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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成因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9-06-13 22:10:15
作者: 任重  
原告仅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时,人民法院应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在拉入所有共同侵权人后,生效判决书的主文通常记载数名共同侵权人对赔偿权利人的损失承担的责任份额,此外还注明相互承担连带责任。[52]然而,这不仅增加了一审的复杂程度,更会使二审负担加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9条,即便只是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而不涉及对方当事人利益,也要将对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这种做法突破了民事诉讼等腰三角形结构:上诉处理的争议并不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而只是在共同诉讼人之间。对方当事人在上诉程序中成为了旁观者。不仅如此,在被告为共同诉讼人的情况下,原告的权利并不能在一审后得到最终确认,而不得不等待法院在上诉程序中对被告之间权利义务争议的处理。总体而言,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未能充分吸收当事人的不满,程序的复杂化反倒可能增加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的负面情绪。除了审判程序的复杂化,以纠纷一次性解决为导向的生效判决还会给执行带来困难,即执行的先后以及各被执行人实际被执行的数额。由于被判赔承担赔偿责任的被告有多人,且生效判决明确表明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当执行机构要求某被执行人承担超出其份额的损害赔偿时,便可能激起其不满,引起被执行人之间的相互推诿。

   其实,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强制要求赔偿权利人一次性拉入所有侵权行为人并不是《侵权责任法》13条的当然结果。[53]在裁判文书中对赔偿义务人之间的责任比例进行认定,还突破了《民事诉讼法》13条第2款规定的处分原则,因为原告并未起诉要求法官判定赔偿义务人之间的责任份额。如果法院尊重赔偿权利人的选择,虽然理论上有后诉的可能,[54]但却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同时解决了“执行难”问题:一方面,对当事人选择的尊重充分吸收了其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被执行人只有一人或数人,也相应减轻了执行机构的工作负担。因此,从审判程序出发化解“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进路是,在充分尊重原告处分权的前提下,适度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避免其僵化适用所引发的“执行难”。

  

   二、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成因

  

   “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成因并不局限在强制执行程序,因此,“执行难”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最终解决也不应仅仅立足于强制执行程序。这一推论同样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难”。除了共通成因,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还有其独特性,这较为集中的体现为夫妻一方为被告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困境。如若债权人的请求权针对夫妻双方,且夫妻双方均作为被告充分行使了诉讼权利,此时,债权人申请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强制执行并不存在诉讼法上的障碍,夫妻二人均为被执行人。相反,若法院认定债权人仅对夫妻一方享有债权,或者虽然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作出了认定,但被告人仅为夫妻一方,此时若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就面临债权人实体权利保护和夫妻另一方程序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必须首先讨论的是,在我国实在法语境下,这一困境究竟是否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扣冻规定》)第14条第1款,对作为被执行人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共有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根据第2款和第3款在析产后对夫妻一方的相应份额进行强制执行。由此看来,上述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难”在我国或许并不真实存在。这也是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研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明确的司法解释与较为抽象的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间应当如何抉择?以明确的司法解释作为主要研究根据,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贴合,也更容易获得司法实务部门的认可和接受。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可能使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与当事人主义的愿景渐行渐远。是故,虽然《查扣冻规定》第14条甚为明确,[55]但不能忽视的是对其进行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框架内的验证与反思。

   《查扣冻规定》第14条是否经得起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检视?即便答案是肯定的,《查扣冻规定》第14条中的共有人是否能够当然包括夫妻?共有财产是否包括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上述问题中,前者侧重于诉讼法,后两者侧重于实体法。本文着重于诉讼法层面的分析。作为民事执行法律体系的起点,执行目的被认为是实现内容已经确定的民事权益,也即只有经过权益判定程序确定的义务才能执行,而未经权益判定程序确定的债权不得申请民事执行。[56]从执行目的出发,当债权人仅取得针对夫妻一方的生效给付判决,而对另一方并不存在其他执行依据时,原则上无法针对夫妻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基本要求同样贯彻了执行合法原则、执行当事人不平等原则和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执行合法原则要求,执行活动必须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基于执行当事人不平等原则,强制执行程序无法像审判程序一样承担判定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重任,这也是坚持审执分离原则的根本原因。而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也要求,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要保护,但不得超出执行依据所确定的范围。

