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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林安梧:泉城之会:黄玉顺与林安梧对谈录

更新时间:2019-06-07 15:39:39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林安梧  

  

第一部分:“生活儒学”与“后新儒学”对谈

  

   (2013年4月25日下午)

  

   一、后新儒学

  

   黄玉顺:(对听众)我和林老师的这次对谈,已经酝酿了很久了,我记得是前年、即2011年约定的吧。可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双方时间总不合适。今天终于实现了!济南是“泉城”,今天的对谈可以叫做“泉城之会”吧。

  

   (对林安梧)我们今天的对谈,我列了一个提纲,每一点都是既涉及你的思想的内容,也涉及我的思想的内容,双方有对应性,我们就围绕这个提纲来谈吧。今天时间有限,不可能谈得很深入,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谈。

  

   (对服务同学)这两个录音笔,林老师那边放一个吧。

  

   (对林安梧)我打算把这次对谈录下来,请同学把它整理出来,下来我们双方再补充一下,然后找个杂志把它刊登出来、或者采取图书出版的形式。好吧?

  

   你发送给我的那两篇大作,我是认真地拜读了一通的,所以才理得出这个提纲来。(笑)这个提纲的内容,主要涉及我们双方思想的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的基本思想,即你的“后新儒学”和我的“生活儒学”;第二个是我们都比较关心的、属于政治儒学范畴的东西,即你的“公民儒学”和我的“中国正义论”;另外一个是谈谈关于“儒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覆盖面就比较完备了。

  

   那么,我们就先谈第一个问题吧:我的“生活儒学”,和你的“后新儒学”以及“中国人文诠释学”。《中国人文诠释学》这本书,我没看到。

  

   林安梧:这本书,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送给你过?一直忘了。

  

   黄玉顺:我一直没看到这本书。

  

   林安梧:最早是叫做《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①],后来就卖完了。起先是我的一个学生,他要做一个出版社,我说,我可以让你出这个书。

  

   黄玉顺:是在台湾出的?

  

   林安梧:对,在台湾。之后给学生书局出了,又稍微更动了一下,就叫《中国人文诠释学》。[②]我把它的纲目稍微说一下。基本上我是想讲一下人文学方法论,所以,第一章讲人文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的一些区别;第二章讲方法论与方法论意识;第三章讲人是参赞天地、参赞世界的起点;第四章讲话语是存有之道落实在人间的安宅;第五章是讲存有之道是语言的形而上的家乡,这两个是互为一体的;第六章是讲中国诠释学的五个层次,道、意、象、构、言,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地方还要讲到;第七章讲的是言与默,就是讲话语与沉默;第八章讲连续与断裂,大概是讲存有连续观与断裂观对比之下的宗教以及其他有关诠释的种种问题。

  

   黄玉顺:你这次发送给我的两篇东西,有一篇是再版序,其中有一个纲要,就是这个东西吗?

  

   林安梧:对。

  

   黄玉顺:这个纲要和你刚才叙述的有所不同啊?

  

   林安梧:对。那个是讲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思想差不多,主要是不同时候做的。因为这个《中国人文诠释学》实际上是公元两千年的时候讲的,那时候我刚回(台湾)师大,是暑假的时候给学生讲的,也是个讲稿,大约讲了十次左右。

  

   黄玉顺:咱们这样吧:你是客人,你先讲。(笑)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林安梧:这样吧:你问我,我回答;我问你,你回答。

  

   黄玉顺:好。你先讲。我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个“人文诠释学”,和你以前提出的“后新儒学”,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列的提纲的第一点,就是想谈谈思想的总体框架。你先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也介绍一下我的“生活儒学”的总体框架。然后再进入今天对谈的第二层。你先说吧。

  

   林安梧:后新儒学其实最早是在1994年的2月底提出的,那时候我刚好在威斯康辛访问,我记得有一天清早起来,我就写了一个提纲,叫“后新儒学论”。那个论纲,我后来把它扩大,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儒学革命论》那本书里,1997年由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③]

  

   黄玉顺:这本书我知道。

  

   林安梧:那个论纲,我当时有传给李泽厚先生,因为李先生当时也在美国。那时候,E-mail啊各种东西我们都还不太用。所以我就写了,然后打印出来,传真传给李泽厚。因为我联络他没有联络上,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在,李泽厚先生他就录音。

  

