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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6:20
作者: 朱利华  

   内容提要: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继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同时又融入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真实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统治后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关 键 词:《王昭君变文》  创作时间  蜀地“转变”  故事传承  Wang Zhaojun Bianwen(《王昭君变文》)  creative time  transition in Sichuan  story inheritance

  

   敦煌P.2553所抄王昭君故事残文,《敦煌掇琐》拟题《昭君出塞》[1]107,《敦煌遗书》第一集拟题《小说明妃传残卷》[2]125,《敦煌变文集》(1957)拟题《王昭君变文》[3]98。此后,学者们均以《王昭君变文》为题。该篇以《汉书》中王昭君故事为素材,充分吸收民间传说,在原有情节上大胆改编、渲染,使故事性大大增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王昭君变文》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时间,二是在昭君故事传承中的作用。本文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将《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定于834年左右,时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并将其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进行对比,指出它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情节上的再创造,是流传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一、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内容考察

  

   史籍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但情节都很简单。历经《后汉书》以及《琴操》等唐前诗文、民间传说的逐渐演变,唐以前有关王昭君故事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昭君怨”“青冢情”和“画工恨”。①

   入唐以后,有关王昭君的诗文更加盛行,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上官仪、东方虬、郭元振、刘长卿、李白、杜甫等均有王昭君题材的诗歌传世。据统计,今存唐代昭君题材作品108首(篇),其中诗歌105首[4]。大量昭君题材诗歌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事件的关注②。中唐文人多有写公主和亲者。如:

   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白居易《祭咸安公主文》)

   琵琶泪湿行声小,断得人肠不在多。(王建《太和公主和蕃》)

   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邑司犹属宗卿寺,册号还同虏帐人。(张籍《送和蕃公主》)

   除上承唐前昭君题材的主题以外,唐诗中出现了以下新因素:一是批判和亲政策。如东方虬《王昭君》:“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讬妇人。”二是将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矛头指向帝王的薄情和昏聩。如白居易诗集中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纠纷”(《青冢》),“黑白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过昭君村》)。诗人们通过历史上的昭君故事来反映唐朝公主的和亲事件,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上两点正是他们对昭君故事的新见解。

   和文人诗歌相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典型的俗文学,其大致情节概括如下:

   (前残)——出塞途中所见荒凉景象(韵)——到达牙帐后所见塞外风光,拜为“烟脂”皇后(散)——册封的盛大场面、昭君惆怅落泪(韵)——单于传令诸蕃非时出猎为昭君解愁(散)——昭君登高抒发思乡愁思(韵)——愁怨过度而生病(散)——留下遗言,略叙平生(韵)——昭君的遗言、单于的对答(韵)——昭君死(散)——单于哭词(韵)——昭君葬礼场景(散)——单于亲自送葬、部落前来参加葬礼的情形(韵)——汉使前来吊唁(散)——汉使宣读吊祭之词

   从故事情节来看,本文有对以往昭君故事“画工恨”“昭君怨”“青冢情”的继承,但没有唐诗中借昭君故事讽喻现实的内容,情节上与其他昭君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对王昭君在蕃中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写。《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琴操》中虽然分别提到了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的情况,单于死后昭君不愿再嫁、上书求归以及不愿从胡俗而吞药自杀等情节,但记载十分简略;诗歌由于体制所限,对塞外的生活往往一带而过,少有具体事件的描述。③《王昭君变文》中所展示的蕃中生活情节和内容则十分丰富,主要有册立“烟脂”皇后、观看诸部落出猎、登高抒发愁思以及临终前与单于的对话等。如诸部落前来庆贺册立的情景:

   牙官少有三公子(紫),首领多饶五品绯,……搥钟击鼓千军噉(喊),叩角吹螺九姓围……④

   各部落出猎的场景:

   围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单于传告报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边尽着黄金甲,右件(伴)纷纭似锦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穿……

   情节丰富,场面阔大。同时还利用大段唱词表现昭君登高观猎时思念故乡的痛苦,以及临死之际仍然不忘向单于交代“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均展示了丰富的蕃中生活内容,较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有大大的丰富。

