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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更新时间:2019-06-23 23:28:49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在以文化论族属的中国,疆域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属性的体现。所重视的是人的归化程度,而非地的此疆彼界。古代所谓四裔,主要是文野之别的观念形态,实际情形则是杂处混居。文化有别,住在中原也仍然是四裔。这种以文野论远近的理念及其行事,与近代由列强支配的条约体制划分边界的做法截然不同。研究边疆如何由原来以人的文野为别,转变到近代以地的归属为判,以及边防、边务各种体制的设置与实施,包括出入境等制度的设立,不仅是认识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面,而且许多由边界纠纷与冲突所引发的事件,造成对于内政的极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及地区局势,深入认识中外不同的理念与做法,仍然具有现实的参考借鉴意义。

   从清代实行的王朝体制看,古代中国“边”的文化性至少体现于下列方面:其一,以文野不同而态度有别;其二,规制与实施因地制宜;其三,具体处置因人而异。

   清朝原本也有“边”甚至“界”的观念意识,以及相应的模糊规制,可是大都属于纸上文章,无法实施,所以一般而言并无实事,尤其不能用后来的观念格义附会。与文化论族属的观念相对应,所谓边疆主要取决于住民的文野之别,而非辖地的此疆彼界。文化尚未归化之处,即使位于疆域内地,不与任何藩属外国接壤,也被视为边疆,如西南数省的所谓苗疆,甚至各省交界的地区也称之为边疆;反之,随着文化的提升,体制上改土归流,经济文化日趋发达融合,则即便位于边缘地带,也逐渐不以边疆视之。最为典型的如东南沿海各省。

   中国地域广袤,周边的国家为数不少,与中国的关系各自有别,清朝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依据自身的体制需要,而且考虑与对方关系的差异。清朝宗藩体制下“边”的意涵及其相应规制,视对方与中国关系的具体情形而变化,宗藩与邻国就明显有别。即使同为宗藩,也有亲疏不同,同样视对方的同化程度而异。因此,可以说,清朝在处理相关事务方面,纵然有所规制,也不过是确立一些基本原则,以便作为灵活处置的基准。

   不仅如此,清朝虽然设制严格,但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情形相当普遍,政的兴亡存废与人的去留好恶密切相关。而且往往规制越明确严格,越不一定实际生效。而真正起作用的,又没有明文写定的通则规矩。这在深谙为官之道并且熟悉边事边务的当事各人或许不成问题,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后来者就只能从行事的规律习惯加以判断,常常感到没有头绪,茫然不得要领。有些规定,看似严格,其实只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不可能实行。如雍正以来清廷严禁中越边民私自跨界,要求对于管制不善的官员严厉惩处,可是当时中越之间除有河流、大山的分界标的之外,许多地方不过平坦空旷地方,根本没有明确边界。地形尚且华离参错,人民更是民夷杂处,连谁跨谁的界也分不清楚,圣命再严,也只能阳奉阴违,相机行事。

   清朝这一套因地因人因时制宜的办法,内涵复杂。鉴于中国广土众民、各地风土人情差异极大的实际,或许最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只是实行的前提是中华文化高于周边,才能成为共同认可的规矩。可是一旦遇到强势东来的泰西列强,华夷逐渐演变为华洋,而洋又逐渐成为新与好的时尚招牌,原来行之有效的祖宗成法便再也罩不住那些率土之滨的王臣。本来不过处理欧洲拉丁方言区内部的习惯规则,到了东亚变成万国公法,进而演化成国际法,至少从名称上确立了世界各国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由于列强步步进逼而被迫实行的勘界划界,依照这一套不得不然的国际法确立的边界概念以及划界规则,与东亚原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理念做法大相径庭,护藩与固圉的纠结令当局者左右为难。以辖地为目标的理念其实更接近于丛林法则,与以人为分别的文化取向迥然不同,划界冲突往往因此而起。由原来内外模糊的边疆,转到因应列强侵占周边各国而严格划分的边界以及维系分界的边防、边务,固然是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重要表征,可是国际法本身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还是近代以来人类思维与社会规范在欧洲中心笼罩下的不得不然,人类的未来能否拥有更加合理多样的取向,都应当全面检讨。在能够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参照中,中国的固有理念与做法与之分别显著,至少是不容忽视的选项之一。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被拖入世界体系而不得不改行国际法则,其固有的处理边疆及域外事务的理念行事,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历届执政者的意识行为,说明其中的确有适宜中国情形的道理在,未必是观念落后的表现。由于分地划界的实行,以人为主体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少数民族概念以及实行民族自治始终心存疑虑的国民政府主张分地而治,反对分人而治,故连一些人提出用边疆民族的名义,傅斯年等也认为容易被牵连复杂的境外势力所利用,而坚决予以否定。单方面指责民族矛盾是由于不良统治所造成,未免过于简单化。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

  

   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近代中国面临着构造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实行各民族自决的双重压力,处理不当,统一与分治的协调就会畸变为统一与分裂的冲突。尤其是强权环伺,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成为时人心中的一大忧患,各种谋求在实现平等的同时维护统一之道,纷至沓来。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演化,反映了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及其应用,固然有时势逼迫下的政治考量,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只是政治取舍的产物,未免陷入阴谋论的窠臼。辛亥时期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念,一般而言并不包括后来认定的少数民族,即使有所变化,也尚未包括后来才认定的所有少数民族。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刺激,清季迫于反清的时势而产生并经由革命党人大力宣传的排满观念,与分省意识一样,不久就因为负面的影响而引起部分同道的不满,进而强调矛头只是针对满洲统治者。清季民初的政治鼎革进程中,人们意识到简单地套用民族主义处理内部关系的不适当,很快设法加以调整。尤其是各省独立进程中,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实现民族自决的要求出现难以协调的尖锐冲突,无论革命党、立宪派还是北方的实力人物,甚至包括清朝亲贵在内,都不能不考虑民族自决与列强瓜分、国家分裂的复杂纠葛。五族共和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此前单向理解民族主义偏颇的纠正,努力回到历史文化与西方有别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对此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实事与自称、他指、后认之间的纠结。

