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金毓黼日记所见民国学林百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 次 更新时间:2019-06-17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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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地区,因为开荒和战事频仍,武人侠士史不绝书,却少见文人活动的记述与传说,以致长久以来人们日渐形成东北地域“武盛文衰”的一般印象。不过,本文关注的则是一位东北学人的经历,他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蜚声海内的历史学家金毓黼先生。


金毓黼,别号静庵,1887年生于奉天辽阳一农家,早岁所受学塾教育并不正规,约莫26岁时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季刚)等名师研治文史,当年北大校内视其为“东北读书种子”,颇受青睐,至1916年夏毕业返乡。其时,后来名扬天下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孟真)、段锡朋(书贻)和罗家伦(志希)等人已陆续入学,而蔡元培先生出长最高学府,则在这年年底。即是说,金毓黼并未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洗礼”。


此后十余年,金毓黼在白山黑水之间谋生发展,虽“混迹”官场,竟能力学不辍,以编撰东北史书而声名鹊起,到三十年代初,已然担任奉天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等要职。其间,一些“流年不利”的内地学人像黄侃(季刚)、吴宓等曾到关外谋职(东北大学),金氏尽力予以照应。大概缘自公务连带关系,金毓黼与国内实力人士如章士钊、黄炎培(任之)、叶恭绰(誉虎)等亦有直接或间接往来。显然,金氏正处于“学优则仕,仕而助学”的良佳状态。1930年9月末,参加中原大战的东北军进驻平、津接收各行政机关,金毓黼在日记中载曰:“东北发表大批官吏接收平、津,今午启行,诣站送之。数日内为友人设法,颇效奔走之劳,皆能各就班位,亦一快也。”(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四册,2489页)身为奉天行政当局的“幕僚长”,其作用当然灵便。


然而,一年之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丧,金毓黼的命运随之改变。他遭日军拘禁近百日,解禁后又被监视行动。其间,他只能以编书自遣,《渤海国志长编》即杀青于此时。日军命其出任“省府参议”之类伪职,他选择省图书馆事宜,并主撰《奉天通志》,力求以此摆脱与伪省署的干系。羁留伪满四年,金毓黼甚感压抑,总觉得潜伏着危难,进而萌发出走欲念。他借重学界友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关系,提出赴日本访查图籍文献,竟获允准。1936年4月,他抵达东京后,即到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阅读资料,一连数月日日如此,日人防范因而放松。7月中旬,他按预先计划,登上由神户直达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班轮,于14日安抵沪上,成功脱离日满统治。稍后有乡人来函:“言彼中(日满区域——引注)管理思想,罹惨祸者多人,盛赞余之知几”。(日记第五册,3933页)金毓黼自己也深自庆幸:“自来江南,重睹天日,……其喜幸为何如也!”


金毓黼的施巧计自日本回归,与后来郭沫若的秘密离日返国,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人们的审视眼光却不甚相同。金氏抵沪后数月,适值鲁迅逝世,他曾有过一番议论:“吾国之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皆有左倾色彩,受青年学子之欢迎。鲁迅与日人内山完造交谊极笃。其卒也,内山氏为主丧人之一,值中、日国情严重之日,而吾国人不以为病,盖以私交与国事判然两途也。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吾国不可解事极多,岂止鲁、郭二氏而已乎!”(日记第五册,3926页)金毓黼的敏感与困惑,似与他的心境有关,那段羁留伪满的经历,日后果然给他带来“麻烦”。



金毓黼离乡背井,投奔关内,故乡的优渥境遇殆已失去,等待他的是职业学者勤勉而清悠的生活。他通过黄炎培介绍,拜访蔡元培,持蔡先生一纸专函,于同年7月20日至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会晤傅斯年,“傅君于余研究工作允为尽力助成,殊可感也!”翌日,“朝间傅君来访,谓为余筹得办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第三日“孟真招晚餐,肴馔颇丰。”(日记第五册,3889、3890页)傅斯年为金毓黼“筹得办法”,乃推荐其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傅斯年如此非同寻常的“礼遇”,使自感“孑身万里,漂泊无家”的金毓黼感恩莫名,铭记于心。


