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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皓:1935-1937年对日问题上蒋汪权力之争研究

更新时间:2019-06-23 1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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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决裂虽有可能,但是汪精卫集团发现日本还暂时无法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日伪军队进攻绥远东北地区,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绥远抗战爆发。汪精卫计划1937年正月回国,陈璧君等人则认为,虽然绥远抗战爆发,但是“现日本政府及关东军以五师维持伪国治安,防俄、防义勇军尚感不足,如日本政府及驻屯军主张不参加,关东军似无动员参加绥远战事可能”,因此绥远战事“虽不能于短期结束,现时亦尚不致惹起中日大战”。他们提出:“正月归与二月归不过一个月之迟早”,最好乘坐2月12日的意大利船,3月8日可到。陈璧君接着在1936年12月7日、8日两电中进一步强调:“绥远最近三数月必无战事,可放心治病”,“乘船二、三月较佳”。这样,陈璧君将汪精卫启程回国日期从1936年12月改为1937年2、3月;这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汪精卫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到来,因而调整了汪精卫回国时间,汪也“闻讯驰归”。在1936年12月13日电中,陈璧君对汪精卫强调“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针对有人认为汪精卫“因病不能归”,陈璧君“说时至今日,汪先生知之,必力疾起程”。12月14日,汪精卫回电陈璧君“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同日,中常会电促回国,汪精卫复电“遵即力疾起程”。12月22日,他从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启程,通电声称“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他回国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他还在路程中,得知蒋介石12月26日回到南京已“恢复自由的消息”,但是只能“继续旅程”。蒋介石的经济顾问何廉指出:汪精卫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就给国内打电报,说他马上要回南京。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件好事,好像他要回南京来支持政府,实际上他要回来夺权。汪系分子在南京为他不动声色地进行幕后活动”。

  

   汪精卫即使赶回南京,也不能利用日本之手重任行政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蒋介石回南京后,孔祥熙12月28日“辞代理行政院长职,自本日起院发公文用蒋名义”。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询问翁文灏“行政院人是否更动”,蒋介石12月29日要翁文灏回答:“行政院人选并不更动。”国民党中央决定:一致慰留蒋介石“辞”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12月30日,孔祥熙指示翁文灏:“在蒋请假期内,行政院发文用‘行政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

  

   尽管如此,汪精卫集团仍然“力图出组行政院”,蒋汪之间发生两场争夺。第一场发生于1937年1月,“此时蒋先生正辞院职,有人拟议由汪先生继任”。蒋介石曾对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表示切望汪“能早日来都把晤”,但是在汪赶回南京前于1月2日“返乡休养”。汪精卫集团注视着蒋介石的举动,谷正纲、王懋功等人于1月11日致电汪精卫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政局在酝酿中,如张继、王宠惠等迭飞奉化,及张厉生召集各地党部负责人员开密会等,似均于政局有关。本日盛传王宠惠有长行政院说”。汪精卫1月14日抵沪,停留几天后于1月18日赶到南京。他声称,本打算病愈才回国,西安事变发生时还拟赴英治疗胆囊炎,但是“因忧急国事”而返国;因为未“病愈”,“所以到了上海后仍不得不继请德医诊治”。他在1月23日行政院及各部、委员会、署的欢迎会上演说“反对独裁”。德国政府发现:“汪精卫全文发表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专制民主的文章。其内容系坚信:中国在拒绝了法西斯主义等等之后,只有继续发展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才有可能达成民主。”这就是明确向蒋介石争权,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这“与汪的固有立场相符”。这对行政院产生了一些影响,孔祥熙谈话“表示行政院主官或须全体辞职”,他本人“拟辞财政部长”。

  