   在种族分别思想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为了调适外来民族理论和本国历史文化及现状的紧张,反映中国本来联系紧密的各人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五族共和的提出,使得“共和”一词超越了近代对应西文的政治意涵,部分回归古典的本意,而“中华民族”则不断扩展其内涵与包容性。辛亥时期革命党人言论中的中华民族主要是指汉人,一定程度上有以中华自居自傲的意识,以便面对满族统治者和列强重建民族自信,这与中国历代的情形并不吻合。1919年孙中山表示,欲构成中华民族的新主义,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关键“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③。其实汉人自我认同的强烈,往往是在异族统治时期的超常反应,未必是从来自尊自大。抛弃名实不符的汉族名称,不仅可以破除族属界限,团结、融合一般人已经习惯指称的各族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而且有利于回到中国原有的文化轨道上探寻未来的发展模式,不至于过度受欧洲民族主义观念的制约。“中华民族”仅仅作为单一民族存在(单个的一个),而非包括多个民族的整体(多个的一个),不但更加适合中国历代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渊源,还可能开创不同于近代欧洲民族处理方式的时代新趋势。国民政府各显要所主张的“国内无异族,海外有同胞”,以及在一个中华民族之下只能称“宗族”,不能称“民族”,都是基于孙中山理念的衍化与提升。多数国民党人认为,如果没有“汉族”,自然就不会有“汉族”和各民族的对立,也不会有各民族的此疆彼界,更无所谓国内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观念与学界以文化论种族者的认识大体相吻合。

   全面抗战时期,针对部分人类学、民族学者在西南地区进行以苏联民族观念为范型的民族历史与现状研究的言论活动,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杨向奎、张星烺等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基本是延续孙中山的思路或与之不谋而合。对于上述观念,多数留学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不以为然。而傅斯年批评的对象表面是顾颉刚,实际则是吴文藻与费孝通,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进程发生发展起来的人类学,所凭借的是上古及遗留的初民社会,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中国。

   以中共为代表的主张学习苏联民族理论的人士,基本看法与人类学、民族学者近似。各派相互之间在基本理念和具体问题上不断有所争论。中共中央出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需要,一度十分强调民族自决,以消除民族歧视与差别,待到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之际,开始调整为着重主张民族统一。可是作为民族划分,后来的做法主要还是延续了苏联的路径和模式,只是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以求得各民族自觉自愿地维护国家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对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有意识修正。“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的调整,固然有因应理论与时势需求,修补一味强化汉的偏向,弱化汉与非汉的差异性,强调共同性,同时也反映出外来理论概念与固有物事的不相适应。而理论修正缺乏足够的自觉,仅仅偏于实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更加凸显很难在外来理论与本土实情之间左右扞格的尴尬。

  

   五、外来理论概念的再调适

  

   近代以来,大量外来后出的集合概念进入中国。用外来民族观念观察原有实事及相应观念,如果不能量体裁衣,势必削足适履,难免误读错解,造成困扰。为与今人沟通,可以作为方便名词;若是作为关键概念用于解读历史与现状,就必须注意是否有所增减而误解史事、文本与实情。

   继“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之后,虽然1949年以来的民族识别基本遵照斯大林式的原则,但是对于这些原则与中国的情势不相吻合的情况,学人还是有所认识。因为这样的理念与做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社会状况严重不符,强行实施,虽然看似井井有条,实则潜藏着尖锐的内在矛盾。历史研究领域关于联共布党史的求同与见异,便是在努力应用所谓普遍规则的同时,对近代民族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继续修正。1950年至196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五个引起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后来形象地被称为“五朵金花”④。仔细考察,这些论争的目的主要是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联共布党史所规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框架中去,可以说旨在求同,唯有汉民族国家形成问题,因为实在与无论来自西欧还是苏联的框架相去太远,争论的基调和取向只能是见异。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最具学术发展潜力的讨论自然难以深入,成为五朵金花中开放最为短促、也相对平淡的一朵。而这一讨论前承清季民国时期相关论争的主题加以变换,后启近二三十年重新热闹起来的汉民族问题研究,显示无论怎样风云变幻,不合身的西装终究必须改造,否则怎么穿也不可能得体。

迄今为止,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取径与做法:其一,认定汉民族形成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套用一种或兼用数种外来的观念架构,检讨中国历史上的汉人何时符合其标准,以及哪些方面符合,符合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民族史大都上溯到两汉以前,由华夏到汉是其主线。其二,以汉民族存在为当然前提,不讨论如何形成、是否形成,或即使有所探究,也是模棱两可,将历史上这一大群人的所有活动均当然视为汉民族的历史组成。这样的汉民族史或中国民族史基本囊括所有的历史时期。其三,不一定预设汉民族的存在作为前提,看历史上的汉民族问题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和演化,探究后来被称为汉族的这一大群人在历史上是如何被指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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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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