傅斯年与金毓黼作为北大同学,此前接触不多,但彼此相知。傅差不多与金同时入北大,所不同的是,傅先入预科后升本科。二人几乎同时为国学家黄侃所赏识,金在季刚师门内可谓登堂入室,四十年代后期北平学界老辈赞其治学“笃守黄法”,“能传季刚先生之学也”;而傅则稍窥黄门即“叛逃”,转入胡适门下致力于新文化之提倡。不过,金、傅二人均以国学见长,自然惺惺相惜,尤其是东三省事变前后,有关东北历史的编写与研究已成热点,傅氏曾大力提倡并编写专书,而金氏无论在资料积累或研究功力方面均可谓权威。故此,傅斯年对金毓黼的到来高度重视,妥为安置。入主国内规模最大之“首都大学”史学系,对于长期身处“边疆”的金毓黼而言,虽属实至名归,却也略感意外。


从金毓黼日记观察此后十余年间他与这位“傅大炮”的交往,可知二人均十分在意彼此关系的维系,往来虽不甚密切,却相互尊重和信任,有着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金毓黼在一些事情上需要借重傅斯年在学界的“权势”,而傅对这位东北学长也尽力维护,尽显豪爽仗义。抗战中期,金毓黼曾一度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1944年底该校发生学潮,学生自治会中有人以金氏羁留伪满一节“横加污蔑,被以恶名”,使金毓黼“闻之大愤”,颇受刺激,“余为此事伤心已极,夜不成寐”。(日记第八册,5733、5734页)随着抗战胜利,又有人不断“旧事重提”,进一步加重了金氏的“隐忧”。1945年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民国)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来,与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同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19日,“晨起入城见孟真,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日记第八册,5934页)


如所周知,傅斯年乃战后清算“汉奸罪”之有力者,当年北平教育界所谓“伪教授”甚至“伪学生”之说,均与傅氏“肃奸”壮举有关联。不要说对于周作人之类落水者绝不留情,即使像容庚那样在伪大学讨饭吃的故旧,也难以见容而割席绝交。在此问题上,傅先生的正大立场无可指摘。然而,在金毓黼“个案”处理上,孟真先生却难得的清醒与宽宥,其内心之坦荡无他,同样地无可指摘。看来,勇猛如傅孟真者,在“讲政策”方面也未可低估也。而此举对于“弱者”金毓黼而言,无异于“上帝的拯救之手”,傅氏的“签证”,简直就是化险为夷的护身符。


值得玩味的是,战后重庆流传这样一则“内部消息”:蒋委员长对东北元老莫德惠说:“东北沦陷,中央未加拯救,此中央有负于地方,地方官吏固无罪也。因此我对于东北官吏不愿苛责。”最高当局的表态,显示了国民政府安抚东北人士的用意和策略,那些曾经“夜不成寐”的人们,盖可安然入睡矣。难怪金毓黼闻之由衷感叹:“此真仁者之言,而以平恕为心者也!”(日记第八册,5936、5937页)



在中央大学,金毓黼先后开设东北民族史、中国史学史以及应用文(为中文系)等课程。他为教学而撰写的讲义《东北史稿》、《中国史学史》等,先后作为专著印行。尤其是史学史一书,可谓专门史领域的开山发凡之作,其功力之厚重,为史学界同人所服膺。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金毓黼应属不新不旧、学有传承而派别色彩淡薄、各方均可接纳的那类实力型学者,因而他在史学圈内颇具“人缘”。对师长一辈如朱希祖(狄先)等他不时访谒请益,对年少新锐像邓恭三(广铭)等亦平情相处,与“五四”一代北大学人可叙校友之谊,与“南雍”《学衡》主干柳翼谋(诒征)等亦共享问学之乐。抗战期间流徙巴蜀,又得与“边缘学者”蒙文通、钱宾四等人讲学论道,战后复返平津,既曾拜见晚清文臣金梁(息侯)于津门,也尝造访收藏者王世骧于燕京南小街芳嘉园。而平素常相往还者乃谢刚主(国桢)、徐中舒(森玉)诸人。旧雨新知,兼容各方,故有人称赞金毓黼“能够会通南北学风”。


