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孔子弟子与先秦时期《论语》编纂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19-11-0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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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聊城)  


内容提要:先秦时期《论语》成书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和“最终确定”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及相关孔子弟子的门人参加了不同阶段的编纂。“初稿集结”阶段由闵子骞主持,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形成了文本的主体。“首次整理”阶段由子贡、有若主持,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辅助,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再次整理”阶段由曾参主持,子张、子思辅助,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结构,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最终确定”阶段由子思主持,以“曾子”称曾参,以“有子”称有若,增补《季氏》篇。


关 键 词:先秦《论语》  编纂过程  孔子弟子  The Analects in Pre-Qin  codification process  Confucius' disciples


《论语》成书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论语》的编纂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种说法只是笼统指出《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门人编纂,具体是谁没有明确提及。在此思路下,学界对具体编纂者进行了探究。如,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傅玄《傅子》云“仲弓之徒”,柳宗元《论语辩》认为“出于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子思之徒”,程颐、朱熹认为“出于有子、曾子之门人”等。另一种看法认为《论语》最终的编定与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关联不大,主要是后人所为,如赵贞信的“文景博士编定说”[1],单承彬的“邹鲁之士编定说”[2]等。尽管这两种看法不同,但都承认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在《论语》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先秦时期《论语》文本的形成,与孔子弟子有很大关系[3]。“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众多,究竟哪些弟子参加了编纂,学界尚未完全定论,本文以《论语》为基础,拟对此条分缕析。

据《孔子弟子资料汇编》记载,有姓名的孔子弟子有100人,且并不完全确定。孔子弟子虽多,但与孔子交往密切的弟子只是少数。《论语》中提到的弟子只有35人,即: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宓子贱、原宪、公冶长、南宫括、曾点、颜路、高柴、漆雕开、公伯寮、司马耕、樊迟、有若、公西华、巫马施、申枨、琴牢、陈亢、孟懿子、孺悲、林放、子服景伯、左丘明。[4]“提到”主要分三种情况:(1)与孔子或他人互动,有问有答;(2)自说自话;(3)被提到名字。提到的次数(每一章作为一次,亦即章数)也有很大差别。最多的是子路,达40次。其他依次为:子贡38次、颜回21次、子夏20次、子张20次、冉有16次、曾参15次、子游8次、冉雍7次、樊迟6次、闵子骞5次、宰我5次、公西华5次、有若4次、南宫括3次、司马耕3次、陈亢3次、冉伯牛2次、原宪2次、高柴2次、子服景伯2次、其他14人各1次。

从今本《论语》①来看,《论语》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一是孔子与弟子、时人的答问及其对他人的评价;二是孔子的举止形象;三是少数孔子弟子的言行举止:四是其它相关内容。按照常理推测,《论语》编纂人员如果是孔子弟子的话,那么这些弟子应该在《论语》里被提及。没有提及的弟子,无论是品德、才干还是地位、影响,应该不及被提到的弟子。比如“孔门十哲”,从曝光率比较高的子路、子贡,到出镜只有一次的冉伯牛,《论语》里都有记载。由此推知:《论语》编纂人员应该在被提及的35人②之中,其他弟子没有参加编撰。这35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可能参加编纂的:二是可能参加了编纂,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


一、不可能参加编纂的孔子弟子辨析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编纂《论语》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孔子思想,避免“圣言永灭”。据此,可以推测不能参加《论语》编纂的孔子弟子大致有以下六种情况,共27人。

(一)先于孔子去世。《论语》成书于孔子去世之后,先于孔子去世的弟子不可能参加编纂。这种情况有5人,即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81年)、子路(公元前542年—前480年)、司马耕(?—公元前481年)、孟懿子(公元前531年—前481年)和冉伯牛。前四人有明确记载,都早于孔子去世。冉伯牛生于公元前544年,比孔子小7岁,去世的时间不详。“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冉子有恶疾,不可复用于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尔。’”[5]此章所载应是冉伯牛临终之际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冉伯牛极有可能先孔子而逝。