   汪精卫的活动遭到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元老的反对。张继批评汪精卫“应该少说话,不可过于热中(衷)”。孔祥熙批评汪精卫集团“请汪回来,为联日”;另有人强调汪精卫须“少说话,须消极,更须对外交改变态度,不可有亲日之说”。王世杰直接对汪精卫强调“对日外交应坚定”,因此“行政院院长仍应促蒋介石先生继任,否则政院不能支配军事军人,政、军将永呈分立状态”。更有人强调:汪精卫要注意“与蒋先生更亲密合作,必能有助于大局。更应注意者勿再首肩党国之重任,因上次之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正当外交棘手之际,危困重重”,“一般人不察,以为汪之失政。今若再为冯妇,必将旧事重提,转为不美”。蒋介石本人指责汪精卫不自量力,“只知争权利,此国之所以乱而不能平也”。他决定对汪精卫“应示以恳切”。于是,汪精卫1月24日至27日“特来奉化”见蒋,结果如时人指出,汪精卫“以前年之受各方责备,早已有相当觉悟”,故此次与蒋介石商谈“即主张政府依旧不予改组,是其不愿再为冯妇正彰甚明”。1月28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开谈话会,称蒋介石“近来病况大好”。

  

   第二场发生于1937年2月至4月。汪精卫在与蒋介石面谈时“甚注重经济”。蒋介石予以回绝,认为“汪先生要办经济事业,必被人欺,应实告之”,感叹“精卫甚欲主持经济,其实非其所长,可知人事甚难安置也”。他思考如何“对汪安慰与出路”,一度打算安排其任监察院长,但是随即认为不妥。于右任2月18日“辞监院”,蒋介石“亲函慰留”。

  

   汪精卫看不上监察院长职位,仍然觊觎行政院长之职。2月12日,蒋介石思考“行政院长问题”。2月24日,冯玉祥透露“某为汪先生要当行政院长事,很疚心”。除孔祥熙外,其他一些有力人物也想出任行政院长。张群于2月22日提出辞职外长,由王宠惠3月3日继任,冯玉祥透露王宠惠“还要兼行政院,不知真假”。此外,“宋子文看大家有误会他的事,所以亦不愿即作行政院长也”。鉴于这一系列问题,蒋介石4月2日“决定告假,推王宠惠代行政院长”,孔祥熙作为特使到英国参加英皇的加冕典礼。孔祥熙“不愿奉使赴英”,但是因为争取英国支持抗战的重要性而不能不一行。何廉分析蒋介石这些措施指出:张群辞去外长职而将担任中政会秘书长,由于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随同副院长孔祥熙赴英,其职务由魏道明接任;“这是自然的,因为魏和王宠惠关系密切,而新任外交部长将代理行政院长和副院长的职务,院长仍在休假,副院长有任务去了伦敦。”何廉进而指出:“尽管有了这些变动,政府真正的实权和以前一样,仍掌握在委员长手里。他要求辞职,但未被接受,只是给假去休养。”通过这种安排,蒋介石再次挫败了汪精卫出长行政院的企图。

  

   综上,汪精卫赴沪后观察局势变化,发现政局不利于自己而只能赴欧“疗养”。到海外后,他研究国民党内局势和对日关系的变化,寻求返回争权的机会;无论是两广事件还是西安事变,都成为他利用的对象。他自信:如果多数人想起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他虽然利用西安事变返回了,但是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其阴谋落空。尽管如此,他还是同蒋介石争夺行政院长职位。蒋介石让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挫败了汪精卫的企图。此前,陈璧君对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等人感叹汪精卫左右“无几人有能力可以助其作事者,殊可痛心”。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后,陈克文为汪精卫愤愤不平,指责王宠惠“欲在政院树植势力”,秘书长魏道明“过去政绩甚劣,操守尤坏”。汪精卫无可奈何地称自己“现在在政治上,专做解决问题的工夫,比从前做行政院长好,不必忙于公文和人事”。

  

   三、第三阶段,汪从“回任”到失权,蒋介石以非常机构实现全面控权而展开斗争。

  

