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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

更新时间:2019-06-13 23:12:32
作者: 王子今  

   摘要: “秦汉”往往连说,与“汉承秦制”有关。就秦汉政制对后世的影响,政论家与史论家有对于“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的分析。而“秦汉之所赐”,即秦汉历史创造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有学者以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鲁迅言秦汉时代精神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所谓“气魄深沈雄大”,均切实准确。所谓“闳大”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历代史家对于秦汉历史地位之重要,均曾予以重视。当前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更细致地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地探索和说明。

   关键词:秦汉;汉承秦制;秦汉之典;大一统;时代精神

  

   中国历史经过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阶段漫长的进步历程,进入到秦汉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441年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跃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辉煌。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给中国此后2 000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政论家和史论家并说“秦汉”的习惯

  

   西汉初期,可能人们已经习惯“秦”“汉”连说,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如《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1]2751事在张释之“为廷尉”的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之前①《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5页。)《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上拜释之为公交车令。”“……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51页、第2 753页。)可知“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事不确。以《汉书》“(孝文三年)中郎将张释之为廷尉”推知,“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必然在公元前177年之前。,当时距刘邦建国不过29年,距“汉并天下”不过25年。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总结《太史公书》的写作,开头就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3319所谓“略推三代,录秦汉”,应体现汉武帝时代普遍的历史意识与语言风格。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记录“王莽时”事。[2]1696而《汉书》卷三六《刘向传》:“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又:“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2]1650,1660《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其言秦汉,详矣。”[2]273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2]2998《汉书》卷九一《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2]3686《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2]3833则已是《汉书》著者口吻。

   “秦汉”连说语言习惯的形成,很可能与秦汉制度的连续关系有关。这一政治史、法制史现象,史家总结为“汉承秦制”。《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4207班固所谓“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是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的经典话语。“汉承秦制”这种明朗的简洁表述,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文献。《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说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埶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汉承秦制改立郡县’,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改’当依《前书》作‘并’,既承秦制,则非汉所改也。”参见班固《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323页、第1 352页。又如《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记载有司奏言回顾“讲武”制度:“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②《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亲耕藉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123页。又《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③《续汉书·舆服志上》:“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43页。《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④《续汉书·舆服志上》说乘舆等级:“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续汉书·舆服志下》言佩玉制度:“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印佩刀之饰。”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71-3672页。所谓“汉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⑤如《晋书》卷三〇《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参见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宋书》卷一八《礼乐志五》:“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参见沈约

   近世史学言“汉承秦制”,或强调西汉前期与中期与秦的历史一致性。瞿兑之写道:“通而论之,由秦始皇以至汉宣帝,总为第一期,其治体倾向,大都相似,乃撷取儒法两家所长以成一统之规。”[3]327何兹全说:“由刘邦和他的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秦帝国的延续。”他也是将汉初情形与秦比较:“不同的是:汉帝国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彻底的废除封国制度,而是采取和分权势力妥协的政策,在统一帝国内,部分的恢复了封国制。另外,汉帝国的统治者起自民间,参加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因之对人民采取了让步的减轻压迫、减轻剥削的政策。”[4]145-146田昌五、安作璋的表述是这样的:“汉初除分封诸侯王与秦有别外,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如此说来,秦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曰:差别还是有的。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戍和兴作在汉初就更少见了。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农民的处境大有改善,他们已是真正的自耕农民了。因此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5]7其实,关于汉初政权构成与秦王朝的区别,赵翼论“汉初布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4页。《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乐志四》:“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参见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814页。《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祼事。’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参见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96页。《明史》卷六五《舆服志一》:“汉承秦制,御金根为乘舆。”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 597页。衣将相之局”已经有所分析。①赵翼分析“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刘邦功臣多出身平民,“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战国时已有“徒步而为相”,“白身而为将”者,“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以为“天意已另换新局”。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

  

   二、秦汉政制继承:“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

  

   秦汉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礼仪制度、文化制度对后世的长久影响为史家所肯定。如《晋书》卷二四《陆机传》记载,陆机著《五等论》,其中写道:“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陆机以为“圣王经国,义在封建”,《五等论》“采其远指”,批评“亡秦”“弃道任术”以致“速亡趋乱”,“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矫秦枉”,“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他说:“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6]1475-1479陆机倾向“封建”,批评“郡县之治”,然而也承认“秦汉之典”其实已经实现了“垂后”的影响。

陆机说“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周书》卷一三《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所谓“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7]209,《北史》卷一二《恭帝纪》所谓“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②参见《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5页。又见《隋书》卷四《炀帝杨广纪下》:“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中华书局1973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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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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