(二)身份不明。这部分弟子多为《史记》或《孔子家语》③不能确定,虽被作为孔子弟子对待,且在《论语》里也有记载,但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左丘明、林放和琴牢。

1.左丘明。先秦时期有两位左丘明,一位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早于孔子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学生;另一位是《左传》《国语》的作者。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将其作为孔子弟子。《论语》提到左丘明只有一处: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孔子这段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6]此处左丘明应是早期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弟子。

2.林放。《论语》中提到林放有两处,都是关于“礼”的问题。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林放是否是孔子弟子存在争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对此都无记载,李啓谦依据“汉代文翁《礼殿图》有他的名字和画像”[7][8]将其列为孔子弟子,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云:“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9][10]认为林放不是孔子弟子。有学者指出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中也没有林放。[11]《汉书·循吏传》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是汉景帝时期的人,也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12]。“礼”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而林放问礼被孔子称为“大哉问”,文翁在《礼殿图》中增设林放画像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推知林放应该不是孔子弟子。

3.琴牢。琴牢是春秋末期卫国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此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其名。琴牢、琴张是否为同一人,现有资料不能确定。假定为一人,是否是孔子弟子仍存在争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由此,琴张“似是孔子弟子”[13]。杨伯峻则持否定意见:“王肃伪撰之《孔子家语》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尤其不可信。”[14]《论语》提到琴牢只有一处: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此章是琴牢对孔子的回忆,作为引言人物出现。既无孔子的评价,也无与他人的互动,即便是孔子弟子,地位也不高,参加编纂的可能性不大。

(三)难解圣人之意。编纂《论语》是为了避免“圣言永灭”,也是孔门大事,担此重任的应是弟子中居重要地位,且能够理解孔子思想的人物。反之,如果不能体察孔子思想,甚至与孔子思想相左,就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孺悲、子服景伯、公伯寮、申枨、巫马施、颜路。

1.孺悲。《论语》提到孺悲只有一处:“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礼记·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鲁哀公时期是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礼,孺悲应是孔子的晚期弟子。有学者认为孔子这样对待孺悲是一种教育方式:“《孟子·告子下》说:‘教亦多术矣。子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孔子故意不接见孺悲,并且使他知道,是不是也是如此呢?”[15]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孺悲是奉国君之命前来学“士丧礼”,这与其他弟子不同;而且,孔子自认为“自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应该尽心而教,“《士丧礼》于是乎书”也间接证明了孔子的教学效果。“这是告诉孺悲并没有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16]不管具体原因如何,孔子不见孺悲只是表达对孺悲的不满,而不是一种教育方式。再则,孺悲是奉命而学,内容单一,时间有限,学成之后必然要向国君答复。据此,孺悲不可能参加编纂。

2.子服景伯与公伯寮。子服景伯是春秋末期的鲁国贵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均无记载,朱彝尊《孔子弟子考》依据西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中有其画像将其作为孔子弟子。公伯寮是孔子的重要弟子,与子路同为季氏家臣。《论语》有两处记载:

公伯寮想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张》)

第一处,子服景伯把公伯寮诽谤子路的行为告诉孔子,并想把公伯寮斩首示众,但被孔子拒绝。第二处,叔孙武叔公开宣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具实告子贡。由此可见,子服景伯没有体察孔子思想,被孔子拒绝、被子贡教诲也在情理之中。公伯寮虽为孔子重要弟子,但与孔子、子路反目,以至于子服景伯想将其杀死。由此,子服景伯和公伯寮不可能参加编纂。

3.申枨。申枨是春秋末期鲁国人。《论语》只提到一处:“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一般人认为申枨符合“刚”的标准,而孔子不赞成,认为申枨欲望太多。朱熹引谢氏曰:“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掩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枨之欲不可知,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为刚,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17]孔子从内心并不赞同申枨,况且,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并不高。据此,申枨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4.巫马施。巫马施生于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孔子家语》作巫马期。《韩诗外传》载:“子贱治单父,弹琴鸣,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予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力教诏,虽治犹未治也。《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搂。’”《论语》提到巫马施只有一处: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

