能复于此一整体。故庄子之言要在复心以远于生,而返于性。荀子则又见到人之自然生命之情欲,为不善之源,而此生之欲即性,故言性恶;乃倡以心治性,以心主性,亦即以心主生;乃与庄子所见为对反。此告庄孟荀之性,……为中国先哲言性之四基型。此四基型中,告庄皆重生,孟荀皆重心;大率后之道家之传,首重在生,后之儒家之传,首重在心。此皆由于对此一生命心灵之性之整体之所见,不能略无偏重而来。亦皆不外初由面对此一整体,而各人思想,略有毫厘之方向之异,而分别开出之论。吾人今将其返本归原而观,则亦未尝不可会而通之,以见其不出此“性”之一字之左右二面之义之所涵之外也。[29]

  

   显而易见,唐先生所讲的“性”已经远非孟子之所谓“性”,而是综合了儒家孟子、告子、荀子、甚至道家庄子的观念。不仅如此,《长编》进一步揭示道:

  

   该书内容十分单纯,皆旨在说明: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的表现。……一切文化活动所以能存在,则皆依于道德自我的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地或超自觉地表现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现实的。所以该书的目的,一方面是推扩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含义以说明人文世界的成立;另一方面即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主宰之下……因而,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存在与各种文化活动的贯通,并希望中国将来的文化能由本以成末,而现代西方文化能由末以返本,为中西文化理想的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为未来中西文化精神实际的融和做一铺路的工作。[30]

  

   这就是说,唐先生所谓“本”,意谓“道德自我”、“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不仅超出了孟子的观念,超出了儒家哲学,而且超出了中国哲学的范畴,乃是中西之“会通”与“融和”。唐先生自己也谈到:

  

   人类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体看的时候了。同时已到对东西各大文化系统加以平论的时候了。对世界现存之四大文化系统,我们若作为一个整个人类精神之表现、或一上帝精神之表现来看,则印度文化如上帝之右手,中国文化如上帝之右足,回教文化如上帝之左手,西方文化如上帝之左足。……故我们可名此上帝之左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分散展开”的成就,上帝右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凝聚翕合”的成就。……此可以喻中西学术文化之当谋互相取资以开新,夫然后上帝之神足乃能遍行天下,人类之精神之行程得日进无疆也。[31]

  

   这是“四大文化系统”(中、西、印、回)的“凝聚翕合”——综合的结果,是“整个人类精神之表现”。唐先生指出:这样的“返本”或“释本”,本身就是一种“开新”,即“中西学术文化之当谋互相取资以开新”。

  

   但应当注意的是,“释本”也是必须谨慎的,否则会有“过度诠释”之嫌。例如,唐先生说:“即此一老大帝国……其思想核心,则是中国原有的社会人文思想,民主、自由、社会主义之观念,在基本上,亦原生根于中国之社会人文思想中。但民主政制中之自由人权之列举,与如何由法律加以保障,社会主义之政党组织等,则初来自西方。”[32]说“中国原有……民主、自由、社会主义之观念”,“原生根于中国之社会人文思想中”,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里所讲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都是现代性的观念,前现代的社会不可能有这样的观念,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这表明唐先生的哲学以及《长编》缺乏某种思想视域,这种思想视域能够给出某种恰当的历史哲学。事实上,西方的“二希”传统——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莱宗教传统,乃是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现代转型之后,才生长出现代性的观念来,这些观念并非西方古已有之的东西;今天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三、儒家哲学的“以中化西”立场

  

   上文表明,“返本开新”或“释本开新”问题,往往与“中西”问题、即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纠结在一起。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总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愿意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唐先生对西方文明也是高度赞赏的,甚至比一般人看得更高:

  

   人们都知道赞美现代西方人在工业技术上、科学哲学上、文学艺术上、宗教上、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成就。而我个人尤赞美西方人之超越精神,客观化其理性之精神,尊重个人自由之精神,及其文化多端发展之精神,认其为东方人从来所不及。[33]

  

   因此,唐先生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主张“接受西方观念”。他说:

  

   对中国当前之文化思想之树立,一方是要承继传统之人文精神,一方是要开拓此人文精神,以成就社会人文之分途发展。……如此而见吾人之接受西方观念,正所以完成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34]

  

   这里的“继承传统之人文精神”,就是说的“返本”或“释本”;而通过“接受西方观念”来“开拓此人文精神”并“完成”,就是说的“开新”。唐先生用了一个“所以”来强调:“接受西方观念”乃是“开拓”并“完成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的必要条件。《长编》指出,在唐先生看来,“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须接受西方或世界的文化”[35]。此处的措辞“西方或世界的文化”是值得注意的,意味着所谓“西方的文化”其实代表着“世界的文化”。这不禁让人想起梁漱溟先生,竟“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即主张“无条件的”“全盘承受”、“通盘受用西方化”,实即全盘西化,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西方化”的东西,其实代表着“人类世界”的、“人类生活”的东西。[36]

  

或许有人会问:接受了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吗?接受了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吗?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就是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现代中国哲学其实并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37],即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剪裁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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