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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卢梭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和普遍意志

更新时间:2019-06-13 09:00:24
作者: 崇明  
也就是说, 个体只有在共同体当中才能获得有意义和秩序的存在。狄德罗所构想的全人类显然还不是这样一种共同体。

  

   人类并不是具有共同纽带的共同体, 从人类的普遍意志出发建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将遭遇到两个根本的困难。首先, 如何让关心自己的生存(这一保存是自然的首要准则) 甚于一切的个体看到普遍意志与他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让他认识到服从普遍意志将会促进他的保存和利益, 或者说如何让他看到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求他服从普遍意志?卢梭同意狄德罗的说法:普遍意志必须是个体依据理性战胜激情而得出的认识。这意味着独立的个体要做到自己和自己分离并且战胜自己, 但卢梭对个体理性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深表怀疑。此外, 卢梭指出, 在人特有的能力中, 理性是最晚发展起来的, 而通过理性对观念进行普遍化的能力尤其难以获得。因此,理性自身的力量是很虚弱的, 理性自身会出错,往往在它自以为追随普遍意志时而事实上背弃了普遍意志。其次, 即使个体通过理性发现了普遍意志,也并不必然愿意服从它。在一个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中, 个体会这样推论: 如果恪守义务不是相互的约定并且得不到法律和强力的保护, 也就是说, 如果违背义务的行为非但得不到惩罚而且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 那么, 这个社会的法则显然不是自然法, 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种情况下, 我为什么要遵守所谓的自然法? 在现实中, 人类是由民族构成的, 只对自己负责的主权国家的行动所依据的正是这种利己主义的原则。义务必须具有相互性并且得到法律的支持,而抽象的人类所要求的义务恰恰缺乏这种相互性以及法律的支持。

  

   在卢梭看来, 由于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作为道德人格的人类, 至少说自然没有形成这种道德人格的人类, 因此, 从这种纯粹观念的人类出发形成的自然法不可能对人产生约束而具有政治意义, 狄德罗从人类的普遍意志出发构想的自然权利是非常虚弱的。

  

三、世界城邦


   如果人类能够找到途径构建一个世界城邦,那么, 这种世界大同是否为人类应该追求的最完美的状态? 卢梭对此仍予以质疑。世界城邦表面上以一种普世道德和对每个人的权利的尊重超越了各民族在种族、宗教、文化、政治、利益等方面的差异, 然而, 这种普世道德却可能因为消解了共同体的政治和道德纽带而削弱了人的道德责任和能力。城邦公民被人取代的后果并不会像世界主义者期待的那样, 把人变成世界公民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 相反, 因为人失去公民德性而成为空洞的道德主体。世界主义是一种非政治的泛道德观念, 而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政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 世界主义对共同体政治的瓦解必然会剧烈改变人的状况。

  

   人在历史中发展变化, 在走出自然状态后群聚而居, 只有在他所生活的小群体中个体才会形成社会关系的概念。自然人先于公民而存在, 但自然人是一种前道德状态的人, 是公民社会状态使人获得对人的认识, 或者说是社会使人“从愚蠢有限的动物变成一个有智慧的存在、一个人。因此可以说, 人通过成为公民而成为人。如果没有在公民状态中形成的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 人不可能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特质有所理解。卢梭告诉我们, 人必须通过政治来自我发现, 而如果存在世界城邦的话, 其起点必然是共同体。个体对普遍社会的理解受制于他所在的小共同体: “我们根据我们的个别社会来理解普遍社会, 小共和国的建立让我们设想大共和国, 我们只有在成为公民之后才开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人。因此, 我们看到应该如何看待那些自称为世界主义者的人, 他们以对人类的爱来辩护他们对祖国的爱, 自吹热爱全人类, 为的是有权利谁也不爱。”这里, 卢梭对世界主义者的批评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世界主义者认为对人类的爱高于对祖国的爱, 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但在卢梭看来, 人没有祖国则不会形成人类的概念, 对人类的情感应该是由对祖国的情感所引发的。第二点批评更为重要, 世界主义如果不转化为一种具体的伦理关系则可能沦为空谈,甚至是个体回避其政治责任的借口。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促成了道德的发生, 但也成为人的存在的构成性因素和限度。如果要摆脱这一限度, 则意味着要求人超越其自身的情感和道德习惯。卢梭指出:“人类的情感似乎在向全世界扩展时会不断淡化减弱, 我们对鞑靼人或日本人遭受到的灾难不会像对欧洲人遭受到的灾难一样感同身受。应当以某种方式限制和压缩利益和同情的范围, 从而使之能够有行动的力量。然而, 因为我们身上的这一倾向仅仅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才是有用的, 在同胞公民当中集中的人性, 因为彼此来往的习惯和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而在他们中间获得一种新的力量。”同情是人性的本质特点之一, 它可以指向人类当中任何一个受苦的人。但是, 人的情感能力却是有限的, 会受到人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在共同生活和分享中所产生的情感要远比普遍抽象的同情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 要使同情确实发生作用, 必须使它转化为关心和帮助受苦者的行动。同情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政治生活是共同生活的重要形式, 因此, 作为自然情感的同情在经过共同生活的政治化之后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前文曾指出, 卢梭之所以质疑狄德罗以全人类的普遍意志作为自然权利的前提, 根本上在于人类远不是能够以共同纽带把所有人凝聚起来的道德人格, 而这里卢梭进一步质疑了这一道德人格是否可能、可欲。即使某种统一人类的世界城邦能够实现, 这个城邦也因其无法成为人们的认同和情感对象、无法为世界提供共同生活而不能成为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共同体, 沦为一种虚幻的道德和政治想象。所以, 普遍人性只有在有限的共同体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换言之, 缺乏某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式的普遍人性可能只是一种情感而不能成为某种道德和政治力量。卢梭指出, 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把普遍人性及其情感进行集中和压缩, 使公民成为人的载体, 使公民在共同生活中养成的美德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四、共同体的普遍意志