从上可知,在为官方面,巫马期与宓子贱不同。巫马期为官事必躬亲,很有成效,为人比较诚实,对不利于孔子的话依然据实相告。孔子对鲁昭公的非礼行为不是不知,而是“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不愿意说明,最后只有归过于自己。巫马期不理解孔子的“难言之隐”,可见聪明不够、悟道不深。如果是子贡,就很有可能直接向陈司败解释,替孔子辩解,而不是再向孔子转述。

5.颜路。颜回之父,生于公元前545年,比孔子小6岁,属于孔子早期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论语》提到颜路只有一处: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

颜路受业虽早,但并不理解孔子。《论衡·自纪》云:“颜路庸固。”假如深得孔子之意,必然不会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因为孔鲤去世在前,贵为孔子长子尚无“椁”,作为弟子的颜回无椁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浅显道理,颜路尚不能理解,足见其“庸固”。再则,孔子去世时颜路已67岁,精力显然不足。据此,可断定颜路不可能参加编纂。

(四)质疑或冒犯孔子。编纂《论语》是为了弘扬孔子的思想,质疑孔子思想或冒犯孔子的弟子只是作为“引言”或“反衬”在《论语》里提到,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陈亢、宰予和冉有。

1.陈亢。陈亢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4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其名。《论语》提到陈亢有三处: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曰,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

从上可知,陈亢的行为不符合弟子身份。一是私揣孔子品行。“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尝远其子。陈亢始以私子疑,终又谓远其子,始终以私意窥圣人,陋哉,陈亢之见也。”[18]二是妄言子贡贤于孔子。杨伯峻据此认为陈亢恐怕不是孔子的学生。[19]在杨伯峻看来,作为学生不应该这样说老师。

2.宰予。宰予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口才著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利口辩辞。”《论语》提到宰予有五处: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柯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言语:宰我,子贡。(《先进》)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上述五处,一处是客观叙述,一处是孔子对宰我的批评,其余三处是宰我与孔子的辩论。很明显,无论是“问社”还是“三年之丧”,孔子都不赞成宰我的观点,尤其“井里有仁”之问,有尖刻刁钻、愚弄之嫌,令孔子非常生气。“本章宰我以仁者听说井中有‘仁’设喻,问孔子仁者是否应该求‘仁’而到井中。很明显,此说具有明显的愚弄口气,因此孔子有‘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回答”[20]。有学者甚至认为,此问有同室操戈之嫌。“此章宰我之问,巧设驳难,已非尖刻问题或王充所谓‘极问’之属,明有入室操戈于孔子仁说之预含,孔子之答亦非答其所问,而为斥其所以问。”[21]司马迁评价宰予“利口辩辞”可谓一针见血,与孔子辩论竟如此愚弄、尖刻,与其他弟子辩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宰予参加编纂,看到上述四处所记肯定不会同意。故此,宰予不可能参加编纂。

3.冉有。冉有位列“政事科”第一名,有很强的政务能力,长期担任季氏的家臣。《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才艺,以政事著名。”虽然《论语》有16处提到冉有,但都无关仁德之根本问题,多是孔子对冉有的不满甚至批评。如:冉有多给公西华之母粮食,孔子说“君子周济不继富”(《雍也》)。“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责问冉有和季路:“无乃尔是过与?”(《季氏》)最严厉的一次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冉有的兴趣和精力在于政务,对孔子的仁德思想、授业传道不感兴趣,更不能从深处理解圣人之意。故此,冉有不可能参加编纂。

(五)需要回避。编纂成员如果与孔子有特殊关系,或者成员之间有亲情,一旦意见不一,就会影响编纂的客观公正。为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有些弟子应予回避。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公冶长、南宫括和曾点。

1.公冶长。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也是孔子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为人能忍耻。”《论语》提到公冶长只有一处:“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为女选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其品行、才干乃至家族等都要综合考量。孔子只是说出了公冶长最大的特点,即“能忍辱负重”[22],其他特点没有提及,但并不能说没有考虑。公冶长在其他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如果公冶长参加编纂,鉴于这种特殊身份,一旦与其他成员发生争执,就很难评断,因此需要回避。

