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朴民:《管子》的兵学思想

更新时间:2019-06-21 21:05:50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管子》,战国末期即已流传,原有389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为86篇,今存76篇,分为八大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言》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是由西汉刘向所编订的。值得注意的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王兵》篇,与今本《管子》之《参患》、《七法》、《地图》等篇文字相合。竹简整理小组认为:“《王兵》篇的成书年代应该比《管子》相关各篇为早。”而这些篇章都是论兵之作。

  

   《管子》一书数量繁富,内容庞杂,郭沫若指出,其书“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管子集校·叙录》,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古今学术界对其书性质、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认识多有分歧,但基本的意见是认为其书虽托名于管仲,但大致的成书年代当是在战国,其中个别篇章保存了管子本人的遗说。现存的《管子》大部分是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学派的作品和稷下学者的著述,也有汉代所附益的部分。由于《管子》书“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 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所以其书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包括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儒家以及兵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内容。尽管如此,《管子》一书还是有其主导思想的,这主导的思想就是法家思想,反映了当时齐国推祟管仲的法家学派的理论要求和政治愿望。

  

   齐国法家有自己的思想特点:一方面强调法制,主张法不阿贵,认为“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管子·重令》)。要求以法律的力量来强化封建集权。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重视民众的作用,主张争取民心。认为礼义廉耻乃是立国的根本,“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十分强调将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宗法制,他们的态度也不像商鞅、韩非子一派法家那样决绝,而是主张把宗法制中的合理成分服务于中央集权制,在重法制的同时也通过宗法道德的纽带来巩固封建统治。齐国法家学派这些思想特征的形成,既与齐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相关,也同齐国建国以来长期延续的注重实用、博采融会的学术文化传统相一致。它比三晋法家一味排斥道德教化,片面强调法制的做法,无疑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因而在后来封建社会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的兵学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问题的理性认识。举凡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均有精辟深入的论述。与全书的哲学、政治思想兼容折衷倾向相一致,《管子》的兵学思想亦具有调和、平允的特点,体现出先秦兵学逐渐走向综合融会的历史趋势,从而成为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战争观


   《管子》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管子·参患》)《管子》指出,战争虽然谈不上高尚和道德,但在当时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兵法》)。所以,《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务必“积务于兵”,即注重和开展军事活动。指出假如“主不积务于兵”,等于是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敌人,危险之至。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他说,即便是在黄帝、尧、舜那样的盛世,都不曾废弃兵事,那么“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管子·法法》)。所以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在《管子》作者的眼中,纯属于亡国覆军之道,必须痛加驳斥:“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从以上论述看,《管子》的基本立场是主战的。

  

   《管子》在充分肯定战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它认为战争本身是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物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管子·法法》)。一个国家如果屡次发动战争,就会使得士民疲惫;即使能够屡战屡胜,也会诱使统治者骄傲自大,必将危及整个国家利益,“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 (《管子·兵法》)《管子》认为战争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危害:“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者,则民有鬻子矣。”(《管子·八观》)所以战争尽管必需,但却要防止过分,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加以对待;“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管子·重令》)。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在战争问题上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即便不得已而从事战争,也要争取一战而胜,避免旷日持久,损师疲民:“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管子·幼官》)认为只有“德成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管子·枢言》),才是正确的做法。

  

   《管子》这种对待战争大事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是其作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认真借鉴其他学派战争观有益因素的产物。当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国家遭兼并的现实,使得齐国法家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但是,魏惠王、齐湣王穷兵黩武招致丧师辱国的结果,又使得齐国法家认识到一味好战的危害性,因此主张慎战节兵。另外,齐国较开放的学术文化传统,也使得齐国法家善于吸取其他学派的长处。这在战争问题上就表现为借鉴齐国兵家孙武、孙膑等人的“慎战”主张以及黄老学派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提倡适可而止。

  

   《管子》战争观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它对战争性质的区分。《管子》认为,战争的性质可以划分为“义”和“不义”两大类。所谓“义兵”,就是“案强助弱,禁暴止贪,存亡安危”,就是“至善之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 (《管子·幼官》)。所谓非义之兵,就是“贪于地”,“不兢于德而兢于兵”(《管子·大匡》)。《管子》认为,战争的正义性乃是决定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行义胜之理” (《管子·幼官》)。从事义战,方可“立于胜地”,“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管子·七法》)。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管子》主张“兢于德”,而“不兢于兵”。强调用兵打仗要“举之必义”,即以正义战争对付非正义战争,从而实现“有义胜无义”的目的。同时,《管子》对非正义战争也进行了有力的贬斥。指出军队强大、士兵勇敢而战争性质“不义”,则等同于“伤兵”、“残兵”,“勇而不义伤兵”(《管子·法法》)。这种军队在战争中必然会遭到失败:“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 (《管子·法法》)虽然《管子》对战争性质“义”和“不义”的区分,是相当肤浅的,仅仅局限于抽象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层面,但是这毕竟表明当时思想家在战争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在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军队建设思想


   《管子》的军队建设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概括地说,它以“强其兵”为军队建设的核心任务,主张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关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并把将帅队伍的建设、赏罚制度的完善、武器装备的改良、军事训练的健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管子》鲜明地提出“强其兵”的主张,指出:“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管子·重令》),“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

  

   如何“强兵”,《管子》提出了许多措施,其荦荦大端有:

  

   第一,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管子》认为要“强其兵”,首先必须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而富国的基础则在于发展经济和富民,“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民饥不可使战”(《管子·八观》)。《管子》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管子》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力求在物质财富方面胜过敌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管子·七法》)在农耕社会中,粮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所以《管子》又把聚财的重点落实在“重粟”上,强调“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子·权修》),“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国》)。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的。

  

   但是,《管子》并不机械地将“富国”与“强兵”加以等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管子·制分》)因此,它又从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着眼,探讨了“强兵”的条件。《管子》认为修明政治也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前提:“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管子·大匡》)。因此,《管子》主张“得人”,即争取民心。认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管子·大匡》);“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做到“德义胜之”(《管子·霸言》),如此方可避免“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管子·参患》)的被动局面。《管子》认为修明政治还应包括君主节欲去奢、任贤使能、明赏信罚、礼义教化等多方面内容,把“爵授有德”、“禄予有功”、“上帅士以人之所戴”、“授事以能”等等,看作是国之“常经”、“霸王之术”(《管子·问》)。《管子》这种将军队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相融贯而通盘筹措的主张,的确具有很大的特色。

  

第二,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管子》认为,信赏必罚是治军的重要内容。能否信赏必罚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安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管子·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管子·兵法》),“赏罚明则民不幸生,民不幸生则勇士劝矣”(《管子·七法》)。所以它主张以法治军,信赏必罚,令行禁止,“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管子·重令》)。和商鞅等人相仿,《管子》的作者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即所谓“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所以统治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发挥赏罚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802.html
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