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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汉与罗马:交通建设与帝国行政

更新时间:2019-06-11 21:23:04
作者: 王子今  

   摘 要: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均以交通建设的成就,实现了行政效率的提升。罗马帝国的商人比较汉帝国的商人曾经有较高的地位和较活跃的表现。但是在交通建设的主动性方面,同样落后于行政力量。较高等级的道路、驿馆、车辆、船舶均优先为政治军事提供服务。海上交通方面,罗马帝国有较优越的传统,较先进的条件。社会普遍对海上航行予以更多的重视。但是汉帝国统治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进程中,海上航运开发居于明显领先的地位。海盗在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均曾活跃。打击海盗的行动均由政府组织。注意交通条件首先作为行政基础,其次才促进经济运行的情形,有益于理解古罗马与汉代中国的历史真实。

  

  

   位于世界西方与东方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作为强大的政治实体,均以交通建设的成就实现了行政效率的提升,维护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显示出军事实力的充备,形成了文化影响的扩张。从交通史视角进行比较,是深化如钱穆所谓“历史智识”非常必要的工作。主要交通干线往往由国家营建,政府在规划、修筑、管理、养护诸多方面起主导作用。进行汉与罗马交通史及行政史的相互作用的比较,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从交通史视角进行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历史比较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主题。这方面工作的深入,期待考古事业的新收获。

  

   一、交通基本建设的国家行政主导

  

   罗马帝国的成就,体现为“将纷繁复杂的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同化为单一的政治、行政体系”[1](P423)。为了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行,必须建设交通条件以为保障。罗马道路“直接将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连接在一起,其发达程度在近代以前无可匹敌”。“在对不列颠境内罗马时代道路进行航空俯瞰的时候,观察者经常会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罗马人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大道,专供长途运输使用;另一边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建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间小路和田地边界(它们反映了总体上更具地方性特色的经济体之间的界限)。”[1](P427)修建于秦代、汉代依然在使用的自九原(今内蒙古包头)直抵甘泉(在今陕西淳化)的秦直道,同样也是“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大道”[2]。

   蒙森《罗马史》第四卷《革命》写道:在这一时期初叶,道路建设有非常大的规模,“公共建筑的经营规模极大,特别是造路,没有像这时期这样努力的。在意大利,南行大道可能源于前代,这条道是亚庇路的延长线,由罗马经卡普亚、贝内文托和维努西亚而到塔兰托和布隆迪西乌姆两港,属于此路的有622年即前132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所造自卡普亚至西西里海峡的支线”。“埃特鲁里亚的两条大道”之一即“卡西乌斯路经苏特里乌姆好克卢西乌姆通到阿雷提乌姆和罗马伦提亚,此路的建筑似不在583年即前171年之前——大约在这时候才被认为罗马的公路”[3](P394-395)。而在中国秦汉时代,结成沟通全国的交通网的驰道,规模宏大,然而因使用等级的限定,严格说来,是不可以称作公路的[4](P241)。古罗马“在各省建造帝国大道”,据说始于盖乌斯·拉格古。“长期经营之后,多米提亚路成为自意大利至西班牙的一条安全陆路”,“伽比路和埃纳提路自亚得里亚沿岸要地……通到内地”。“625年即前129年设立亚细亚省,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即刻修大路网,由省会埃菲苏取种种方向通至帝国边界。此等工程的起源不见于本期残缺的记载,可是它们必与本期高卢、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的战事有关,对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和蛮夷区域被征服后的进入文明,必有极重大的关系。”[3](P395-396)秦始皇驰道和直道的建设,在汉代仍然得以维护使用,当然也与国家的中央集权有极重大的关系。汉代帝王也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治国的重要条件,表现出最高执政集团对交通建设的特殊重视。主要交通干线的规划、施工和管理,往往由朝廷决策。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元封四年(前107年)“通回中道”等事,都录入《汉书》帝纪。据《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作褒斜道,通漕渠,也由汉武帝亲自决策动工。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5](P4076),也是典型的史例。汉武帝“通西南夷道”以及打通西域道路,就发起者的主观动机而言,也与“蛮夷区域被征服后的进入文明”有极重大的关系[6](P24-38,292-298)。

   关于盖乌斯·拉格古“致力于改进意大利的道路”的另一方式,有学者说,“分田时,他指定受路旁田地的人有世世修理道路的义务,因此使乡间大道得有相当的修治”。“他规定田间须有好路,以便振兴农业。”“立里程碑和以正式界碑表示地界等习惯,似乎都由他而来,至少由分田部门而来。”[3](P395)有学者认为,这确实是曾经普遍推行的制度。在罗马帝国的行政格局之中,“这些道路一旦修建起来,保养工作立刻便成为它们途经地段的当地居民的义务,他们自然也要承担建设沿途支路、驿站和桥梁的劳动”[1](P427)。汉帝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秦律已经有田间道路养护责任的规定。汉代法令也有相关内容。从汉代买地券的内容看,地界往往以道路划分。汉代地方行政区划有界碑发现,应当都树立于交通道路旁侧。而里程碑的使用,没有文物发现以为证明。河西汉简资料可见道路里程的记录;较长路段的里程,则有《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去长安”若干里等记载。

   古罗马驿递系统是最高执政者创立的。据说,“奥古斯都创立了公差(国家运输或帝国邮政),即一种当政官员使用的驿递系统:它是使用军用道理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被用来递送军事和政府公文以及法律方面的重要信息……还用来运送国有的辎重和军事给养,满足军粮供给也是公差的职责”。驿道沿途有驿站。“主干道沿线每隔一段距离修建驿站,有些以城镇为基地。”[7](P239)这种驿递系统有较高的效率,管理方式也比较严格。起初,公差的信使为赛跑者,但很快便被沿途驻扎的牲畜和车辆所取代。

