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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6:20
作者: 朱利华  
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李远《转变人》)[12]

   以上几首诗都提到了王昭君故事的“转变”,可见王昭君故事是“转变”中非常流行的题材。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转变”与蜀地的关系。《太平广记》明确说明是蜀地泸南的“转变”,《高力士外传》虽未明说“转变”与蜀地的关系,但是联系唐玄宗曾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入蜀,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回京,他闲居皇宫时用于解闷的“转变”伎艺极有可能从蜀地带来。

   又如诗歌《看蜀女转昭君变》《许公子郑姬歌》中有“蜀女”“蜀纸”等字词;《转变人》未提及与蜀地的相关信息,但作者李远是蜀人[13]129,似可说明二者有某种联系。另外,《观蛮妓》也未明说蜀地,但从诗题《观蛮妓》来看,“蛮”字多用于对南方民族称呼来看,“蛮妓”极可能是蜀地的歌妓。

   诗中“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翠眉颦处楚边月”“转角含悲破碧云”等语,描绘了女艺人声情并茂的传神表演,使“昭君怨”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表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见蜀地昭君转变都是由女性表演。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中至少四段唱词为昭君的口吻,又有两处昭君的语言描写,如“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舡(船)……’”、“妾闻:‘邻国者,大而强,小而弱,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均体现了女性作为第一人称的特点,特别是昭君登高望乡时演唱的一曲《别乡关》:

   妾家宫苑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梦)连。烟脂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内,大道青楼若眼前。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可笑轮台寒食后,光景微微尚不传。衣香路远风吹尽,朱履途遥蹑镫穿。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

   这段唱词用词考究,句式整齐押韵,情感激昂真切,将昭君身在塞外、回乡不能的那种凄楚无奈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唐诗中女艺人“欲说昭君敛翠眉,清声委屈怨于歌”“转角含悲破碧云”的表演联系起来。

   文中安排了三段单于的唱词,分别是答昭君临终遗言一段,为昭君哭灵一段以及接受汉使吊唁后自表心迹一段。从变文结构来看,如果将这三段内容删除,情节仍然是连贯顺畅的。如“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部分,使者宣读哀帝吊词后,本该接祭词内容,却安排了单于的一段表白:“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莫怪帐前无扫土,直为啼多旋作泥”,后又接“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乃述祭词……”,单于这段表白,明显有后添加的痕迹。我们推测敦煌本《王昭君变文》很有可能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实际上,“转变”与蜀地存在关系并非偶然。蜀地自汉代以来表演伎艺就很发达,近数十年来巴蜀文化区出土的说唱俑多达上百件,是我国出土汉代说唱俑最多的地区。其击鼓歌唱作俳倡状的陶俑,是活灵活现的说唱艺术的再现。到了唐代,“市人小说”在四川出现⑨,俗讲、转变等说唱艺术形式也十分兴盛,任二北先生曾以“蜀戏冠天下”概括之[14]44。敦煌文献中的作品不乏蜀地传至敦煌者,如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先生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15]。此外,张鸿勋先生认为敦煌遗书中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也是蜀地人士所编,并进一步推测可能由四川传入敦煌[16]272。据此,《王昭君变文》也可能由蜀地传入敦煌。

   仔细翻检敦煌文献,我们还能发现不少与蜀地有关的卷子。如P.8100《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P.209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于唐天复八年(908),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又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其他如P.3398、P.3493、S.5534、S.5451、S.5544、S.5659、S.5965等,题记中均有“西川过家真印本”等语。其中S.553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云:“西川过家珍印本,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902)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敦煌文献中保存至少十种这类印本,或虽不是印刷本,而与四川印刷密切相关[15]。以上蜀地文献大多为晚唐本。蜀地流行昭君转变之时河西地区正在吐蕃统治之下,那么蜀地昭君转变底本有无可能在吐蕃统治时期传入河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件残缺不全的印本残片,据邓文宽先生考证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并认为是由敦煌以外的地方流入的[17]。结合上述几件蜀地印本,该件当同为蜀地传入。据《全唐文》卷624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具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见当时四川版印日历之盛,以致引起了官方的干涉。从具注日历传入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来看,蜀地流行的昭君“转变”传入河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其传入的时间,极有可能与目前所见最早的蜀地印本日历进入河西地区大致同时,即834年左右。此时吐蕃内部矛盾重重,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已大不如前,《王昭君变文》即由河西人改编完成于这一时期。从竟宁元年(前33)至834年为八百六十七年,正合“八百余年”之说。

  

   三、敦煌本《王昭君变文》与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关系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学者们多有研究。容肇祖先生《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一文,从体制方面指出了《王昭君变文》与后世弹词和鼓词的演变关系:

   这篇文章的体制,和弹词及鼓词一类的作品相近,大约弹词及鼓词是由此演变而出的[5]37-42。

   学者们更多是从《王昭君变文》在情节上对后世昭君故事的影响展开论述,即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故事的情节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试述如下。

   张寿林先生将《王昭君变文》与唐以前的昭君故事加以对比,认为有两点最重要的转变:

