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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 “体”“用”概念的“错位”与“近代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解析

更新时间:2019-06-11 14:31:27
作者: 路新生 (进入专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探讨,可以说是困扰中国近代百余年间思想界的一大症结所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曾经就此问题发表过一些论述,但由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极大地阻碍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致使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创获未深。1982年,陈旭麓先生发表了《论中体西用》一文,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演变和发展,[1]作了详尽而卓越的阐述,就本人的陋见,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问题的理论探讨尚未能见有出陈文之右者。缘此,似本书原已无需对此问题再行饶舌。然而,由由于本书有自已的学术范畴和需要说明的、与陈先生不尽相同的学术宗旨,所以,我仍然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有所交代,——这个问题仍然是本书所不能绕开的一个理论问题,因而对陈先生的所论我也就会有所承受与袭用,这是我在论述、交代这个问题以前首先要加以说明的。但是,我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并依据自己的体会对此问题加以阐述,其中的某些理论内容(例如“体”、“用”概念的形上学与形下学的区分,以及“用”的概念的“上移”等)也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并与陈先生的观点不同,这一点,也是在论述、交代这个问题以前应当加以说明的。

  

一、“体”“用”概念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的内涵


   “体”、“用”,这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库中所本有的两个词,它们分别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体”指本体、本原,“用”指应用、技用。在“体”、“用”的相对待之中,“体”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而“体”又往往与“道”同义,或可以合用为“道体”;“用”则是“体”的外在表现,是“体”的产物,因而“用”又往往与“器”同义,或者也可以将这两个辞连用为“器用”。

  

   当然,“体用不二”或者说“体用一源”,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传统。如《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所说:

  

   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而达用,从微而至著耳。

  

   然而,“体用不二”或者说“体用一源”,这只是就中国传统文化对“体”、“用”这一对范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来说的。却并非不可以将“体”、“用 ”这一对概念“拆开来”进行分析。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体”、“用 ”这一对概念的内涵,将它们“拆开来”进行分析是必要的。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割裂“体”、“用 ”这一对概念。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体用不二”或者说“体用一源”的基本认识,这也不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这一对概念的“一方”,就没有或者说不可以有所侧重,有所强调,而对其中的另一方有所淡化,有所忽略。恰恰相反,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体”、“用”这一对概念的一个方面有所强调,而对另一个方面有所淡化,有所忽略,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从对于“体”、“用”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有所强调、凸显,对另一个方面淡化、忽略,往往能够反映出论者的学术立场,并能够从中透露出学风转移、时代变迁的某些兆头来。

  

   在对“体”、“用”概念的认识上,历史上是有唯心、唯物之分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对“体”、“用”的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有所侧重,而对另一个方面有所淡化、忽略所造成的:唯心论者认为“道”是第一性的,主张“无”中生“有”,“道”中生“器”。唯心论者这里的“道”,这里的“无”也就是“体”的意思;唯物论者则认为“器”是第一性的,主张“器”中有“道”,“道”寓于“器”。唯物论者这里的“道”也还是“体”的意思。尽管在究竟“道”是第一性的还是“器”是第一性的认识上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有不同,但不管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他们在对“体”、“用”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中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1)“体”、“用”是相对待之词,“体”为形上,是根本性的;“用”为形下,是“体”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朱子语类》卷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这是唯心论者对“体”(“理”)的理解。王船山《周易外传》卷二:“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王船山是唯物论者,他论“体”、“用”与朱熹不同。但即便是王船山,他也能够从“有”中看出“无”来,从“用”中看出“体”来,他也没有否认“体”的存在,他也认为“体”是形上的,“用”是形下的。据此,我们可以说:“体”为形上,“用”为形下,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理解上无异辞。

  

   (2)既然“体”是决定性、根本性的,“用”则是“体”的外在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那么,这一哲学命题本身便已经隐含了“体”重“用”轻的思想芽蘖。或者可以说,这一哲学命题本身便已经隐含着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脱化出、发展出“体”重“用”轻观点的思想芽蘖。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体”重“用”轻的观点正是一部分人长期坚持的。而这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长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也正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库中本有的“体”重“用”轻的观念基石上的。

  

