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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风云尽在闲谈中

更新时间:2019-06-13 11:42:49
作者: 韦政通   李怀宇  

  

   韦政通先生的家位于台北内湖,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智慧不老”。韦先生说:“‘智慧不老’是对自己的勉励。我现在手不能写字,但嘴还能讲,所以到大陆去讲学,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叫《智慧不老》。”

  

从首富家庭出走


   韦政通生于江苏省丹阳县新丰镇后小辛村,家里是当地的首富。他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教材,金钱对我没有诱惑。”1949年,韦政通由上海出发赴台湾,理由很简单:为了追一个女孩子。韦政通笑道:“这是性格的问题,我对那个家没兴趣。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离家。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是个护士,常来我家打针、拿药。后来她跟着军队去了台湾,我就借这个机会追来了。我偷了母亲十块银元,当兵跟着军队来了,到了基隆,我只剩下一块银元,买了香蕉吃,剩下五毛。五毛钱也就过下来了,流浪了好几年。”

  

   我问:“到台湾后跟那个女孩子还交往吗?”“我们非常要好。她知道我来台湾,也很惊奇。她买嫁妆找我帮忙,而不是找男朋友。我后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她能够结婚,我也很高兴。后来我们都有长久来往。”

  

   初到台北,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同时写作小说、散文。1954年,韦政通厌倦了“浑浑噩噩的生活”,辞去新闻工作,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卖稿为生。这一年3月21日,由劳思光介绍,第一次拜见牟宗三。韦政通回忆:“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见到他后感到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自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改变的过程中,我吃了很多苦头,我跑到山里住,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熬了几年,我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三年山居生活中,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为了买一部八册的《陆象山先生全集》,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1957年,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寺院女尼的文史课,生活稍为安定。

  

自学成为大学教授


   这几年中,韦政通在《人生》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牟宗三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后,韦政通与牟宗三接触频繁。韦政通也在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1958年,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到省立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

  

   数十年间,韦政通著述不断,1977年至1979年,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写作之中,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进入“非我作诗,乃诗作我”境界。访谈中,韦政通突然说:“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她说,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数十年如一日,不知道孤独,不知道寂寞,没有过年,没有过节,就是工作。”

  

   韦政通当年听过胡适十几次的演讲。他回忆:“胡适风度很好,口才也很好。这人十分难得,名满天下,一方面跟他广博的知识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他相貌好。你看见他,就会喜欢他。”

  

   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韦政通说:“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对同样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韦政通说:“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但在思想上,我跟他有些距离,他对传统感情很深。我没那么深,我对传统的态度是批判的。他对传统的感情是很真诚的,很了不起,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韦政通对余英时的评价很高,“余英时是典型的学院派,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一定要聪明,还要非常勤奋。你看余英时,那么好的学历,那么好的师承,那么好的天赋,但仍然非常用功。”

  

   1988年,韦政通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此时父母已故。数十年音讯隔绝,韦政通这才知道父亲因是当地首富,后来曾每天挂牌游街,不能回家,母亲只能偷偷拿东西给他吃,幸而双亲都长寿而终。此后,韦政通多次到大陆讲学,与王元化、李泽厚、汤一介、袁伟时等都是学术交游的朋友。

  

   当天晚上,韦先生请我到湖边小馆小酌,喝的是一种叫“金门高粮”的白酒。饭后又在湖边散步。韦先生说,现在常来往的朋友是胡佛、杨国枢、何怀硕,每一两个月相聚一次,三十多年未断。与不少学界朋友都曾在湖边这条小路上漫步,风云尽在闲谈中。

  

对话名家 “我有我自己的中国情怀”


没有牟宗三,就不会有我


   时代周报:牟宗三先生的风度怎样?

  

   韦政通:他没有文人气,有点野气。他家庭背景很特别,父亲在山东开骡马店,供江湖上的好汉住宿,像《水浒传》里的故事一样。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所以有点野气。后来年纪大了,做学问久了,才有了学者模样,但有时说话也狂。他学问那么大,是够资格狂的。

  

   时代周报:他对你的学术影响很大吗?