   第一,它着力写昭君在胡的抑郁而死。第二,它加上了哀帝遣使祭青冢的一段想象。这两点对于唐以后的昭君故事,都是很有关系的。……从她抑郁不欢,以致病殁,这其间离自投黑水的转变,是如何的接近。这一点上,我们知道这部《明妃传》的残本,在明妃故事的转变上,是如何重要的一个连锁。[6]64-86

   历代诗文中都有昭君抑郁的因素,变文中昭君抑郁而死是在已有情节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元代马致远《汉宫秋》中昭君自投黑水而死的情节没有明显关系。《汉宫秋》中昭君行至番汉交界处,因不肯入番投江而死;而变文中昭君不仅入番,而且有较多的塞外生活描写,最终虽抑郁而死但性质毕竟不同。

   高国藩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对后世昭君题材作品的影响有“团结说”“琵琶说”“青冢说”。“团结说”即突出民族友好,《王昭君变文》中的“团结”因素,如果放在吐蕃统治敦煌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特别是结合这一时期的发愿文来看,就更容易理解其真实涵义。敦煌愿文中提到:“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甥之好”⑩,“国家万岁,天下太平;两国通和,三边永静。四时顺序,五稼丰登”(11),无不体现吐蕃统治下的河西民众希望唐蕃和平相处,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高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中的“琵琶说”和“青冢说”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则是他将《王昭君变文》写作时间定于初唐的结果,如果确定《王昭君变文》并非作于初唐,这一观点就没有说服力。

   关于《王昭君变文》对后代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文德先生认为:

   第一,“不嫁昭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之客观背景的规定性,为后人所承袭。第二,昭君与汉帝“恩情”的较多描写,是以后作品生发“爱情”的基因。第三,昭君宫中自怜,出塞悲怨,思乡恋国,成为以后昭君故事情节描写的范式。第四,昭君出塞不久死去及“藩汉界头”明妃青冢的确切界定,给后人以重要启示,成为昭君行至“藩汉界头”即死之张本。[18]67

   以上所述前三点在《王昭君变文》之前和当时的诗文中均有反映,并非《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存在影响的有力证据;关于第四点,由于本文认为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是在蜀地昭君转变底本上的再创造,不排除后世昭君故事对蜀地或其他地方昭君故事的吸收,两篇作品中的“青冢”均在汉蕃交界处这一情节可能有共同的源头,但不能说明《汉宫秋》中这一情节就是受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的影响。

   后世昭君故事,以元代马致远所作《汉宫秋》剧本情节最为完整,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学者们多以《汉宫秋》与《王昭君变文》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如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特别提到《王昭君变文》对《汉宫秋》创作的启发,他说:

   《王昭君变文》别出心裁,聚焦于另一位当局者即匈奴单于的心情,大费笔墨描述单于得不到王昭君欢心的苦恼,以及王昭君死后的悲叹和痴恋,至有“公主时亡(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的哀痛,这在成千上万的有关王昭君的作品中可谓仅此一见。后来,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着墨于元帝的后悔和迷恋,另起炉灶,而其主角视点的变换,于《王昭君变文》中已见端倪。[19]88

   其实两篇作品叙述视角完全不同。一个立足于番,塑造了单于形象;一个立足于汉,着力于汉元帝的刻画。与其说《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在视点的变换上有着某种联系,倒不如说《汉宫秋》受到当时另一位元曲大家白朴的《梧桐雨》之影响更合情理。《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在叙述角度上,《汉宫秋》中的汉元帝与《梧桐雨》中的唐明皇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在情节上,《汉宫秋》也对《梧桐雨》有所承袭(12)。

   以往昭君故事中“昭君怨”“画工恨”“青冢情”三个主题在《王昭君变文》与《汉宫秋》中都有体现,但在主要人物、情节、故事内涵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首先,人物塑造侧重点不同。《王昭君变文》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单于。《汉宫秋》主要人物是王昭君和汉元帝,尚书和画工毛延寿作为次要人物也很突出,特别是毛延寿成为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所处历史背景的不同,两种作品中的单于形象大不相同。《王昭君变文》中的单于是一个正面形象,他对待昭君细致体贴,表达了与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汉宫秋》中的单于只是一个配角,他受毛延寿怂恿索要王昭君,并非对昭君怀有真正的爱慕,昭君死后,他叹道:“嗨!可惜,可惜!……罢罢罢!就葬在此江边,号为青冢者。”[20]60对昭君的死仅有惋惜,没有变文中单于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感描写。关于汉元帝这一人物形象,由于《王昭君变文》前残,现存仅有五处提及“汉帝”“汉王”,其中四处是昭君思念故乡时提及,一处是单于将昭君的死讯报告汉王,并无正面刻画。《汉宫秋》则突出塑造了汉元帝艺术形象,他是全剧抒情主人公,重点突出了他作为一国之君却无力保护自己爱人的痛苦无奈。另外,《汉宫秋》还以大量笔墨塑造了画工毛延寿的形象,并增加了“尚书”这一人物。

其次,具体情节的不同。《王昭君变文》绝大多数情节都在塞外展开,重点在于昭君塞外思乡及单于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汉宫秋》则以汉宫掖庭生活为主,昭君和汉元帝的恩爱、面对和亲威胁时汉朝君臣的懦弱都发生在皇宫;昭君随单于行至“番汉交界”的黑江便投江而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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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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