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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5:03
作者: 鲁西奇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表现在研究者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谁的、为谁而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主要有“国家”立场、“世界”立场以及“人”的立场三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有:其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其二,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其三,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国历史研究者须“进入”并立足于现实的与学术的“中国田野”,去开展中国历史研究;亦应充分使用多样、多元的历史资料,梳理多样、多元的历史叙述,从而形成多样、多元的中国历史认识。

   关 键 词:中国历史  主体性  统一性  多样性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即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二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所研究的中国历史是谁的中国历史;三是研究目标的主体性,即主要为谁而开展研究。①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密切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其中的核心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因为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认识历史,往往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及相关观念的使用或创造,也决定了其所界定和追求的研究目标。②

   研究者在开展中国历史研究时,虽然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其主体性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变动的或模糊不清的,但就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界定、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以及明确的或潜在的目标而言,不少研究者程度不同地具有并表现出某种立场。总的说来,中国历史研究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立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国家”立场。研究者站在“国家”(既可能是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可能是现当代的中国国家)的立场上,主要围绕(1)“国家”的形成、兴盛、衰退乃至灭亡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或“治理”的成败得失,(2)“国家”的本原、类型、形态、结构及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3)中国“国家”的形成、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等三个核心问题,从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其研究目标主要包括:(1)“赞治”、“资治”,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③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2)通过对国家历史、功能与特性或某一具体领域的分析,寻找并选择“历史资源”,以论证历史或现实国家的“合法性”,或论证现实国家某一制度或政策的“历史根据”或“合理性”,即为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提供足以服人的历史认识基础和历史借鉴;(3)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明其升降变化之轨迹,以说明现实中的中国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展望或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或趋势。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乃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虽然可能是不同意义上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

   二是“世界”立场。从“世界”立场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重要预设:(1)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基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源自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的预设,使研究者可以设定自己的“世界”立场或“自觉意识”,并选择这种立场,进而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出发,通过比较分析,考察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及其在“统一的世界历史”中的意义。(2)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相对孤立到普遍联系”、“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原本相互隔绝、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逐步联系起来,并不断强化此种联系,所以“全球化”乃是一种悠久的、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的预设,使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可以站在“中国”(或中国的某一区域或地方),放眼看世界,或者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以世界的眼光,观察“中国”(以及构成“中国”的各区域或地方)是如何逐步建立并强化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联系,分析中国及其区域或地方“构建”或“进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世界”立场的中国历史研究,把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在中国的展开或表现,同时也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站在此种立场上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大多接受、奉行“整体历史”或“总体史”的原则和思想方法,把中国或其不同区域、地方看作可以展现“世界历史之统一性”或“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整体,对其特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以反映这一整体的历史总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将中国历史或其区域历史“嵌入”具有基本统一性的或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中,并相信中国历史研究(包括其区域历史研究)可以揭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或全球化进程及其实质;其所界定、选择的中国或其区域与地方乃是世界的中国或世界的区域与地方;其研究目标既是中国的、区域的、地方的历史,同时或最终是世界的历史。

   三是“人”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的立场有两层含义:(1)研究者立足于自身的现实需要、情感、兴趣、好恶、求知欲或价值观念,选择并界定研究对象,并在研究过程中“灌注”其个人性(包括个体的智慧以及求知、求真的诉求),其研究目标乃是表现其个人性,并满足其个人需求。(2)研究者立足于自觉意识的“人”的立场,从“人”的生存、欲望、认知、交往、精神等角度出发,选择并界定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中国历史”界定为“中国人的历史”,是中国各地区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其研究目标,乃是探究“中国人”的人性,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是以“人”为本位,探究“人”在空间、时间中的位置,并加以描述、表达。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个人”所自觉意识并界定的“人”实际上超越了“个体的人”,亦即在历史过程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人,而成为相对于其所生存的诸种环境而言的“人”;其所研究的历史乃是“人的历史”,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主题的历史,其核心问题就是“人”(中国人)的形成、演变,以及人与其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乃是为“人”的历史,为“中国人”的历史。当然,这样的“人”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人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各种各样的人群、集团、阶层或阶级,并非抽象的“人”。

   专业的中国历史研究者较少主动、自觉地思考、界定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往往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或思想方法的选择而确定或改变其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主体性的弱化甚至缺失——研究者没有明确的出发点,亦不明确其所研究的中国历史究竟是何者的历史,更不愿意追问自己的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有意义。主要立基于个人需要的历史研究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可是,如果要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突显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或人类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就必须明确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谁在研究、研究谁的、为谁而研究中国历史。“国家”立场、“世界”立场、“人”的立场,并无高下之别,其研究目标亦难分大小、远近、高低,研究成果的水平与研究者的立场之间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任何一项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都应当是立场明确的研究。同时,也只有立场明确的研究,才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并在交流中突显出中国历史的特性与意义,以及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立足于中国历史研究而形成的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与认识。

  

   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无论基于怎样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是“中国历史”。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均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而此种差异正说明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乃是何谓“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当今之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认识“中国”——这里的“中国”既可指中国这片土地、生活在中国土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可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中国,亦可指“人”(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认识、理解或“认同”的中国。质言之,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中国”。④

   无论站在“国家”立场、“世界”立场,还是站在“人”的立场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1)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此即“中国文明的连续性”;(2)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持续保持着政治的相对统一,形成了疆域广大、内部复杂多样的政治体,此即“中国政治的统一性”;(3)经过百余年来的摸索,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此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三方面认识,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历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的基本共识。而探究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过程、分析并解释其成因与意义,既是很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出发点,也是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

   与“文明”一样,“中国文明”的范畴、内涵也非常复杂,难以界定和阐释。可是,开展中国历史研究,就必须努力弄清楚、说明白什么是“中国文明”——是“中国的”文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发展起来的文明。

   长期以来,在考古学界与上古史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国家”曾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很多学者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来论证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⑤张光直先生将“酋邦”和“早期国家”理论运用在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领域而得出的认识,⑥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三部曲”理论,⑦王震中先生融汇诸家之说而提出的“邦国—王国—帝国”说,⑧虽然吸纳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的诸多理论与研究,亦结合中国考古工作与成绩作了非常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但实际上也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核心线索的。不仅如此,所谓“社会复杂化”的理论及其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运用,在根本上也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指归的。⑨国家及其形成(以及城市、文字的出现与发展等),基本上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文明所独有;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形成的国家形态与结构。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形象地描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众多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性文明并存的面貌,并用裂变、撞击和融合比喻各地区文明起源与演变的不同路径,以及各地区文明不断融会的历史过程。⑩张光直先生强调各区域文化在不断扩散的过程中深化了相互间的联系与作用,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圈”或“文化互动圈”,而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圈内的所有地域文化都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11)在苏、张等先生的基础上,严文明先生更着意于强调在各区域文化平行发展、不断融会或互动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得以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而加以融合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强化此种核心作用,从而推进了中国文明统一性的形成与发展。(12)

如果中国文明从源头上就是多元的、多中心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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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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