   以政治地位与蒋介石抗衡,“只有汪胡两公能之”。胡汉民去世后,汪精卫“为今之硕果”。1937年1月下旬蒋汪两人的溪口会谈,实际上为新的权力格局达成妥协。在挫败汪精卫多次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企图的过程中,蒋介石终归要安置好汪精卫。

  

   如前指出,蒋介石安置胡汉民、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常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赴欧“疗养”后,中政会主席之职有无人代理并不重要,因为蒋介石担任副主席。鉴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中常会于1936年12月23日决议以林森代中政会主席之职,并以居正“补常务委员兼代常务会议副主席”。居正之代理,在蒋介石回宁后自然取消;而林森之代理,就给汪精卫提出了问题。汪精卫在赴欧时就提出连中政会主席职也辞去,回到上海后又提出要辞去此职。蒋介石考虑还是安排汪精卫担任为宜,王世杰奉令见汪精卫指出:“汪先生不必再辞中央政治会主席职。”有人强调:汪精卫既然不能重任行政院长,“不若即以政治委员会主席之隆高地位赞助一切之为得策”。于是,国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5日决定汪精卫“回任”中政会主席。不过,蒋介石对汪精卫担任此职务的权力作了限制:虽然汪精卫心腹曾仲鸣接任陈布雷之副秘书长职,但是蒋介石安排张群担任秘书长,陈公博嘲笑张群走了“秘运”。

  

   在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汪之间出现一种微妙的政治现象,即:蒋介石推举汪精卫出任中常会主席,汪精卫则为国民党中央修改对蒋介石“辞呈”的答辞。蒋介石曾考虑以胡汉民去世为契机,于1936年7月“取消中央常会主席制”,但终未采行。汪精卫回到南京后,蒋介石1937年1月25日考虑“党主席之推汪”。全会召开前,蒋介石2月11日思考“中央主席辞职推人问题”,2月14日又思考“辞常会副主席”并“推汪任常会主席”。全会召开期间,蒋介石2月16日思考“内政外交常会主席与外委长、主任各人选”,2月18日“预定提汪精卫为中常会主席”。显然,汪精卫在得不到行政院长职位时企图出任“党主席”,蒋介石也打算推举他担任。但是,汪精卫不可能得到此职。在2月19日的会上,蒋介石“为推汪任常会主席事,甚费周折”,“各常委商酌甚久,均有难色”,居正“且对汪明白表示,谓同人等之所以不赞成汪先生再任常会主席,实因汪先生病体初愈,恐以甫愈之身未能胜任,转致有累”。2月20日,蒋介石“邀居正、张继等商谈推汪为常会主席事,终未能得若辈西山会议派之同意”。他指责“老派自尊不识大体,只有捣乱,可痛也”。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西安事变“承受党国付托,谬膺军政重寄,责任所在,无可旁诿”,而向五届三中全会请辞“本兼各职”。冯玉祥感慨,蒋介石“动不动即辞职”,2月20日“又写亲笔信辞职”,但是“愈辞愈不准”。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修改慰留蒋介石稿子,“改的稿子很好”,“如措国家如磐石之安,登人民于衽席之上”。冯玉祥指出,蒋介石“辞职”之一大原因为“常委主席已知汪先生而不成”。林森指出“我只知道介石非辞职不可,无法使此会平安过去”。即是说,蒋介石不能不以“辞职”为手段,使五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在全会闭会前夕即2月21日签字退还了蒋介石的辞呈。显然,通过推举汪精卫为中常会主席和以“辞职”为手段,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他与林森、吴稚晖商议“拟设一国防委员会,推汪为主席,介石为副主席,既可少数人议事,又可维持介石推汪为常会主席事”。这个国防委员会取代了1936年7月设置的国防会议,以中政会主席、副主席分任主席、副主席。它发展成为后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蒋介石的独裁奠定了基础。

  

汪精卫得不到“党主席”一职,口中“虽唯唯,而心中未尝不愤愤也”。在1937年3月4日中常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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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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