2.南宫括。南宫括是孔子的侄女婿。《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洿。”《论语》提到南宫括有三处: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长》)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进》)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

从上可知,南宫括是尚德不尚武力、明哲保身之人。无论处于乱世还是盛世,都能够保全自己。鉴于孔子侄女婿的特殊身份及其性格,南宫括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3.曾点。曾参之父,孔子早期弟子。《论语》提到曾点只有一处:《先进》篇中最后一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吾与点也”,说明孔子当时的想法与曾点相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嫉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作为早期弟子,曾点受业之深,且深谙孔子之道。孔子去世时,曾参27岁,此时的曾点应在40岁之上。《论语》编纂是劳力费神之事,父子二人同为孔子弟子,所知大同小异,曾子至孝,不可能再让曾点参加此项工作。再则,如果同时参加,一旦发生争执,曾点重礼,曾参也不会强父所难,难免会误解圣意。据此,曾点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六)其他原因。除了上述情况外,由于性格、职业、居住地偏远等原因,有些弟子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漆雕开、宓子贱、澹台灭明、高柴、公西华、原宪和樊迟。

1.漆雕开。漆雕开生于公元前540年,小孔子11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论语》提到漆雕开只有一处: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

刘宝楠认为“夫子使开仕,当在为鲁司寇时。”[23]孔子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二年(公元前500年—前498年)任司寇等职,此时漆雕开应在40-42岁之间,已到不惑之年。结合《孔子家语》,孔子让漆雕开出去做官,除了人品、才干之外,考虑更多的是年龄。而漆雕开“自谦尚不能析理至明,不敢为仕。所答得体,故孔子悦之”[24]。孔子去世时,漆雕开已六十多岁,按正常推测,此时漆雕开应该为官,忙于政务,不可能参加编纂。

2.宓子贱。对于宓子贱的年龄有两种说法:《孔子家语》《史记索隐》认为他比孔子小49岁;《史记》载其比孔子小3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论语》提到宓子贱只有一处:“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宓子贱有为政之才,有仁爱之心,深得孔子赞许。同为孔子弟子,同样把单父治理得很好(见上文“巫马施”部分),只因方式不同,巫马施没有得到孔子的任何评价。由此可见宓子贱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如果宓子贱小孔子49岁,孔子去世时才24岁。正常情况下,治理单父三年才能见成效,因而要得到孔子认可,还应该在三年之上。换言之,宓子贱不到二十岁就任单父宰。再则,从治理的方式来看,宓子贱采用的是“任人”,善于让他人干活,不像巫马施那样事必躬亲。这种类似“无为”的做法,不太适合年轻人。由此,宓子贱比孔子小30岁的说法更符合常理。另外,宓子贱知人善用,善于谋略,不愿意亲力亲为。而《论语》编纂是一项系统、繁琐的工程,宓子贱并非“孔门十哲”,在孔子弟子中,无论是才干还是社会地位都不足以担当谋划全局的重任。据此推知,宓子贱不可能参加编纂。

3.澹台灭明。澹台灭明生于公元前512年,比孔子小39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允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也。”《史记》有两处记载: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史记·儒林列传》)

《论语》提到澹台灭明只有一处: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

澹台灭明比子游大六岁,子游初任武城宰,澹台灭明还没入孔门。“从这里子游的答话来看,说这话时还没有向孔子受业。因为‘有……者’的提法,是表示这人是听者以前所不知道的。”[25]澹台灭明入孔门应在子游为武城宰期间或之后,应是孔子晚期弟子。这是其一。其二,澹台灭明相貌丑陋,不讨孔子喜欢。孔子去世之前,他就离开孔子到南方传道授徒,效果显著,让孔子刮目相看。孔子去世时子游28岁,假定子游20岁左右担任武城宰,澹台灭明入孔门,至孔子去世才八年;况且,在孔子去世之前他就到南方传道授徒,“从弟子三百人,名施乎诸侯”,这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由此,澹台灭明向孔子学习的时间应不超过五年。其三,从“孔子闻之”,可知澹台灭明到南方教学后并未与孔子联系。原因可能是师徒感情一般,再加上路途遥远、来往不方便。据此推知,孔子去世时,澹台灭明很有可能没有得到消息,也不可能守“三年之丧”。因此,澹台灭明不会参加编纂。