不过,金毓黼在中央大学似不甚安心,好友藏启芳(哲先)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自陕南迁至四川三台后,他便“移情”于家乡学府,由兼职而专任,直至后来校内发生“恶名攻击”事件,才重返中央大学,直至抗战胜利。金毓黼之所以在中央大学不安心,人际问题是主要因素。据金氏晚年忆述:中央大学自南京迁到重庆,“柳翼谋先生适经国民党教育部派为中大部聘教授,应在历史系开课。尔时张贵永为系主任,同系如沈贺诸人亦不睦于柳,乃约系内诸师,共排柳先生,不为开课,并要共签名于一约上,以坚之。但余于柳先生,非有任何雅故,特以景仰其学行卓越,拒于约上签名,因此以致开罪于张、沈诸人”。(日记第十册,7583页。此处之沈、贺,应为沈刚伯、贺昌群。)学人纠葛,袭扰心境,耿介不群,避去为上。金氏有段时间执意辞离中大,盖缘于此。


可是他与中央大学竟然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则是由于他与罗家伦非同一般的个人交谊使然。罗校长在任期间,金毓黼备受关照,1941年夏罗氏离任后,仍以其固有影响,对金予以眷顾。金毓黼对此深有所感:“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此非阿好之语,有目当共见之。”(日记第八册,5894页)罗、金二人均以史学为业,又都雅好诗文,加之北大校友关系,彼此相处颇为洽契。金毓黼主持中大历史学会第一次讲演会,即请罗校长讲“治史学之态度与方法”,听后盛赞其“精湛之至”。金氏计划进行《清史稿》点校工作,罗家伦便设法搜寻到最佳版本供其使用。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罗请金氏撰写祭文以备悼念之用,金当日一挥而就。


罗家伦曾在庐山作《含鄱口远眺》一诗,陈三立(散原)先生“见而极称之”,罗氏大受鼓舞,“知是名贤掖后生”,此后这位当年的“五四”健将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大作旧体诗,达数百首之多。他自选其中二百首辑印成册,名曰《耕罢集》,致送同好,金毓黼得到一册,遂“逐首读之,并加以圈识”。金氏认为,罗诗大抵工于写景,刻画入微,也不乏感时抒愤之作,但有些诗句构思虽巧,而笔力未健,用字亦弱,微失之粗,则是美中不足。罗、金二人时有“长谈”,“深谈”,交流心得,切磋学理。且看金氏如下日记:“罗君志希谓《通鉴》有启发性,而《毕鉴》无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则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启发性,而冯友兰之作无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启发性,而钱宾四之作无之。然冯、钱之作,皆视胡、梁为密,其终不之及者,惟在无启发性耳。所论极有理致,余方拟重订《续通鉴》,合宋元明清四代为一书,偶与志希论及此,故志希以是意相谓也。”(日记第七册,4927页。《毕鉴》,即毕沅署名之《续资治通鉴》)


当然,金毓黼与罗家伦也多有酒宴之欢。一日罗校长设宴款待来校讲学的李济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金毓黼等作陪。席间,“志希述沈尹默近嘲正统派及才子派诗人云:‘叹己卑时比地低,颂人高处接天齐。婚丧喜庆千篇备,雪月风云四季题。鹊噪总云传好讯,猿吟硬派作悲啼。应声虫合诗人号,那有东施不效西。’极尽诙谐之致”。(日记第六册,4698页)


任教中央大学数年,曾有过省府“幕僚长”经历的金毓黼对罗家伦校长的校内理政颇有观察和感受,他于1940年2月13日“午后作一长函致罗志希,尽半日之力始毕,约三、四千言。”此函直言中大校政的利弊得失,也提出相应对策,颇类古代策士之“谏书”。内云:“公做事肯负责任,聚精会神以理校政,……首都未沦,公倡迁校之议,虽负重谤亦不之恤,卒获安定地址,图书仪器一件未损,为各大学所绝无。至全体学生宁静无哗,安心课业,更为本校之特色。凡此皆由公善于计划领导所致。……(不过)公之现境诚所谓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故书此)藉以唤起公之注意”。