  

   韦政通: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他对我是一种生命的震撼,我真正崇拜他。他对学生特别好,我这一生从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对学生这么好。他结婚以后,我们学生五六个人常到他家吃吃喝喝。我们嗓门很大。我们在他家闹得太厉害,他新婚的妻子就很不高兴。他悄悄把他妻子拉到房间,说:“你对我生气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对我的学生发脾气。”你看他对学生的爱护到了什么程度。我后来想,这一点我自己做不到,我爱护妻子一定超过学生的。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韦政通:徐复观就比较复杂了。他对我也是有恩的,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教书,他带了我的一些文章找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长,说:“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能在台湾任何高中里找到这样一个老师,我就不姓徐。”他这样对厅长说,我才能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当老师。徐先生早期在日本读师范学校,回来后一直做到蒋介石的秘书。他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中混。五十岁到台湾后,看到国民党政治太腐败,他就离开这个政权,在学术上奋斗。他天赋很高,在学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徐先生的自学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是现成的榜样。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学成才。梁漱溟是自学的,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钱穆是自学的,徐复观也是自学的。我也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走出来的,这些人都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没有经过正式的学校训练,一样可以开辟一片天地。我也感到,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甚至影响更大。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当时跟殷海光先生打笔仗,当时情况怎样?

  

   韦政通:他们在四川是很好的朋友。那时殷海光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就有往来。殷海光后来在《中央日报》当主笔,多少跟徐复观有点关系,因为徐复观在党里的关系比较多。到台湾以后两人走的路子不一样。一个是新儒家,代表传统主义;一个是西化派,代表自由主义。刚到台湾时两人还能来往,殷海光还在《民主评论》写文章,后来距离越来越远,两人不相往来好多年。但是到了晚年,殷海光得了癌症,两人又开始往来了。

  

   时代周报:那时你跟殷海光接触多吗?

  

   韦政通:我在《文星》杂志发表了一系列长文章,殷海光看到了,就让他的学生王晓波找我过去见他。他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做了四年的朋友,他晚年得了癌症,那时正是白色恐怖年代,殷海光受迫害,没有人敢跟他往来,就是我们几个,陈鼓应、王晓波、我。

  

   时代周报: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影响有多大?

  

   韦政通: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当时有个很红的杂志叫《自由中国》,他当主笔,杂志影响力很大。说到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

  

   时代周报:《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捕,这些事在当年轰动吗?

  

   韦政通:很轰动,国际上也很轰动,因为那根本是个冤狱。蒋介石因为个人好恶一定要把雷震放到监狱去,雷震坐了十年的牢。我也被国民党迫害很久,因为殷海光,我成了嫌疑犯。后来在《文星》杂志发表文章,成了反传统。因为这些罪名,我在大学教书一直受影响。所以教了二十多年书,就不教了,干脆关起门自己写书。

  

   时代周报:当年白色恐怖有多厉害?

  

   韦政通:很容易就坐牢。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罪名就可以被宣判坐牢。有的人今天还在课堂,明天就不见了。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的恐怖。我们当时也差一点坐牢。

  

   时代周报:白色恐怖之后,你怎么看开放党禁报禁?

  

   韦政通:大家发表文章比较容易。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少,以后就多了。在言论自由这方面,台湾有很大的进步。

  

   时代周报:你还是觉得国民党腐败?

  

   韦政通:它不求长进。都是老人在混,年轻人上不去。你看党产,本来就是人民的财产,早就应该还给人民。但它不肯,有党产就有钱选举,民进党是没钱选举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陈水扁执政八年?

  

   韦政通:也做得不好。不仅做得不好,还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没有料到。原来台湾的民主活动跟民进党的活动是平行的,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台湾政党轮替,结果这次轮替让大家很失望。这些人原来是草莽,一下子执政,不可能不腐败。

  

台湾民主是“跛脚的民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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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代周报》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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