   他说我会被逐出师门。(笑)我说不会,儒门广大,不会的。因为我那个想法跟牟先生有些不同,主要的不同点大概有几个。牟先生那个年代,他们是面对着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在这种西风东渐的状况之下,可以说是在整个民族失去了自信心的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要努力地确立这个心性实体,用张灏的话来讲,就是要克服“意义的危机”(crisisofmeaning)。所以,当代新儒家,他们要努力地树立这个心性主体,来克服危机。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整个中国人的意识,基本上已经被这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彻底绑架了。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怎么样呢?要有赛先生、有德先生,要怎么样现代化,好像现代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件事,而且这是普世价值,一定要这样。反传统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妨碍现代化的;作为对立面的另一端,传统主义者、牟先生他们努力要证明中国文化并不妨碍现代化。中国文化如何不妨碍?中国文化的本体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如何可以不妨碍现代化?又如何可以“开出”现代化?我觉得牟先生的整个学问,或者说包括唐先生等,就是现代新儒学这一组人,这是他们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梁漱溟是一套方式,马一浮是一套方式,熊十力是一套方式,到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三个人都肯定了民主、科学和现代化的普世价值。那么,怎么样开出?

  

   黄玉顺:当时是在应对别人、西方人提出来的问题。

  

   林安梧:对,这是别人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这个问题有一个错误的导向。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这个导向是说:你中国文化是开不出现代化,开不出民主、科学的了。中国文化的缺点是些什么、什么。譬如说,我们用牟先生常用的话说,就是我们少了一种知识性的、客观的分析啊,我们就如何如何。这样子下来,牟先生他们努力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从心性之学开出现代化,所以才有了所谓“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才有了牟先生的整套理论。

  

   那么,我当时觉得有什么问题呢?我在上个世纪大概七零年代开始受教于牟先生。从初期——我高中的时候,就接触到蔡老师、蔡师母,就是蔡仁厚先生、杨德英老师,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向往,也可以说有一个志向,就是要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我整个人的这个学习才往中国文化的这条路上走。在我的一些文章,比如《国文与我,我与国文》中,对这些情况都曾经有过描述。但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年轻人嘛,也不太懂,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我一直觉得:哎,不太像是这样。譬如说,我就一直觉得,中国果真没科学吗?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李约瑟(J.T.M.Needham)的《中国科学文明史》,它的中文翻译在台湾出版发行。在政治上,中国果真是没有法治吗?或者说它是另外一种法制?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律”的,不是没有法律的,不是没有法制的,但是这个法制,它不是民主宪政下的法治。秦有秦律,清有清律。这些问题,当时我说不清,就是觉得怪怪的。现在在台湾,民主发展了,这个发展实际上是个学习的过程,但这个学习的次序,跟所谓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

  

   黄玉顺:不是一回事。理论上的“开出”和历史进程的实际不是一回事。

  

   林安梧:即便说是一回事,至少也是两个不同的理解方式。一个是理论的、逻辑的次序,而且是在牟先生的理论的诠释系统下的理论、逻辑的次序,跟实践的学习次序,那是两回事;跟原先的西方的历史发生次序,也是两回事。所以,我在很多场合,就用这三个含义来进行区分: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这三者是不同的,应予区别。

  

   我一直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开始检讨这个问题。开始比较清楚地这么想,那应该是在一九九二、九三年的时候。我是觉得,这几个次序的混乱,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百年的混乱。所以,我们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要去“开出”现代化。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代化是个学习的过程嘛。谁都是要学习的,人类的文明本来就是彼此交流的,为了要活下去,在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因此必须要有的奋斗过程。所以,问题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去实践、去发展。所以显然,现代新儒学的那个问题,它随着世代的变迁,慢慢地就被摆脱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再问“如何从中国文化传统开出现代化”,我们应该问的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中国文化传统还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就整个不一样了,对不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在《后新儒学论纲》里未必有这么清楚的一个表述,但是是朝这个路向在走。

  

   那为什么会谈“后新儒学”?其实是因为1993年我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WisconsinUniversityatMadison)去访问研究,那里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也有大陆的,主要是台湾朋友,其中有一些是以前我在大学时代就认识的,他们还在念博士,念得比较晚,所以就常聊天,他们就谈后现代、后什么、后什么。我呢,他们起先就称我为“左派新儒学”,还有一些称呼,意思和“后新儒学”差不多。那是因为我在思路上跟牟先生不完全一样。而且我硕士是做王夫之嘛,博士是做熊十力嘛,那王夫之,在牟先生的看法里面,他是历史哲学很好,但是论心性之学,不及刘蕺山、黄宗羲、王阳明这些人,牟先生认为他根本没办法入到那个层次。

  

   黄玉顺:或者说他们不是一个路数的。

  

林安梧:对,我想他们的路数差很远。我的理解,如果用“理”、“心”、“气”这三个概念,那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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