“公尝自诩本校有七院、四十学系、学生二千余人,规模可谓宏远矣。(然而)本校前途之发展,只应重质不重量,质之不佳,量于何有。公尝言冯君策主办重大(即重庆大学—引注)机械系,已大改观,去年大学统一招生,考商学院者多趋重大,以有马寅初先生为之领导也。一、二人关系之重至于如此,转移青年之心理亦即在是矣。本校各系之名教授甚多,足以动青年之观听者亦不知凡几,然研究学术之精神,终逊于西南联大一筹者,正以各院系无特殊研究学术之表示,亦不见注重何种学术以为本校研究之中心,因此不能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此即重量不重质所受之影响也。今若于各院中举若干学系,使其就质的方面为充分之发展,卓然高出于各大学,则本校之声誉,即能为之一振,又何取乎七院、四十学系为哉。”


“自愚入本校,前后已三、四年,见公与各教授之联系甚少,从未见到各院办公室或教职员宿舍作少许时间之谈话。与公常见面者,一为各院长,二为各系主任,然非有事亦不常往。每次往见公者,多在外室守候,或至数次不得见,因此之故,无要事之系主任,及无责任之教授,决不肯轻与公面谈,又因此而生之隔阂猜疑亦属不少。以愚个人言,承公不次之厚爱,得来本校任课,到校之后亦常与公接晤,每次晤面,往往披心见素,推诚相与,出愚意想之外。且知他人如肯尽言于公,公必能尽量接受。以此向他人言,则不甚信,久之愚乃悟公于处人接物之方式,尚有未尽适宜,以致于此极也。推公不能照顾及此者,多因事忙所致,补救之法惟有实行分权分责之法(如校务会之组织等)。”(日记第六册,4485—4489页)


外界评论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佳评如潮”,可是却难以解释其辞任时校内无有挽留者的事实。金毓黼此番“披心见素”的谏言,揭示了中大内部的问题所在,其用意在帮助罗校长改进校政。罗卸任后仍居重庆,金氏不时造访,彼此交谊反而日渐深厚。



作为历史学家,金毓黼不仅熟悉历代文献史料,应当说他也深谙中国政治。浏览他的交游记录,除了学界同行、东北同僚及友人,还有不少民国党政高官。他与张继、于佑任、陈果夫、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均有来往,他于四十年代初加入国民党,介绍人即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早年在东北,他追随刘尚清(海泉)、藏式毅等实权人物,从而达到文人学士的最佳境遇。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他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作为东北名士,又受命于教育部,筹备辽宁博物院,同时跟随国史馆长张继左右,积极筹划,成为国史馆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其生存能力之强,远非一般书生型学者可比。


还在抗战末期,金毓黼迁居重庆天官府街三十五号,恰与郭沫若比邻而居。一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来访,知郭氏近在咫尺,便邀来酌酒欢谈,尽兴而散。金氏作诗一首赠郭:邀郭君沫若过寓小饮赋赠长句 寰海知名一作家,立言自足息纷拏。著书百万才未尽,脱手千金贫更加。智者大声不入耳,哲人辨味岂由牙。君患重听,又小饮而不进食。关心七件开门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时值物价飞涨,因论及之。不久,郭沫若回赠一诗云:静安邀小酌并有诗,依韵和之 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不成未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短乘除加。微怜已失耳为耳,犹信能堪牙以牙。畅喜当筵话班马,无心取宠向谁哗。(日记第八册,5851、5858页)从此番来往判断,二人应非初识。1949年3月6日,金毓黼在北平于省吾(思泊)宅会晤刚从东北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又与马衡、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合邀郭氏聚餐于森隆饭庄,席间“颇能畅所欲言”。此时,北方已告解放,鼎堂先生前途看好,同行聚首,当属难得。