   综上,《查扣冻规定》第14条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虽然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措施并未直接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但上述举措已经构成执行行为,[57]而吊诡的是,夫妻另一方却并非被执行人。这一矛盾的调和与化解是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的中心命题。从逻辑出发,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的解决方案有三:一是为债权人起诉夫妻另一方提供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从而能够确保其经由诉讼获得针对夫妻另一方的生效给付判决,进而满足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要求;二是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作为执行合法原则的例外;三是在无执行依据也并未追加夫妻另一方的情况下,径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被执行人的份额。仅以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为视角,方案一无疑是最优选择。与方案一相比,方案二部分突破了执行合法原则和审执分离原则,且可能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实体和程序权利。不仅如此,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正当性根据何在?这些都是未尽之问题。也是因为上述顾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认可对夫妻另一方的追加,方案二并未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与方案二相比,方案三对基础理论的破坏性更甚:夫妻一方并非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却直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迫使夫妻协议分割财产或提起析产诉讼,并为申请执行人开辟了代位析产诉讼的途径。从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解释方法出发,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尚且不被最高人民法院承认,根据《查扣冻规定》第14条径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更不具有正当性,因此,方案三同样经不起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检验。

   与方案二和方案三相比,方案一尚未得到足够的论证。债权人是否可能经由诉讼获得对夫妻双方的胜诉给付判决?在哪些情况下,债权人仅获得对夫妻一方的胜诉给付判决便可申请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上述问题的回答与实体法密切相关。对此,笔者力所不逮。幸运的是,汪洋教授在本期“实体法与程序法交叉研究专栏”中的论文正致力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根据责任财产范围的不同,汪洋教授将夫妻债务分为连带债务、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三种类型。连带债务的责任基础在于多数人之债,大额债务需要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小额债务需要满足“家庭日常生活”这一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责任财产范围包括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责任基础在于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但应满足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等家庭利益的需要,责任财产范围包括负债方的个人财产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其他的夫妻债务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责任财产范围包括负债方的个人财产与负债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相应份额。

   在此基础上,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上的核心问题在于,债权人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通过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获得清偿。这同样可以根据汪洋教授提出的三分法加以分类讨论。对于夫妻连带债务,由于夫妻均为债务人,因此,债权人为了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强制执行,原则上应将夫妻双方作为共同被告,从而在进入执行程序时将夫妻均置于被执行人的地位。对方案一而言,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才是痛点和难点。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寻找请求权基础,为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提供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可能性,是科学界定和合理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的重中之重。

  

   三、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出路

  

   债权人何以对夫妻另一方获得胜诉给付判决,将夫妻二人均置于被执行人的地位,进而以夫妻共同财产满足其请求权,这是方案一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方案二甚至方案三便成为我国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对此,夫妻连带债务的债权人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因为夫妻另一方本就是合同相对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解释》)第1条将其归结为“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与夫妻连带债务不同,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仅与夫或妻一方签订合同,夫妻另一方并非合同相对人。债权人起诉夫妻另一方时,须有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支持才能获得胜诉给付判决。通过对《婚姻法》19条第3款进行反对解释,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这一解释结果同样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第1款的确认。而在离婚时,根据《婚姻法》41条规定,债权人也得要求夫妻共同偿还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综上,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同样可以起诉夫妻另一方并获得生效给付判决,进而将夫妻双方均置于被执行人的地位,通过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来满足其债权。这同样是《夫妻债务解释》第2条的解决方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我国实体法不仅为夫妻连带债务的债权人提供了请求权基础,其也同样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提供了诉讼解决方案。那么,夫妻个人债务的债权人是否可能获得针对夫妻另一方的胜诉给付判决?对此,《夫妻债务解释》第3条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夫妻个人债务的债权人并无法通过方案一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夫妻个人债务的债权人绝对无法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答案其实是否定的。根据执行的形式化原则,在扣押动产时,只需根据动产为债务人占有的外观,就可扣押,无须去了解动产是否为债务人本身所有;在查封不动产时,只要不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就可查封。如果案外人主张动产为其所有,其只能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58]据此,只要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一方所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便可对此进行强制执行,而无须握有对夫妻另一方的胜诉给付判决。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形式化原则对债权人的保护是否足够?由于夫妻共同生活关系的存在,对动产为夫妻一方所占有的判断通常较为困难。为了保护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或可参照《德国民事诉讼法》739条,为了夫的债权人和妻的债权人的利益,推定被配偶一方或配偶双方占有的动产属于债务人。[59]据此,握有针对夫妻一方生效给付判决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启动针对债务人占有的夫妻共有动产的强制执行,但为夫妻另一方留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途径。[60]这或许可以作为限缩夫妻共同财产适用《查扣冻规定》第14条的基本思路,也即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范围限定在夫妻分别占有和共同占有的动产。由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更多涉及立法论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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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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