   其次,塑造了重情重义的蕃王形象。传世诗文中有关单于的情节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谈不上形象塑造。⑤《王昭君变文》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单于的形象。昭君入蕃后,他体贴周到;昭君愁极而死后,他悉心按照蕃法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除间接叙述外,文中还运用对话形式,通过单于之口直接表达对昭君的一片深情。如昭君临死前留下一番遗言后,单于答曰:

   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同行复同寝,双马复双奔。……凤管长休息,龙城(笛)永绝闻。画眉无若择(旧泽),泪眼有新痕。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时兦(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丧(哭)孤魂。

   通过回忆与昭君相伴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昭君的眷恋不舍之情。汉使前来吊唁时,单于又有一番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令使者“闻言悉以悲”。

   通过大段场景和细节的敷演,单于已不仅仅是一位民族首领,更是一位体贴入微、温情脉脉的丈夫形象。变文对单于角色的精心塑造,有别于以往诗文中站在中原人角度叙述昭君故事的模式,而是以塞外蕃人的眼光讲述昭君塞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中唐时期吐蕃占领河西诸州这一历史事件,只有身处吐蕃统治之下,“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这一叙述视角才可能实现⑥。如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维摩诘讲经图》中,出现了吐蕃赞普形象,并被绘制在各国王子前方的显要位置;这一时期的敦煌写本中,有不少为赞普、吐蕃臣僚祈福的愿文,如P.2807云:

   伏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挟八维;流演一乘,以安百姓……

   以上均体现了吐蕃统治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应当说,王昭君故事发展至此,无论是情节还是思想内容上,《王昭君变文》已成为独具意蕴的河西人之作。文中没有中原诗歌中对和亲政策的批判,也没有对帝王薄情的指斥,只有对塞外风光细致而符合事实的描绘,着重强调昭君在蕃中思念故乡和汉帝,特别是单于形象的正面刻画,都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河西人对王昭君故事的重新解读,其中隐含着他们自己的遭遇和情感的倾诉。

  

   二、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及其与蜀地的关系

  

   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成为考证其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容肇祖、张寿林、郑文、高国藩、邵文实等先生均有研究。由于对“八百余年”的具体起始年代意见不同,学者们对变文创作时间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王昭君和亲的竟宁元年(前33)算起。容肇祖先生认为“从竟宁元年(纪元前三三),到唐代宗大历二年(纪元七六七),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便有八百九十年,这文大约是这时期的作品”[5]37-42。张寿林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是唐末时人所作,可以代表“公元八百五十年左右的昭君故事”[6]77。郑文先生认为八百余年一般指八百零几年,八百一、二十年,甚至八百三、四十年;又结合吐蕃由强转弱的时间,推测该变文酝酿、产生约在贞元之末,即807年,“突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的遭遇之情”[7]。第二种是高国藩先生提出的以王昭君出生之年即公元前63年算起,到737年之间为“八百余年”,时在盛唐;他又据文中“突厥”出现的年代,推断该文流传于初唐至盛唐之间[8]。第三种是以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算起。翦伯赞、张传玺二位先生认为王昭君事迹有记载的最后年代是公元前20年⑦,邵文实先生依据这一结论,从公元前20年往后推八百年,即建中元年(780),认为变文的创作年代当在此之后的数十年内;她又根据文中突厥疆界以“吐蕃为西邻”,推断该文作于吐蕃完全控制整个河西的建中二年(786)之后,一直到吐蕃结束在河西、陇右的统治,与前突厥余部即回鹘的“西邻”关系结束的大中二年(848),其间共868年为“八百余年”,即786-848年吐蕃统治河西地区之时[9]171。以上是学界对《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的代表性观点,其他结论多不出上述三种⑧,只是对“八百余年”理解的不同,在时间上有所提前或推后。

   作为民间“转变”伎艺的底本,变文的产生有一个不断改造加工的过程,我们只能给它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我们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产生于834年前后,时值吐蕃统治河西后期。

   “变文”是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据记载,“转变”在盛唐时期已经流行。《太平广记》引《谭宾录》云:

   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10]2109

   可见安史之乱以前“转变”就已在蜀地民间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120

   上述为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宫中闲居生活,“转变”和“讲经”“论议”“说话”等讲唱活动,成为其闲居解闷的娱乐方式。以上两则材料可见8世纪中期“转变”伎艺在民间和皇宫的流行情况。

   唐诗中也有关于“转变”的材料。如:

   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王建《观蛮妓》)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自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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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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