金毓黼对于编撰中国通史,始终兴趣浓厚,每有相关新著问世,必会评论一番,尤注重其可取之处。可是1945年4月间他读到范文澜主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却难以接受和认同:“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黄侃,湖北蕲春人——引注)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日记第八册,5869页)然而五年之后,1949年2月,身居北平的金毓黼频频发信给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的范文澜,主动示好,叙同窗之谊……江山既已易主,世人自当转身。熟知古今之变的金先生不知可曾料想到,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二人恰是他供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顶头上司,一为院长,一为所长。更有趣的是,金氏在近代史所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范老编撰通史简编一书,盖为资料顾问角色。


从1947年秋起,金毓黼定居北平,其身份乃国史馆驻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5月,该机构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氏转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所)研究员。当解放军进入北平前夕,金毓黼已在台湾的两个儿子先后函劝他迁往台岛,他也曾经“心境不安,无以自决”,最后依从友人王树梅劝告“以不动为佳”。此时,他的实足年龄为六十二岁。解放之初,万象更始,他与友人“论及时局之变革,前后不相习”,多少有些不适应。友人开导曰:“譬如新履加之吾足,觉其舒适不如旧履,久之自相安矣”。他因之作诗云:“一朝大澈悟,顾影而汲汲,始知现在身,不是旧阶级。”(日记第九册,6799、6780页)


晚年金毓黼曾主编《太平天国》史料集出版,也发表若干谈史书史料问题的文章,可是严重的失眠症和胃肠疾病折磨着他的身体,甚至一度丧失治疗希望。1959年2月他致信范文澜所长和刘大年副所长:“我以历史复杂、过咎丛多之身,进入新社会已满十年。在此期间,幸未犯重大错误,得到大学教授及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待遇,叨忝非分,荣幸何极!”他表示,感谢领导的关怀照应,一旦病情好转,仍将以学术自任云云。1962年,金毓黼先生在北京病逝,时年七十五岁。


金毓黼一生“嗜书成癖”,勤奋异常,他留下洋洋大观的四十年日记,总字数当在五、六百万字之间。他刻意效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多读书有得之语”的特色,注重读书笔记之积累,其数量之巨,学术价值之高,在近世学人日记中堪称佼佼者。其日记中还有大量“杂记”,举凡文史掌故、时政秘闻、学界内幕、市井奇谈等,莫不记入,可谓实录社会万象。此外,为数可观的诗词,也反映出“最后的士大夫”们的生活情态。金毓黼生前一直希望将日记精华部分辑出付梓,也忧虑身后不肖子孙“持之易米”,枉费毕生辛劳。好在日记稿交由公家保存,历经数十年后,终以全璧面世,添为文字遗产。



以下撮录几则日记片段,或可略窥其概貌。


金毓黼因治辽、金史(东北古史)的关系,而对有关宋代史籍发生绝大兴趣,几乎遍读两宋文献,他认为:“朱子之文,有光明俊伟气象,应为南宋人之冠”。又如,“近日读《宋史纪事本末》,始知其佳。偶以语缪君赞虞(缪风林)。赞虞曰:‘是书之可贵,在虎虎有生气耳。’余颇以其言为然。罗君志希所谓作书贵有启发性,亦惟此书足以当之,世人病《宋史》冗杂诚然,然是书之来源,十九取自《宋史》,何以不失为佳书?”


金氏曾记一当年幕宾谈李鸿章往事:“李文忠公督直隶日,王湘绮先生闓运忽来谒,向其借现银四万两。文忠曰:‘借银何用?’湘绮曰:‘吾以之撰《淮军志》。’文忠曰:‘如是则余不借矣。’即举茶送客。湘绮甫出门,文忠大声曰:‘壬秋(王闓运字)提起笔可爱,放下笔可杀!’此盖取瑟而歌之意。湘绮前撰《湘军志》,于曾九有微辞,故以是挟持文忠,有打秋风之意,此为文忠所不受,故即斥其去也。”


又记近人谭延闓论作诗:“谭组庵论诗有极扼要语,云:诗当有回肠荡气之观,不可太易;又当有温柔温厚之致,不可太粗;更当有言近旨远之思,不可太浅。故当以学古人为第一,且必须学唐以前,久之放笔自写胸臆,自然与宋贤合,所谓取法乎上也。又当避熟用生,且须炼生使熟,以清真雅驯四字为主。”