   在古罗马,“骡子和驴用作驮物的役力,它们比马更有耐力,更稳健。重物可以直接绑在牲畜的背上,或放在牲畜的鞍上或驮篮里,鞍由覆有皮革或布的木架组成,而驮篮通常是质地较软的篮筐。与轮车相比,驴队或骡队的使用更为广泛。在东部行省则用骆驼驮物。驮物的牲畜可以穿过不适合车辆通行的路况最差的小路。它们在城镇中用于运输建筑材料以及从河流和运河运来的货物。它们成为拖运军事辎重的重要运输手段,每个军团都需要1000匹骡或矮种马”[7](P239-240)。

   汉王朝的运输组织使用驴骡和骆驼年代稍晚,《盐铁论·力耕》说,河西丝路开通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8](P28)。驮运也是重要的运输方式,特别是在山路即同样不适合车辆通行的路况最差的小路。远征军团大规模的辎重队伍,也见于史籍。汉王朝由国家经营苑马,即建设多处大规模的国营马场以提供交通动力的情形,似乎古罗马未曾出现。

  

   二、交通系统的服务主体

  

   罗马史学者指出“,罗马派出使团,让他们沿着帝国境内的驿路,穿越风平浪静的海面前往四面八方。他可以放心,无论使臣们途经何等多样的文化区和语言区,负责接待的人们必然能够接到并领会他们传达的旨意。反之(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行省的行政机构也可以向罗马政府派遣使节,并且确信(在凡人意志、能力的正常范围内和允许出现极个别意外的情况下),这些使者将安然抵达目的地;同时也明白,通过由希腊—罗马文化建立,由知识精英们维系着的交流模式,统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吁请。这种由显要公民代表其居住地区进行的出使行为是罗马社会最显而易见的市政功能之一”[1](P427-428)。

   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公差(国家运输或帝国邮政)是“一种当政官员使用的驿递系统”,“出公差的旅行者(主要是军队人员)持有一份特许文书,他们可在驿站休息并更换牲畜”[7](P239)。汉朝的情形与此相同。据说,“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公差被神职人员广为利用”[7](P239)。汉武帝时代方士同样曾经得以享用最高等级的交通工具,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古罗马公民有权利利用国家的交通体系。有学者指出,“圣保罗在旅途中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罗马公民的体面社会地位”[1](P423)。

  

   三、陆路交通的技术形式

  

   古罗马驿递系统的效率相当高。“信使每天平均行程75公里(46英里),但最快速度可达200公里(124英里)。”[7](P239)古罗马的驿递系统采用不同的动力方式,最初,公差的信使为赛跑者,但很快便被沿途驻扎的牲畜和车辆所取代,由它们把信使从起点送到行程终点”[7](P239)。

   古罗马驿递系统的车辆,“轮子的类型各异”。“原始的实心轮继续使用……但有辐条的轮子却更普遍。”[6](P117-118)古罗马“轮车的设计从凯尔特人那里引进”,“在艺术形式中出现的客车比商用车更常见。上层结构轻巧灵活,有时用柳条制品制成。由于不使用悬架装置,旅行一定很不舒服。”[7](P241)汉代迎送高等级知识分子的车辆用蒲草减震,称作蒲轮。据《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汉武帝“始以蒲轮迎枚生”。

   古罗马用于交通运输的“大多数马科动物没有马蹄铁,但对此难以获得精确的信息。道路两旁的小道会比坚硬的路面更适合动物行走。有关马蹄铁的证据多源于凯尔特人和不列颠地区(因为马蹄在潮湿的天气里变得非常软,会很快破裂)”。有考古发现证明“凯尔特人在罗马时代之前已有马蹄铁,罗马境内也曾发现一些马蹄铁,但公元5世纪才普及开来。马蹄铁有波浪形或平滑的边缘,上面打孔。马匹也可以穿上轻便的鞋子:草鞋用坚韧的织草或其他合适的材料制成,铁头鞋是带铁底的铁(偶尔也有皮革的)掌,用绳线或皮绳固定在马蹄上。这些鞋子是兽医用来保护因没有钉掌而疼痛的马蹄或固定敷料而准备的用具”[7](P240)。汉王朝用于交通动力的马匹使用蹄铁的例证还没有发现。但是有的学者认为《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之所谓掌蹄,体现了保护马蹄的方式。王利器校注引孙人和曰:“‘掌’读为,《说文》:‘距也。’蹄,以物饰其蹄也。”王利器说:“‘蹄’,今犹有此语,就是拿铁钉在马蹄上来保护它。走马之蹄,正如斗鸡之距爪一样。”[8](P368)《盐铁论》所谓掌蹄,有人直接解释为马蹄钉铁掌。如《汉语大词典》就是这样对“掌蹄”进行说明的:“(掌蹄)钉铁掌于马蹄。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9](P633)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明[10]。

古罗马,“至少在意大利,大规模的排水工程与修路工程同时并进”。645年即前109年,“与建筑北意大利的大路同时并进,完成帕尔玛与普拉森提亚间低地的泄水工程”[3](P396)。汉武帝时代开通的漕渠,是一方面“径,易漕”,另一方面“又可得以溉田……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于便利交通与发展水利两个方面同时取得经济效应的工程。古罗马帝国“政府大修罗马城的水道,这对于首都的卫生和安适绝不可少,而且费用很大”[3](P396),汉长安城的排水系统与交通设施相结合,城中大道两侧的排水沟是明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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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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