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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师情难忘——对几位老师的深情回忆

更新时间:2019-06-11 14:20:42
作者: 张允若 (进入专栏)  
我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平静安详地走完最后的路程!但愿我们对国家社会的良好期盼能早日实现!

  

                                 2019年4月


      注①:关于育才学校的情况,参见“育才,终身难忘的记忆”一文,载于《追梦与反思》一书,2013年6月。

  

   附:林力锋老师的一次来信(2013年10月12日)

  

   允若弟:

  

   你今年八月寄来的四十万字的专著《追梦与反思》,直至现在(10月11日)才阅读基本完毕,应该写回信告慰于你。为了阅读专著,我还去配了副425度的老光眼镜,便于逐字看书,但仍不够,有时还得加一副放大镜助之,则效果较佳。

  

   全书共分五篇,我是从第四篇“人生篇”开始阅读的,以后便挑选篇目接下去读,除两篇是你收集的受难致死的人士名单没有一一细看外(实在是不忍卒读),对你写的“丁酉之劫”和“讲述一个老新闻人的多彩人生”(采访你的专稿),我读后感概尤多,不时又翻阅了至少五遍。这恐怕不是一般读者会如此反复阅读的,乃我俩的师生感情使然也!

  

   我在收到此书之后,便写了回信给你。信中我引用了韩愈《师说》文中一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直到今天你还以师礼待,我感到非常疚愧。以读你的这部专著,我实在是越读越觉得我是一个“学生”在读一位崇敬的老师的鸿篇巨著,篇篇都给了我对“道”的领悟。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但我们都可以对历史作个回答,数十年来(你现在七十余,我已九十晋一),我们都如陶行知先生的箴言:“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也是追求真善美的真人标准的,允若弟,你说是这样吗?

  

   对于你这本大作,至今我仍然是放在手边或枕头下,有暇便要继续翻阅与重点阅读、复读。我认为本书中每篇作品都是可圈可点,给读者和历史的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今天不能证明、今后总有一天可以证明你的许多观点、论述、甚至对人物、历史事件的鞭辟都是正确的,你的追求、也是炎黄子孙共同追求的“中国梦”、“民族复兴梦”的脚音已开始清晰可辨。我这个九十晋一的老人可能看不见那梦的境界,你和你的亲人、儿孙辈,定可为你的预见和追梦而自豪的。……

  

   从这篇专著中所附的照片,我非常欣慰地看到了你和夫人王守真大姐(照育才学校传统的大哥大姐称呼)以及你俩在美国和儿孙辈的全家福,也知道你和夫人游历海外的行踪。谨此向你和王守真大姐祝福!

  

   至今我没有对你的大作写什么评论,年老心力衰竭,不容许我捉笔行文,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写评论文章,至歉!

  

   明天(13号)是重阳节,也是敬老节,让我们老人互祝节日愉快!

  

                                林大哥  12日上午 


上世纪90年代林老师(左))和余家宏老师在一起


三、亦师亦友余家宏老师


   余家宏老师是我大学期间最为亲近的老师之一。不过我认识他却在进入大学之前。因为他原来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新闻组的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调去新成立的华东新闻学院当教务长,但有时还会回育才学校看看,我在1949年进入育才读书后,就有缘见过他几次。1950年夏秋,我升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也正好和王中教授一起、从华东新闻学院调入复旦新闻系任教,于是又见面了。

  

   在复旦时期,他给我们讲过新闻学概论课程。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是新闻系教师学习组的组长,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会议,相互有较多的接触。当时他还是讲师,同朱振华、杜月村老师同住第四宿舍的一个套间,所以每当和朱老师、杜老师交往时也会见到他。我毕业离校之后,相互的交往长期中断,直至1979年拨乱反正时才重新恢复,以后的交流就大为增加了。

  