   如何集中和压缩人类的普遍人性而使之具有生命力? 卢梭致力于把狄德罗所设想的人类的普遍意志压缩为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卢梭从普遍人类后退, 拒绝了启蒙的世界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因此放弃了普遍性, 相反, 卢梭认为自己针对现代性的弊病所提出的政治、宗教和教育方案均是普遍性的。他在《爱弥儿》中指出, 任何有人的地方都可以采用他提倡的教育方法。他通过萨瓦神父之口讲述的自然宗教正是他为了超越不同宗教的偏见而试图在良心和理性之上建立的普世宗教。在《社会契约论》中建构的立足于普遍意志之上的共同体同样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模式。

  

   卢梭对普遍性的追求出于他对人的两方面的理解。首先, 自然人所拥有的自由和善成为政治建构的规范性参照。虽然在进入卢梭所设想的政治共同体之后自然自由将被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取代, 前道德的善也将被道德关系所取代, 但正如卢梭对普遍社会的讨论所揭示的, 人进入社会之后所制造的奴役和邪恶显然是对自然状态的自由和善的背离和败坏, 普遍性的自然自由和自然之善仍然是政治构建的衡量标准。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医治社会之恶, 或者说用一种完美的技艺来克服“初级的技艺”——在需要、欲望特别是利己自爱中形成的扭曲联合——对自然造成的伤害, 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由和道德, 实现幸福和正义的结合, 使“人类的敌人”成为有德性的公民。这一完美的技艺就是平等自由的个体通过自己与自己立约实现和其他个体的联合, 建构政治共同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所有加入这一共同体的成员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进入这个社会契约的个体把自我及财产转让给共同体, 这个转让事实上是每个个体把自己的意志、财产和力量放在一起, 接受普遍意志的领导。普遍意志是对个体意志进行普遍化的结果。在卢梭那里, 普遍意志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构成了道德的保证。

  

   在卢梭看来,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联合均以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为基础。这种不平等的联合是强力和欺骗的结果, 它带来的压迫和奴役破坏了正义和道德。霍布斯、洛克构想的以平等、自由等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联合, 在卢梭看来也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因为它没有考虑这一联合所激发的利己自爱对人的束缚和扭曲。利己自爱使他人的认可成为个体衡量自我价值的依据, 结果人们生活在他人和社会的眼光以及评价之下, 在表面的平等和自由之下事实上存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舆论的统治和道德的沦丧。面对历史和现实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 卢梭把建构一种消除依附、真正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联合作为其政治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理想中的政治联合的关键之处在于把普遍意志作为联合的基础。一种政治联合只有在确立了普遍意志的情况下才是自由和平等的联合。这一联合通过社会契约来实现,而这一契约的全部条款可以归结为一点: 每个参与联合的人把他自己及其全部权利转让给共同体, 由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加以支配。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集体主义行动, 也是卢梭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证据所在。然而, 这种全部转让绝非共同体对个体的剥夺, 因为它的目的事实上是使个体得到共同体的保护从而充分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 并且只有在进入共同体之后, 个体对财物的占有才能转化为财产权。在卢梭看来, 普遍意志通过把自然自由转化为受到共同体保护的公民自由、把无限制的占有权利转变为合法而又有保障的财产权, 克服了自然权利可能带来的冲突进而创造良好的政治秩序, 而秩序在卢梭的思想中是道德的前提, 对良好秩序的热爱是正义的体现。

  

   社会契约所要求的全部转让首先使得每个人在进入共同体之后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 其次实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合一从而消除了个人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 全部转让将通过每个人对全体的依赖彻底消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依附关系。个体对全体的依赖或者说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一致保证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 而这种一致使得个体对全体的服从事实上是个体对自我的服从。个体对自我的服从保证个体意志不会成为他人意志的奴仆, 自由因此得以确立。由于普遍意志致力于共同体成员的最大利益, 因此它必然是公正的, 而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一致意味着前者也必然受到正义的指引。换句话说, 在以普遍意志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中, 个体借助普遍意志能够抑制利己自爱产生的利己主义和支配他人的欲望。

  

作为社会契约主要条款的全部转让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主义回应的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 如何消除个体私欲和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因为这一对立是共同体的道德腐败和不正义的根源。和柏拉图不同, 卢梭并不想建立某种共产主义公有制。他明确指出, 这种全部转让并不是使个人的财产成为主权者的财产, 它并不改变财产私有的性质。事实上, 这一转让的目的是使个人财产得到共同体的保护而成为一种合法的拥有, 而这种合法性的概念促进了正义概念的形成:“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的过渡在人身上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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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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