作为东北文士,金毓黼对少帅张学良多有批评,他录下“九·一八”后传诵一时的马君武讽张学良绝句二首,并加按语。“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会。  此诗摹李义山而痕迹未化,第二首尤拙。将军之妾曰赵四小姐,朱五则朱桂莘先生之第五女,嫁朱光沐,尝在将军左右。当‘九·一八’之夕,将军方观女明星胡蝶演剧,故马以是讥之。东北四省之沦陷,原因甚复杂,不能专责将军。然将军在平征歌选色,贻误军机,亦属事实,马氏讥之,非无故矣。”


民国名士中,杨杏佛善为打油诗,令人忍俊不禁。金氏记曰:“往者杨杏佛亦喜为打油诗,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得一律云:‘龙行虎步上楼房,鹊噪鸦鸣入议场。儿女成行谈节育,望梅止渴闹分赃。皱眉都叹先生胖,掉舌难当博士刚。最是天文台上雨,鸡林个个落泥汤。’先生胖谓傅孟真,博士刚谓胡刚复也。”


1944年10月17日,金毓黼应华侨实业银行荆雪岑招宴,座上竟遇识刚刚辞任归朝的“新疆王”盛世才(字晋庸)。盛乃奉天开原人氏,早年曾在郭松龄部任连长,旋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归国后一度任职南京。其后应招入新疆,升为督办公署参谋长。1933年主政新疆的金树仁与回族马氏争锋不利,盛世才统合由俄境入疆的抗日东北军马占山、李杜、苏炳文诸部,一举扭转战局,进而成为新疆军政新主人。金毓黼在当天日记里有过长篇大论:


“晋庸之治新疆,颇能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大抵以严刑峻法为治,果于诛杀,颇得法家之意,又不尚繁文缛节,以清静宁一为治,以致治新十二年,而一方匕鬯不惊,隐然为西北之重镇,即中朝之政令往往不得推行于新疆,无异公孙度之据守辽东,鄙永宁侯而不为,何其盛也!或谓晋庸在新以邻于苏俄,与俄人相结,倚外以制内,故得自固其位。然据余所知,盛氏主新政事,悉由自裁,未尝仰强邻之鼻息,是则盛氏能用苏俄,而苏俄未能卵翼盛氏于己肘腋之下也。或又谓晋庸量狭多疑,故于乡里亲旧尝在左右之人多所诛杀。余则谓晋庸之久据新疆,威霸一方,正于果于诛杀所致。往者魏武帝尝以多疑而果于诛杀,终以奠定中原,统一北方,取汉室而代之,恃此术也。论古今事,当取其大而略其细,晋庸以一匹夫入新疆数年,仅凭借万余之疲兵溃卒,奋臂一呼,立纛作督,何异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此所谓千载一时之功名,非可偶然得之者也。至其量狭多疑,诚有可议。……晋庸所杀之人亦多矣,否则置之囹圄久羁不释,虽于至亲昵友亦然,论者多不之谅。然余终以为此小节,若取其大者论之,晋庸诚为辽士之杰,年大将军羹尧以后一人而已。今秋,晋庸以新疆军、民两政交还中央,入领部曹,可谓善于保于功名之间者。余观晋庸之貌,颇和蔼可亲,语必微笑,而性情阴鸷,曾不外露,不愧杰人之资。兹于万里归朝之日,追其逝去十二年之炳绩,实足耐人思索,而低徊不置云。”


十余日后,金氏又记录下盛世才早年同学高崇民谈话:“盛氏治新疆,标举六大政策:一曰亲苏,二曰反帝,三曰民平,四曰建设,五曰和平,六曰清廉。反帝者,反对帝国主义也;民平者,各族人民平等也。盛氏在新颇以主持民族平等收效,至其为政清廉,尤能贯彻到底。”(日记第八册,5693、5694、5710页)


金毓黼留心新疆边务已非一日,对刚刚终结的“盛世才传奇”抱持独到见解,后人观此,或不无启悟。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全十册,总计7727页,辽沈书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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