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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回顾与转型升级

更新时间:2019-06-18 07:51:01
作者: 王超  

   【摘要】 尽管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在经过两次启蒙和一次转型之后已经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学术景象,但是在研究思路不尽合理和研究方法较为陈旧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增长知识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甚至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为了推动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创新,取得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突破,促进刑事证据法学的知识增长,进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亟待再次转型,在增强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主体性、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精确解释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存在的真正问题或者独有问题。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证据法学;两次启蒙;初步转型;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经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该论断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刑事证据法学研究而言,理论界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有别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已经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学术景象,甚至成为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但是在缺乏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情况下,大多数研究者的视角总是停留在如何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改革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这个层面上,而很少考虑到如何通过理论创新精确解释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存在的真正问题或者独有问题,进而推动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的知识增长。尤其是在理论界对于许多最基本的刑事证据法学概念和理论都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我国甚至还没有形成权威的、科学的并且得到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2]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制度话语体系更是水月镜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在客观评价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已经成为理论界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的视角,在考察和评价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的两次启蒙与一次转型的基础上,深入反思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对我国如何通过转型升级推动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创新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的两次启蒙

  

   通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证据法学研究成果,[3]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启蒙。第一次启蒙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奠定了我国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而第二次启蒙以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程序法治等为理念,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的启蒙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甚至是前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前苏联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实践者,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理论与经验自然而然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言,除了借鉴前苏联的经验与理论之外几乎不可能有其他路径可言。可以说,从法律制度的构建到司法机关的设置,再从法学教育到法学研究,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不都是学习和模仿前苏联的模式,甚至是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达到教条主义的程度。[4]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主线就是翻译、介绍、引进、学习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制度。尤其是《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作为前苏联法学界最高权威维辛斯基的代表作,不仅在前苏联法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不得不照搬照抄前苏联刑事证据法学的意义上,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前苏联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启蒙之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认识论指导思想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苏联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理所当然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就证据制度或者理论而言,前苏联法学界普遍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苏维埃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或者方法论基础。如蒂里切夫等编著的《苏维埃刑事诉讼》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刑事诉讼科学的最重要部分,即证据理论和证据法的方法论基础。[5]维辛斯基和切里佐夫在分析苏维埃刑事证据制度中的内心确信和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时进一步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前苏联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指导作用。[6]在借鉴和移植前苏联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不仅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甚至将其作为我国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理论界普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最普遍规律,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刑事证据制度必须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制约和指导。理论界甚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进行了解释,从而初步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如实事求是原则、忠于事实真相原则、广义刑事证明观、客观真实观等。

   其次,阶级性分析方法的引入。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前苏联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刑事证据法学研究自然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前苏联法学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揭示了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证据制度的阶级性,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证据制度或者理论和剖析了苏维埃刑事证据制度或者理论。如前苏联学者认为,包括刑事证据法学在内的苏维埃刑事诉讼科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7]维辛斯基在分析证据学的一般原理时指出,证据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被阶级精神所渗透,都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都是为阶级的利益所服务。[8]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废除旧法、批判旧法观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在研究刑事证据法学的过程中像前苏联学者一样广泛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一是以阶级性为划分依据,将古今中外的刑事证据制度分为剥削阶级国家的证据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证据制度。二是以阶级观点批判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据制度或者理论。理论界普遍认为,尽管西方国家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相对于古代神示证据制度而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自由心证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基础之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动制度和理论。三是以阶级观点分析具体的刑事证据制度或者理论。其突出表现就是理论界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刑事证据是否具有阶级性所进行的热烈讨论。

   再次,客观真实观的全盘继受。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苏维埃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不仅坚持内心确信原则,而且主张客观真实原则。[9]客观真实原则要求苏维埃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应当从犯罪事实和被告人实施犯罪事实的各个方面发现并确定客观的真实,确保审判员所作的判决完全符合实际的事实。[10]在秉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几乎完全接受了前苏联的客观真实观念或者客观真实原则。理论界普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可知论和彻底的能动的反映论,办案人员能够认识客观事实和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忠于事实真相;基于物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公安司法人员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认识既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做到主观符合客观;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辩证统一;公安司法人员对于客观真实的认识往往需要经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经过实践、认识、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得以完成;刑事证据是不以公安司法人员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公安司法人员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时必须尊重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是认识案件客观真实的过程,而该过程既是从相对真实走向绝对真实的过程,又是不断排除错误的过程;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确保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做到主观符合客观;等等。正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客观真实观,理论界普遍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最后,广义刑事证明观的形成。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苏维埃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坚持广义刑事证明观:刑事证明的主体既包括调查机关、侦查员、检察长,又包括法院;刑事证明的目的是为了判明事实真相;就证明责任的分配而言,苏维埃法院不是处于控诉人和被告人之间的被动仲裁者,而是在审判过程中比较积极主动,在调取证据和判断证据上不受任何形式和要求的拘束,可以主动地提出补充的证据;前苏联的刑事证明活动贯穿刑事诉讼的全部诉讼阶段,在每个诉讼阶段调查机关、侦查员、检察长和法院都要从事收集、审查和评定证据活动;等等。[11]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典之后,我国学者几乎完全照搬了前苏联的广义刑事证明观。一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野下,理论界普遍将公检法三机关的诉讼证明活动视为一种认识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二是普遍主张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检法三机关以及诉讼当事人都属于刑事证明的主体,均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三是理论界普遍强调刑事证明是贯穿刑事诉讼全部过程的一种诉讼活动,即公检法三机关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这几个刑事诉讼阶段都从事刑事证明活动。四是理论界普遍认为刑事证明活动包括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等诉讼活动或者诉讼环节。

   (二)现代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的启蒙

   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开始变得更加开放,既不再像以往那样唯前苏联刑事证据法学马首是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西方国家刑事证据法学进行盲目地批判,而是在深刻反思我国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基础上,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的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借鉴。而在西方法治理念、程序正义理论、人权保障观念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经历了一次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的现代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的启蒙。

   第一,刑事证据理论基础的拓展。在我国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中,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辩证唯物主义主义认识论被视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进行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尤其是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大量吸收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再加上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受到质疑最大的莫过于得到公认的权威的不可动摇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的指导地位。总体而言,理论界在深刻反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或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形式理性观念、程序正义理论、法律价值及平衡选择理论、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论等,从而使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

第二,刑事证据法原则的独立化。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在刑事证据制度严重依附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理论界很少专门研究刑事证据法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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