4.高柴。高柴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30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法正。少居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论语》提到高柴有两处:

柴也愚。(《先进》)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高柴相貌丑陋,非常孝顺,遵守法度。之所以说高柴愚笨,主要是指他不善于读书。高柴在政事方面能力很强,孔子弟子中他担任的官职最多。[26]子路非常了解高柴,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而是让其担任费宰。根据《史记》记载,子路罹难之际,高柴曾劝阻子路不要莽撞行事: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史记·卫康叔世家》)

由此可以看出,高柴非常务实,关键时刻能够认清形势、权衡利弊、保全自己。这一点孔子看得非常清楚,故发出“柴也其来乎”的感叹。高柴有政事之才,文学能力不足,且不处于“十哲”地位,而又有政务在身。故此,高柴不可能参加编纂。

5.公西华。公西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42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束带立朝,闲宾主之仪。”《论语》提到公西华有五处,其中三处是关于公西华长于祭祀、外交的佐证:

子华使于齐……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雍也》)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

在当时,公西华的祭祀、外交才能得到公认,“乘肥马、衣轻裘”非一般人所能为。另外两处,是公西华与孔子的问答: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这两处是公西华向孔子请教,“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说明公西华对“学之不厌、诲人不倦”不感兴趣。也不能从深处体悟孔子的思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赤也惑”。孔子去世时公西华31岁,时值壮年,正是仕途的黄金时期;况且,他在孔子弟子中并不处在前列。故此,公西华不可能参加编纂。

6.原宪。原宪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36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清净守节,贫而乐道。孔子为鲁司寇,原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后,原宪退隐,居于卫国。”《论语》提到原宪有两处: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孔子去世后,原宪退隐乡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从上可知,原宪关注仁德这一根本问题,注重品行修养;与子贡观点不合,也不愿与其合作共事,而子贡在《论语》编纂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据此,原宪不会参加编纂。

7.樊迟。樊迟是孔子晚期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樊迟求知心切,上进心强,有勇力,二十多岁就仕于季氏。《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鲁齐国发生战争,季氏谓:“须也弱。”此年为公元前484年,如果他比孔子小46岁,此时应为21岁,符合“弱”的条件;如果比孔子小36岁,此时应为31岁,处在而立之年,不属于“弱”。由此推知,樊迟应比孔子小46岁,《史记》的说法不妥。杨伯峻认为《史记》中的“三”系古四字之误。[27]《论语》提到樊迟有6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从上可以看出,樊迟勇力出众,与孔子交往密切,经常跟随出行,有机会向孔子发问,提出的问题也是诸如“仁”“祭”等大问题。《尚书·无逸篇》:“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指劳力者。孔子说樊迟是“小人”,旨在批评樊迟理想不高,不愿意做弘道之士,没有任何贬义。这也说明樊迟在理解孔子思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问了孔子之后他还向子夏请教。又及,孔子去世时樊迟27岁,年轻力壮,深得季氏重用;其才也不适合编纂。故此,樊迟不可能参加编纂。


二、可能参加《论语》编纂的孔子弟子辨析


除了上述27人外,35名弟子中还剩下8人,其中“孔门十哲”占5人。按照年龄依次为:闵子骞④(比孔子小15岁)、冉雍(比孔子小29岁)、子贡(比孔子小31岁)、有若(比孔子小33岁)、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游(比孔子小45岁)、曾参(比孔子小46岁)、子张(比孔子小48岁)。按照《论语》提到的次数依次为:子贡(38次)、子夏和子张(同为20次)、曾参(15次)、子游(8次)、冉雍(7次)、闵子骞(5次)、有若(4次)。从现有资料可以推定,这8人都参加了《论语》编纂,但在编纂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不一样。

