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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林安梧:泉城之会:黄玉顺与林安梧对谈录

更新时间:2019-06-07 15:39:39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林安梧 (进入专栏)  
船山学比较接近“气学”这个概念,牟先生比较属于“心学”这个概念,我也基本上比较接近“气学”这个概念。后来做熊十力的研究,熊十力基本上有“气学”,或者我们直接用“道学”这个词好了。“理”、“心”、“道”,或者道学、心学,我觉得他都有。所以熊十力晚年在他家的堂屋里供了三个牌位,中间供孔子,右边供王夫之,左边供王阳明。如果依照中国以前的顺位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王阳明,第三个是王夫之。我想,这样来理解熊十力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他是“即心即气”这个传统,这构成了他的那套“乾元性海”的体用哲学,跟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是因为做熊十力研究,“存有三态论”的粗模大略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地找出一些东西来。我把熊十力的体用哲学通过“存有三态论”给予重新构造,大概是这样。我大概是由这样一个路子最后慢慢走出来的。《后新儒学论纲》大约就是那时候写的。

  

   之后,在台湾的成功大学,他们开了一个新儒学会议,我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和龚鹏程先生去帮助星云法师办南华大学,龚鹏程当校长,我就担任他们的创校委员,建立哲学研究所,那是一九九六年。我们出版了一个刊物叫《揭谛》,借用佛教那个“揭谛”,当然是借用它汉语的音译,“揭谛”原来是梵文,就是“gādì”。借用汉语字面的意思,“揭谛”就是“揭发真理”嘛。梵文原先并不是这个意思,梵文本来的意思是来“去经历”的意思,“波罗揭谛”是“来去彼岸”的意思。我们哲学所最早有一个启教仪式,就是开启教化的仪式。那个仪式上还供了孔子,还焚香祭拜了一下,这真得很不错,很有庄严神圣感。当时我就讲了《道言论》。[④]《道言论》大概就是我从那个时候起的一个总体上的理论框架,一共八句,就是“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言业相随,言本无言,业乃非业,同归于道,一本空明”。佛家讲的那个“空”与道家讲的那个“明”、或者儒家讲的那个“明”不太一样。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为止,我讲学的宗旨大概不出这八句。

  

   这八句,后来我又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国际中国哲学会在台湾开了一次会,在一九九七年,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道的错置》那本书的第一章导论里边,题为《导论:后新儒家哲学之拟构: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道”的彰显、遮蔽、错置与治疗之可能》。[⑤]这里面的有些想法,在后来的《中国人文诠释学》里面都有。道、象、言的关系——“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在我的理解来讲,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它很独特,我常常说它是一个“象在形先”的传统,而不是“形在象先”,所以我们这个“象”就不为“形”所拘。包括我们的图象性文字,为什么那么具体又那么抽象?我们知道,其他各个不同的文明,有很多也都是图象文字,但后来都为拼音文字所取代,他们的那套原则,我认为是“形在象先”,所以这个“象”就为“形”所拘,结果就变得没有办法来表达这么高深的思想。这牵扯到我们民族理解的世界,有它独特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不是在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存有学的层面,不是在ontology的层面。我觉得我们没有substance,基本上没有“实体”这个概念。我们讲的“实体”这两个字,在中国的古书里就经常出现了,但它可能是指的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本体,绝对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体”,根本是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中国哲学到了一个可以有机会重新厘清的年代。其实我感触最深的是:好像我们中国哲学没有再往前走,而有退回学术史的倾向,或者作为思想史,要不然就还是借着西方的哲学语汇说。有人误认为我还是借着西方哲学的语汇说。当然,我觉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应该有一个互动,但是这个互动并不意味着就是借着它来说。有些人会认为我是借着海德格尔来诠释儒学和道家,我就跟他说:不是,我是在对比中受到启发,但是我是回到中国的经典文本。

  

   黄玉顺:你这个看法,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林安梧:这一点,我看过你的文章,我们是一致的。现在有一批人,认为做中国哲学不需要西洋哲学,只讲中国哲学。所以,用到西洋哲学语汇,他们就在意。过了一百多年了,这个问题应该很清楚了:中国哲学应该怎么做。前辈冯友兰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他们已经走到相当程度了,我们应该继续往下走。即便对他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但是应该往下走。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现在有些年轻一辈,把他们排拒在外,认为现在引用西方哲学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哲学之后”了,要讲另外一套了。

  

   我的“后新儒学”认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年代。而新儒学其实是继承了宋明理学的心学为主体的路向,它最主要的是立起了心性之学,希望成体而开用,开用就是开出现代化的民主和科学。我认为,“后新儒学”是在现代化或者现代化之后,我们必须要面临一个新的时代,人如何能够不在一个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过渡高涨的情况下自我迷失。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瓦解、连家庭都已经难保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让儒学在这样一个情景下还能够起作用,而且能够建构一个比较恰当的公民社会,建构公民社会跟家庭之间的一种恰当的关系。这些都是很实际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时候根本已经不再是如何开出现代化的问题,而应该说已经该跨过这个问题了。

  

   我曾做类似的比喻说:以前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很多党外人士会说打破了国民党的威权会如何如何;现在你再说台湾政治最重要的是打破国民党的威权,那就是笑话了,因为整个时代已经过了那个威权时代了。国民党有什么威权?马英九每天被骂,哪有威权可言!