   拨乱反正以后,我同上海的老同学陆续恢复了联系。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老同学们对我都十分关心,纷纷伸出援手。我在夏鼎铭、葛迟胤等老同学的陪同下,多次见到余老师,当时他已是教授、担任系副主任,是回归系主任岗位的王中教授的主要助手。他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五十年代所在的原单位能解决户口问题把我调入上海,来复旦新闻系工作不成问题。后来,由于难以越过上海的户口关卡,我只好放弃上海、另觅他途,对此余老师也为我想过许多办法、出过一些主意。1988年初我正式调入了杭州大学新闻系。离上海比较近了,每次去上海,总要到复旦叙旧,也总要见见余老师,谈谈教学科研或新闻界的种种问题,听取他的见解和意见。他一直分管系里的科研工作,亲手创办并主编过学术刊物《新闻大学》,长期担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直至离休为止。我们除了见面交流外,还经常通信,从80年代末直至本世纪初,连续不断,最频繁的90年代末、几乎每月一封。每次收到他的来信、见到他写在便笺纸上熟悉的笔迹,总会感到十分亲切,总会感到一股暖人心扉的亦师亦友的真挚情谊。

  

   我至今还珍藏着几十封这样的信件。回看这些来信,内容广泛,处处体现着余老师对我的挚爱和关心。

  

   其中有的是提供信息的。比如近期的学界动态,哪里将召开什么学术讨论会,哪个刊物有什么重要学术文章,复旦哪位教师发表了什么文章、反响如何,等等。又比如复旦新闻系近期的人事变动,新闻系七十周年系庆活动情况、有哪些熟悉的系友返校,等等。这些都是与我相关的、我所关切的信息。另外,几位熟悉的老师张四维、杜月村、朱振华的去世,都是他告诉我的,比其他人的通报要及时得多。

  

   有的是对我的直接帮助和指点。比如我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初期,很需要收集港台和国外报刊资料,他就多次来信,具体指点我到哪个学校或哪家图书馆去找、向谁询问、同谁联系,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他还常常给我推荐或寄赠对我有用的书报。比如学界新出的书籍《申报的兴衰》、《文汇报史》、《文汇报大事记》等,他都及时从朋友那里买了寄给我。他家附近有几家书店,他发现比较热门或者与我教学有关的书籍,就先帮我买下来再寄给我,如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等等。他在报刊上看到对我教学有用的文章,还特意剪下来寄给我。

  

   有时他也会就报刊上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1997年5月的信里,他说读到一篇回顾国内十几年来传播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文章,认为作者可能还不知道许多背景情况。他接着写道:“政治形势与理论研究(特别是新闻理论)是分不开的。……当年(复旦新闻系)系主任徐某在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公开说传播学、人民性、新闻与宣传分开,这三个观点是反动的。”此人还要《新闻大学》认真检查,是否宣传了上述三个“反动观点”。他又写道:“当年系里教师郑北渭、陈韻昭等曾经商定,由复旦新闻系做东召开一个国际性的传播学会议,请帖也发出去了。可是权威当局却提出:一、东道主不得提交论文;二、客人提交的论文要批判。真是天大的笑话,无知的狂言!”尽管这个会议谢希德校长也是支持的,但结果还是没有开成。据查,徐某是1983年9月接替王中担任新闻系主任的,到1988年6月卸任,此事当发生在此期间吧。

  

   1998年3月的信里,他谈到有人把“糊涂一点”作为座右铭。他说:“我们的‘糊涂’在许多情况下是被迫的,真是可悻。有些事我是到了八十岁才开始逐渐明白的,而且不透不全。你比我年轻,接受事物快,过去一段时日又比我坎坷,因此比我明白的快些、透些、全些。林大哥他的年龄恰在我们之间,他说过:现在要多读书。——真的要多读书!”

  

   1998年9月的信里,他说正在看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里面汇集了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有对列宁为首的新政权的尖锐批评,并且提出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卓越见解。余老师说,十月革命后能允许他发表这些文章真是难以想象,但是后来这些文章就没有收入高尔基文集,一直被封存了七十多年。余老师感叹说:“如果我早几十年能够读到这本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糊涂、像现在这样无知了。”

  

   1999年3月的信上,他提到最近出了几本谈当年“反右”的书(其中有朱正的著作),认为 “把当年的‘右派’言论集中起来,让后人不忘,倒也是好事”。他又谈到《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两篇谈“反右”的文章,写得“极好”。里面认为当年的“右派”实际上是真正的左派,当年的“左派”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右派,因为前者的意见后来都被历史证明是对的。

  

余老师的这些议论,言简意赅,切中时弊,是对长期以来压制民主、钳制舆论的专制政治的批判;也充分体现了这位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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