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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琳: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

更新时间:2019-06-19 07:28:48
作者: 王舒琳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关 键 词:郭沫若  日本汉学  中外学术交流史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Guo Moruo  Japanese sinology  modern academic exchanges history  Chinese Ancient Social Studies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面旗帜,他的治学生涯体现出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特征。他自小受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打下了深厚的治学根基。随着时代潮流和生活环境的变迁,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活,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日本是近代国际汉学的重镇,为郭沫若开展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在日本撰写的首部史学论著,反映出郭沫若关注日本汉学研究动向、积极吸收日本考古领域新成果以及对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倾向等。这些都说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日本汉学界密切相关①。

  

   一、郭沫若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

  

   郭沫若一生中有二十年生活在日本,分别为1914-1924年留学十年和1927-1937年流亡十年。他曾总结第一个十年:“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1]1927年,郭沫若被迫再次前往日本,在被监视的境遇中专注古史研究。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结合大量史料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最终撰写成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鲜明的特色是首次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工具解析中国先秦社会。1924年,郭沫若翻译和研读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彻底接受了唯物史观,这为他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河上肇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他所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的重要著作,促进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1950年,郭沫若曾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版刊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中回忆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能否认,河上肇博士是有功劳的。就是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的人是经过他的媒介才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的人证。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2](236)翻译这部书之前,郭沫若是一个醉心新文学的青年,希望通过文学来实现救国的抱负。译介这部书之后,郭沫若从中获得启示,开始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郭沫若曾多次明确表示河上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派归属来看,河上肇的理论体系属于日本京都学派,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并称为京都大学的三大体系。可以说,从历史观来看,郭沫若与日本京都学派有一定的学术渊源。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的完成过程蕴含着郭沫若治学路径的演变。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所强调的:“不依照写作先后排列,便看不出研究路径的进展。”[3]以撰著过程为切入点,就会发现郭沫若学术路径的具体变化。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篇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同。他说道:“记起来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候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的《易经》,是薄薄的两册,除了附有日本式的训点及卷头偶尔标注的反切和字义之外,完全是白文。但那书有点好处,是把经与传分开了的,读起来比一般经传合刊的本子来得便利。我就根据这个本子,费了八天功夫,草出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的那篇文章。”[4]“被敬言先生款待了三天,回寓之后又继续着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但也同样的可怜而且胆大,所凭借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钱在东京买的朱注本和蔡传本,一口气写成了那篇题也长文也长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4]由上得知,郭沫若是使用日本版本的文献来进行写作的。郭沫若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易经》《诗经》《书经》(即《尚书》)等经学文献烂熟于心,早年又在日本冈山读医科大学时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日语水平较高,所以他使用这些日版文献相对顺利,迅速完成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于1928年8月25日脱稿,《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于1929年9月20日完成,两篇文章间隔时间为1年1个月。此间,郭沫若的学术观念有所转变。他说:“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5]于是,郭沫若开始寻求考古学的入门书籍。文求堂书店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告诉他:“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郭沫若经由他在冈山六高时的老师藤森成吉的帮助,进入东洋文库阅读。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6]这是郭沫若由经入史转向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1929年,为了扩充考古学知识,郭沫若翻译了德国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此书最早由上海乐群书社出版。他在译本序言中提到:“去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智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但我所读的是日本滨田青陵博士的译本。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他所迻译的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价值。结果和所预期的相符,我由这部书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适逢其会我从前的一位友人新开了一家书铺,他写信来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译这部书。因为一时买不出德文原本,我在便宜上便从日译本来重译了。”[7]日本是近代汉学研究的重镇,依托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两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东洋学”和“支那学”(以下称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滨田博士,即滨田耕作,号青陵,是京都学派考古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从郭沫若对滨田耕作的评价来看,他早已知晓滨田博士。郭沫若在东洋文库时遍览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经笔者查阅,1929年以前出版的金文著作有6部,分别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在1918年和1926年编著的《泉屋渍赏·彝器编》和《泉屋渍赏续编·彝器编》、1922年滨田耕作著的《泉屋渍赏别集》、1923年大村西崖出版的《支那古美术图谱》和帝国工艺会刊发的《支那工艺图鉴·金工编》(1921年)[8]。郭沫若称“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折射出他对滨田耕作学问的肯定。郭沫若在撰述《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时,参看滨田耕作的学术成果,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沫若案三器影片载《殷墟古器物图录》中,日本滨田耕作博士以为乃石庖刀,余谓当即石犁,非必古磐也。”[9](189)尽管二人在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郭沫若特地标注其观点,足见他对滨田耕作的重视。随后,郭沫若与滨田耕作的两位后学梅原末治、原田淑人都建立了学术交谊。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的史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主要依靠传统经学文献,《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则充分利用了近代考古学发展以来的新方法和新史料。考古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门类,郭沫若进入这一新兴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中国较早开展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来看,郭沫若走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前沿。首先,他在史料方面取得了突破,不再单一使用传世的经典文献,强调卜辞与铭文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用两者双重考察史实,摸索出一条运用现代科学眼光研探历史的道路。其次,相较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甲骨研究的先驱,郭沫若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前辈们的甲骨文字考释业绩,而且尤为重视古器物的研究。他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如器物材质的勘测、地层的研究和样式分析的方法等考订器物的确切年代,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可以说,郭沫若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古史研究体系,即通过综合分析传统的经典文献、甲骨文字以及地下出土的古器物来考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风貌。

  

   二、郭沫若吸收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个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尽力搜集甲骨材料。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文末列出了重点参考的研究资料,主要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和日本甲骨研究先驱林泰辅编纂的《龟甲兽骨文字》二卷。郭沫若在《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说,“刘铁云所蒐藏的甲骨在庚子之乱以后,一部分为上海哈同所得,又一部分则流入日本,彼邦林泰辅博士汇集诸家所有于一九一七年亦编印《龟甲兽骨文字》二卷”[9](190-191)。《龟甲兽骨文字》二卷极为重要,是日本第一部甲骨文字著作,收录了日本早期的甲骨收藏。“自1899年甲骨被发现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与此同时,不少外国人也开始搜购甲骨文,并有不少又被转卖到外国,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各大博物馆。”[10]其中,日本人所得约15000片[10]。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1922年林泰辅亡故后,他所收藏的甲骨文文献归东洋文库。有的学者曾评价《龟甲兽骨文字》二卷:“7月刊行了《龟甲兽骨文字》2卷,根据日本所藏甲骨,补罗振玉《殷墟书契》之漏失。”[11](434)可见,此书是郭沫若进行甲骨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1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附录 追论及补遗》最能体现出郭沫若对日本汉学界的关注。首先,郭沫若以中国考古之业绩反驳日本东京学派的立场。为了获取国内材料或者发表论文,郭沫若经常与燕京大学的容庚联络。“顷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见假,始知董君于一九二八年冬曾从事殷墟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八十一片。辞虽无甚精萃,然物由发掘而得,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理惑论》,日本饭岛忠夫博士《支那历法起源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说》,均怀疑卜辞,而理由甚薄弱。)”[9](271)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购藏起,国内外就不乏质疑的声音。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力于寻找新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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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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