   (3)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库中的“体”、“用”,一指形上,一指形下,无异议,那末,形上之“体”,之“道”,用今天的学科分类的标准来衡量,它应当属于思辨的、哲学的范畴,它制衡着,决定着形下之“用”。而就中国哲学史上的形下之“用”来看,它是指形下践履之“用”,它是一个应用性的、带有“实践性”的、“可操作性”的范畴。自宋明以来,“用”的概念其内涵是明确的:它是指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换一句话说,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将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用”“上升”或“拔高”为“体”来加以认识和论述的。

  

   然而,正是在中国近代八十年进程中,“体”“用”这一对原先有确指的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改变:

  

   (1)原先的“体”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下移”了,“体”的内涵,已经再也不是中国古代那样的琢磨不透的“形上”一类的东西,即是说,宋明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形上之“道”,之“体”,到了中国近代隐匿或者说不显了。形而上学之“道”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说被“遗忘”,它所“空出”的位置,由具有实践性的,“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所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原先的形下践履之“用”在中国近代的地位“上升”了,它变成了根本性的“体”,变成了形上之“道”。

  

   (2)在中国近代历程中,原先的“用”上升为“体”以后,它所“空出”的位置,由“西学”所替代,西学变成了形下之“用”。而西学之“用”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育”、“完善”的过程,即是说,西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形下”到“形上”,从具体到“抽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意识这样一个逐步“上移”的过程。但在西学被采用之初,它却从整体上被视为与“体”相对立的“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之“体”“用”内涵的改变及其位置的移动;宋明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形上之“道”,之“体”,到了中国近代的隐匿不显;“体”不断地向比较“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的纲常名教靠拢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道德形上学”的发展史,那末,我们就应当承认,近代以前的历代儒学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对于打通由道德进至本体论、宇宙论的进路问题,从而探得对于“实在”(本体、终极存在)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上作出过他们的努力。然而,中国儒学的这一传统,在中国近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断了或者说被忽略,被遗忘了,这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之“体”“用”内涵的改变及其位置的移动的问题上能够得到比较典型的反映。因此,就浅层次上说,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我们至少可以追寻本体意义的“形上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际遇与轨迹;如果再上一个层次来考虑,则弄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如何重新确立形上学在学术上的应有地位,也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王国维先生说得好:

  

   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吞、纳尔孙,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思麦、毛奇,而汗德、叔本华也。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而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而中国之有此数人,其为历史上之光,宁他事所可比哉![2]

  

   被王国维先生誉为代表着中国“历史之光”,“宁他事所可比哉”的形上学在中国近代很长一段时期内遭受冷遇,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中国近代形势危急,救亡图存任务急迫,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盘据于中国知识分子脑际的资治意识,缺乏“知性”的“学统”,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致使从事精神思想文化工作的人们根本没有闲暇再去考虑那“不着边际”的形上之“道”,这恐怕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形上学重新被学人们所论及,要到甲午战败以后,“西学”本身已经经历了发育,由形下学发展到了形上学的阶段,一些主张维新变法,主张对于西学“体用兼采”的人们,因采用西学之“体”的需要,转而对于形上之体亦不能不有所涉及,故而对于形上学有了初步的论述;而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本体重建,则要到受着五四以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刺激,希望对此作出回应的“新儒家”时期,那是要到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的时期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争论中,中学之“体”的堤防受到了来自于西学之“用”的不断冲击而在一点一点,一块一块,一段一段地崩塌、溃退。随着西学之“用”本身由“下”而“上”的不断发育完善,到了二十世纪初,全盘西化的思潮终于出现,它作出了某种企图将中学之“体”,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吞噬的姿态。当然,这种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已经是事关中国现代史上的学术思想变迁了。

  

   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历史血腥的一页,给了“体”、“用”概念内涵的改变与推身移步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在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天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一向被老大自居的中国所看不起的“外夷”居然就这样打败了老大,中国军民的血肉之躯居然就是阻挡不住“外夷”侵略的脚步,在遭受到战争失败,割地赔款这一创深痛巨,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之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矫虚和无可名状的优越感中清醒过来。他们第一次用惊异的目光注视那些过去从未重视过的对手:这批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夷,是一些从未遭遇过的族类。在战争的第一次碰撞中,产生了象林则徐那样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代表,产生了魏源那样的第一代思想家。

  

林则徐主张发展中外正当贸易,反对封关禁海政策,与颟顸的官员“骄傲自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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