  

   我认为,现代新儒学,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他们担不起时代的使命。我觉得现代新儒学有很多很可贵的东西,譬如说,在中西哲学的从格义到逆格义,到进一步的交谈、融通,我觉得他们做的相当不错。当然也有限制,有很多困境。我认为这些应该慢慢告一段落,应该让它过去。新的时代,新的议题,再去看以前的问题就已经不是问题。以前那些问题一直争执不下,不应该争执了。譬如说,道家的那个“道”到底是境界形态,还是实有形态,这在牟先生的系统中一直在争执这个问题。其实牟先生他讲得那些很简单。道家所讲的“道”,不能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去理解,理解成形而上的事情。这我认为很容易理解。但是他把它当做主观境界形态上的形而上学,这是有问题的。而且境界跟实有,就我刚才讲“象在形先”的传统,它们基本上是通的。在中国诗歌上,因为我们都念过中文系,我们都知道:没有只写景而没有情的,一定是“情景交融”的。

  

   黄玉顺: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⑥]

  

   林安梧:对。所以,你看这个“情”字,我们讲“事情”、“实情”、“乃若其情”[⑦],那个“情”都是情实之“情”,“实”和“情”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世界不是科学上所说的“客观世界”。我们讲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我们人进入这个世界来理解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国画,我们的山水画,那是“多点的透视”,不是“定点的透视”。定点的透视,他们是端起一个点来看这个世界;不像我们,是进到里面,我们来游这个世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还有像我们的昆曲,我们的京戏,舞台空荡荡的,两个人在上面唱两三个小时,底下都叫好。这是何等境界?因为他这戏是演出来的,是经过肢体的语言演出来的,整个场域也是演出来的,是通过唱腔、通过身段,表达出来的想象的语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这个民族有这些东西。相应说,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宗教,也有太多可贵的东西。而且,进入现代化之后的,通过参与更多的交谈对话,它们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我一直有这个主张。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后现代的时代,“后新儒学”便是因应此而生的。当然,“后新儒学”之“后”,与其说是向后现代之“后”,好像是反对现代的,其实不是。我认为,后现代之“后”也有很多的时间意识,后新儒学之“后”时间意识更多,用傅伟勋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继承免不了要批评,是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我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的。

  

   《中国人文诠释学》这个解释,是有感于台湾讲诠释学的一批人的讲法,我不能理解他们讲的诠释学。台湾人很奇怪。譬如讲通识教育。我也是通识教育学会的理事。许多人一谈通识教育,就谈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孔夫子的“礼、乐、射、御、书、数”,不就是最早的通识教育吗,我认为,“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向“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果真是通识教育的内涵。

  

   黄玉顺:这也不奇怪,“通识教育”这个观念就是从西方来的。

  

   林安梧:对,所以我一直说要深入我们的传统,要提倡汉语思考。通识教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黄玉顺:呵呵!这是你的诠释方法的一个特点。

  

   林安梧:所以,他们原来怎么讲,没关系,但我们要用汉语重新来过。用汉语重新来过,也不能胡扯,像中国以前有的宗教的解经。例如一贯道解“南无阿弥陀佛”,解得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把“南无”拆开来解,说“南”是南方,“无”是空无、虚无,如何如何。它可以把“南无阿弥陀佛”解完了之后,归本于无、生生大易。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当然不能这么解。我们都读过训诂学,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话语,回到自己的经典那里。我不能忍受这个这个状态,好像又来了一个了不起的什么人啦,我们肯要去侍奉他。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用了一个不是很好的词来描述这种状态,叫“妓女恩客情结”。我们已经把自己异化成如一个妓女一般,然后接客。来了是恩客,因为他给你钱,所以不得了。来了一尊神,又来一尊神,一直换,一直换。我从年轻的时候写文章起,常被人问:“请问你这是从哪儿来的什么观点?是康德的观点呢,还是黑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的观点?”我就非常纳闷。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经典,我们的经典自己会说话。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世界会有自己的体会。我们的经典会说话;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这个人进去,便会有体会。这些交融在一块儿,这就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人文。我们讲“人文”,为什么要追本朔源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从那个地方开始说,说一套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易经》的《贲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真的很奇怪!

  

我求学的时候,硕士、博士在台大,本科是在师大。台大基本上很西化,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人能讲中国哲学,除了牟先生以外。譬如我们在课堂上讲到文化,我会强调“文化”就是“人文化成”,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回到古文去解释?我说:为什么不要?我向来强调,“文化”当然要回到“人文化成”去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道德”一定要回到“道生之,德蓄之”、“志于道,据于德”,从这儿理解。“明白”一定要回到“知常曰明”,“自知者明”,“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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