上个世纪,顾颉刚从神话传说与历史传承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28],亦即“层累”理论。该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古史研究方面,而且,对经典文本的形成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即:任何经典的形成都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佛经》《圣经》《可兰经》莫不如此[29]。那么,《论语》成典也经历了“层累叠加”的过程。杨义认为《论语》早期的编纂至少有三次:最初编纂在“夫子既卒”,众弟子按殷礼庐墓守心孝之时;第二次编纂在庐墓守心孝期满后有若主持编纂;第三次编纂在曾子去世后曾门重修[30],成书于战国。[31]梁涛认为《论语》成书的下限应断定在公元前402年,即子思去世之前。[32]基于此,《论语》编纂的时间范围应在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稿集结。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至公元前477年(三年之丧⑤结束)。此次是《论语》第一次集结。参加编纂的应为上述八名弟子,由闵子骞主导,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为成员。理由如下:

其一,《论语》编纂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的庞大工程,必须有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闵子骞和冉雍均为“德行科”弟子,比其他人年龄大,适合担此重任。闵子骞最为年长,当为这次集结的主持人。

其二,自汉儒以仲弓、子夏之徒为《论语》的编撰者以来,后世多因袭此说,对子贡的作用忽视不提。此种说法欠公允,也不符合事实。子贡属于“言语科”弟子,当时已闻名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无论是社会地位、个人财富还是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他都居孔子弟子之首,《论语》编纂又是孔门大事,子贡不可能不参加。“子贡以其资历、声望、才智、财力、与夫师弟情谊,并受孔子遗命,操办丧事,倡议编纂纪念文集,统一师说,光大师门,自是情理中事。”[33]

其三,有若“为人强识,好古道也”(《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似孔子,孔子死,弟子私募,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犹共坐而尊事之”(《论衡·乱龙》),“勤奋好学,通悟师说”[34],应和闵子骞、冉雍、子贡一起领导组织了编纂工作。

其四,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在孔子去世时都不到三十岁,属于少壮派,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难以与前面四人相比,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主要负责孔门弟子追忆孔子之言的记录、整理工作。由于子夏、子游属于“文学科”弟子,在这四人中间应处于主导地位。

此次集结,主要是参加丧事的孔门弟子根据各自所记,回忆孔子,再由编纂成员加工整理。这一阶段形成了《论语》的初稿。主要包括:(1)孔子自述部分,以“子曰”开头;(2)孔子和弟子、时人的答问以及对他人的评价;(3)孔子的日常行为,如《乡党》篇。部分争议的篇章,如《尧曰》篇和《子张》篇中的“孔子曰”以及其他弟子称“子”的章,如“曾子曰”“有子曰”等,应该不是此时的成果。

第二阶段:首次整理。时间应在子贡庐墓三年,大约从公元前477年到公元前475年。这个阶段对《论语》初稿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理。这次整理以子贡、有若为主,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为辅助,这些人的部分弟子也很有可能作为抄录人员参加了编纂。理由有三:其一,此次编纂主要是对第一稿的加工整理,校正、核对篇章、语句。闵子骞和冉雍德高望重,组织协调的重任已经在第一阶段完成,参加此次整理没有必要;此时闵子骞已六十多岁,年龄偏大,精力也不允许。其二,子贡在三年之丧之后又守墓三年,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都有充分保证。有若因“似孔子”,被弟子以师尊之,而且参加了第一次编纂,此次也应参加。其三,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作为《论语》初稿的主要记录整理人员,此次必然参加。而且,这些人的弟子作为辅助人员参加此次编辑整理也在情理之中。

此次整理的结果,最突出的变化是: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比如,以“子贡曰”“子游曰”“子夏曰”“子张曰”开始的章,多数是此次所增。因为第一次集结主要是记录众弟子的回忆,重点不在他们:此次不同,除了对众弟子追忆的部分修改校正外,编纂组成员有充裕的时间回顾过去与孔子的交往,并据此添加个人的感悟。比如,《学而》篇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曰”、《里仁》篇最后一章“子游曰”以及《子张》篇中子贡、子夏、子游、子张之言等,应是此次整理的结果。

