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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秦二世直道行迹与望夷宫“祠泾”故事

更新时间:2019-06-16 23:35:54
作者: 王子今  

   摘 要: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赵高、李斯、胡亥策划沙丘政变,将棺载在辒凉车中,经直道返回咸阳。随后胡亥即帝位。这是秦二世胡亥经行直道的明确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由李斯、冯去疾等随从往东方巡行。“遂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很可能再次行经直道。致使望夷宫之变发生的“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及“斋于望夷宫,欲祠泾”事,或许也与直道交通有关。

   关键词: 秦始皇;直道;秦二世;巡行;交通史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

  

   秦始皇于出巡途中驾崩,车队在“秘之,不发丧”的情况下继续行进。秦二世胡亥与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辒凉车经行直道回到咸阳。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曾效法“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以扩张行政权势为目的东巡,至辽东,还至咸阳,很可能再次经历直道。导致望夷宫之变发生的“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于是“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事,可能也与直道交通有某种关系。秦二世直道行迹对于秦帝国行政史以及秦帝国交通史的研究,都具有值得关注的意义。

  

   一、沙丘阴谋与“行从直道至咸阳”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中病重去世。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策动沙丘政变,安排胡亥即位。《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1]

   随后就有直道之行。随后又有秦二世即位,秦始皇入葬事: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2]

   司马迁的记叙虽简略,却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庄严落幕,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冷酷开启。

   自秦王朝开始,许多代王朝都在第一代执政者与第二代执政者权力交递时发生政治危机。秦代如此,西汉王朝刘邦拟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引起上层朝臣恐慌也是如此,此后隋代、唐代都重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明清史也可以看到重复的情节。这种历史活剧的第一幕的演出,秦直道作为重要的布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秦始皇设计规划,并指派“名为忠信”,[3]最为信任亲近的名将蒙恬主持修筑了这条直道。这一交通史的杰作,却没有能够迎来秦始皇本人的踏行。他只是在已“崩”之后,以“会暑,上辒车臭”,“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的特殊的尴尬方式行经了这条道路。

   秦二世胡亥可以说是第一位行经这一当时世界交通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道路的权位最高的执政者。

  

   二、《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东巡事

  

   据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李斯、冯去疾等随从新主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记此事。由于秦二世是所谓“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4]的亡国之君,后世史家对秦二世东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从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实应当肯定这一以强化政治统治为目的的行旅过程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对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质的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即位初,就刻意维护专制的基础,炫耀皇权的尊贵,于是有巡行东方郡县之议: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5]

   根据这一记述,秦二世及其随从由咸阳东北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再次北上至辽东,然后回归咸阳。

   所谓“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则记述说:“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6]可见,秦二世此次出巡,大致曾行经碣石(秦始皇三十二年东行刻石)、邹峄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泰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梁父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立石,二十九年东行刻石)、琅邪(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朐(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会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行刻石)等地。可以看到,秦二世此行所至,似乎在重复秦始皇十年内四次重大出巡活动的轨迹。

   通过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情形的比较,也可以认识秦二世东巡的行进速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九月,葬始皇郦山。[7]

   秦始皇此次出行,总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东巡行程遥远,然而包括“棺载辒辌车中”自沙丘平台回归咸阳(由于李斯等“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经这段路途的情形当一如秦始皇生前),历时竟然将近一年。从咸阳启程行至云梦以及从沙丘平台返回咸阳,有较为具体的时间记录。秦始皇仅行历这两段路程使用的时间,已经与秦二世元年东巡历时大致相当。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阳,七月就爆发了陈胜起义。不久,秦王朝的统治就迅速归于崩溃。可以说,秦二世“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沿途山海之神“皆礼祠之”的虔敬也没有得到预想的回报。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秦二世东巡不过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迂拙表演。然而从交通史的视角看,却应当充分肯定这一旅行过程虽然作为帝王出巡必然侍从浩荡、仪礼繁缛,却仍然表现出较高效率的重要意义。

  

   三、秦二世东巡的历史真实性

  

   秦二世元年东巡有各地刻石遗存,可知历史记载基本可信。《史记会注考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二世刻石的记载之后引卢文弨曰:“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陈直指出:

   秦权后段,有补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者,文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秦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与本文前段相同,而峄山、琅邪两石刻,后段与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为二世补刻之诏书,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补刻之诏书)。知太史公所记,本于秦纪,完全正确。[8]

   马非百也曾经指出:

   至二世时,始皇原刻石后面皆加刻有二世诏书及大臣从者名。今传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刻石拓本皆有“皇帝曰”与大臣从者名,即其明证。[9]

   以文物遗存证史籍记录,可以得到真确无疑的历史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于是才有“(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的政变。[10]可以说,秦二世的地位是随从秦始皇出巡东方得以确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也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由于有随从秦始皇出巡的经历,秦二世元年东巡于是有轻车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经多次随秦始皇出巡,当然也可以使秦二世东巡路线的选择更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组织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11]

   对秦二世出巡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在于对秦汉交通事业的发达程度缺乏了解。宋人孔平仲曾批评汉武帝巡行的交通效率:“《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12]这当然也透露出宋代文士与秦汉时人交通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四、秦二世“遵述旧绩”说

   史念海很早以前论述秦汉交通路线时就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13]秦二世元年东巡,往复两次循行并海道路,[14]三次抵临碣石。辽宁绥中发现分布较为密集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占地达15万平方公里的石碑地遗址,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当年东巡时的行宫”,即所谓“碣石宫”。[15]对于这样的认识虽然有不同的意见,[16]但是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物相类似的所谓“高浮雕夔纹巨型瓦当”的发现,说明这处建筑遗址的性质很可能确实与作为天下之尊,“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17]的秦皇帝的活动有关。

秦二世的辽东之行,是其东巡何以行程如此遥远的关键。史念海曾经说:“始皇崩后,二世继立,亦尝遵述旧绩,东行郡县,上会稽,游辽东。然其所行,率为故道,无足称者。”[18]其实,秦二世“游辽东”,并不曾循行始皇“故道”。然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至平原津而病”,后来在沙丘平台驾崩,乘舆车队驶向前往咸阳的归途。可是这位志于“览省远方”“观望广丽”[19]的帝王,在“至平原津”之前,是不是已经有巡察辽东的计划呢?此后帝车“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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