第三阶段:再次整理。从子贡庐墓三年结束,至曾参去世之前。参加这次整理的是曾参、子张以及子思等曾门弟子。理由有二:其一,子贡、有若年龄较大,已经参加过两次,参加此次整理没有必要;其二,根据《礼记·檀弓》记载,子游与曾参在礼制方面观点相左;子夏长期居住西河,离群索居,由于丧子而失明。由此,这两人也不可能参加此次整理。

此次整理,由曾参主持,子张和子思辅助,曾门弟子参加。鉴于子张先于曾参去世(《礼记·檀弓》云:“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最后的审定由曾参负责。此次整理最大的变化是:《论语》主体结构基本确定,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即人人都能够通过学习,在道德水平上达到尧的境界。至于是否是二十篇仍然存疑,我个人认为此时没有《季氏》篇,其疑似在下一阶段被增补。

第四阶段:最终确定。从曾参去世之后到子思去世,即公元前434年至公元前402年。这一阶段由子思担纲,其弟子参加。“孔子的孙子子思肩负起了这个历史重任。他以孔子嫡孙的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缺的孔子文集为底本,通过汇集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弟子的口传亲授,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35]此次编纂最大的变化有三点:其一,增补曾参的言论,以“曾子”称之。其二,鉴于有若“似孔子”,曾被孔子弟子当孔子待之,故将有若以“有子”称之。其三,在整理过程中,又间接了解到孔子的言论,增补时以“孔子曰”记载,以《季氏》篇最为明显,试分析如下:

《季氏》篇共计14章,其中“孔子曰”开头的占10章,之所以称“孔子曰”是由于此时编纂的作者是曾子的门人,记述曾参的话为“曾子曰”,那么对孔子所说的话(这是编纂者从其他渠道得知)只能以“孔子曰”称之。本篇第一章“季氏将伐颛臾”对孔子及其弟子都是以全名称之,可以作为佐证。另外三章列于本篇最后。第12章明显是接着第11章所讲,是对11章的解释。第13章是“陈亢问于伯鱼”,显然与孔子之教有关。第14章是讲“国君之妻”不同的称谓。此章事关礼制,应是孔子所讲。“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却遗落了‘子曰’两字。……而且这一章既见于《古论》,又见于《鲁论》,尤其可见各种古本都有之,决非后人所掺入。”[36]此章并不是遗落了“子曰”,而是遗落了“孔子曰”。“称‘孔子’云者,必当在距孔子较远之时代,始可有之;如出于直接之记言,固不必特冠以‘孔’字之类,以示区别。今考诸孟子一书,其所记有关孔子之言行,例皆称‘孔子’乃至‘孔子曰’;然则下论概亦与孟子一书相近,而约略可推辨当成于其时代之先后;至其中《季氏》一篇,尤为其显例也。”[37]由此,《季氏》篇是此阶段的增补。另外,《尧曰》篇最后一章“孔子曰”也是此阶段增补。

综上,《论语》编纂经历了不同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部分再传弟子作为辅助人员也参加了编纂,最终由子思主持确定。


三、结语


先秦时期的《论语》编纂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最终确定”四个阶段,是以闵子骞、子贡、曾参、子思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集体加工整理的结晶,为《论语》后期传播直至最终成为儒家经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18-09-06

注释:

①本文所引篇章,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据。

②这35名弟子,多数生卒年代不详。为便于分析,除了有明确记载的外,其他弟子假定在孔子去世之后仍然健在。

③长期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家语》系“后人伪造”之作为学界公认。结合出土文献等相关资料,杨朝明专门撰文《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进行了驳证,认为并非“伪书”,本文赞同此观点。参见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

④闵子骞的生卒年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闵子骞生于公元前536年。去世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先于孔子去世,即公元前487年;另一种说法是后于孔子去世,有学者考证应为鲁悼公十九年,即公元前438年。参见杨洪彬的《闵子骞系列考》,载《春秋》2009年第4期。笔者赞同第二种说法。

⑤按照殷礼,三年之丧的期限应为二十五个月,孔子自称“殷人”,弟子应当按照殷礼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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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云梦学刊》2018年第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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