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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列奥施特劳斯论自由民主制的危机与自由教育

更新时间:2019-06-07 14:24:49
作者: 刘晓洲  
在自由民主制国家中,人民拥有三种重要的平等:平等地拥有某些基本权利、平等的人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社会中的人们也存在不平等,一些重要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平等,如体力、智力、外表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各类组织中所处位置的不平等;所掌握财富和其他资源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有的是不可改变的,有的当其不平等程度适当时对社会反而是有益的。

  

   但是,自由民主制依然具有追求一切领域平等的强烈倾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倾向与柏拉图所描述的民主人的倾向近乎毫无二致,想想今天的现代人,他们无力阻止自己变老却不愿“长大”,不管年龄、性别和职业,普遍都喜欢“卖萌”,我们不仅会莞尔而笑。正如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认识,民主的本质是平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大家都具有平等的自由出身,便应该在一切领域都是平等的。这种倾向要把一切都相对化,全然不问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这种倾向认为一切观点都平等,于是没有任何观点真正值得人们去坚定地辩护。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自由民主制社会存在的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危险。

  

   三、自由教育是对民主制的补救

  

   尽管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仍然对自由民主制持相当赞赏的态度,将其视为现实中最好的政制,他之所以批评自由民主制是为了使这种制度保持健康和活力。施特劳斯为自由民主制开出的药方是自由教育,他认为,自由教育是对民主制的补救。只有通过自由教育,人们才能掌握政治技艺,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品质,抵制大众文化的平庸。

  

   自由教育通常又被称为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与专业或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某种可以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的技能不同,自由教育的目标是美德,它与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教育最为同气相投。自由教育致力于塑造完美品格,唤醒每一个人自身卓越和伟大的气质。自由教育要求我们把普遍接受的观点仅看作某种意见,它给我们提供对于美好事物的体验。现代民主社会强调合群与宽容,自由教育则教导我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拒做好好先生;只有自由教育才能培养出那些准备独自承受、独自战斗的人。

  

   在施特劳斯看来,一种真正值得追求的民主制实质上是一种扩展了的贵族制,在贵族制中,只有少数人具有美德,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则是普世皆为贵族,人人都具备美德。民主制应当把人人都拉高到贵族的水准,而不是把人人都降低到庸众的水准。因此,施特劳斯认为,当今的自由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抗堕落的庸俗化的自由主义,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将“活着,安全快乐地活着,得到庇佑而不会无所依归”作为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全然忘记了人要追求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和德行完美。对抗堕落的自由主义的途径就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是从大众民主向原始意义的民主攀登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里创建贵族政治必然要付出的努力。[20]

  

   施特劳斯认为,实现自由教育的途径在于聆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交谈,和最伟大的思想不断交流。因此,自由教育在于研读伟大的思想家留下的经典著作,最重要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是为有闲暇的特定阶层写作的,不像现代的绝大多数著作是为了匆忙阅读的人而写,所以这些著作的遣词造句都相当讲究,具有很高的文学品味。简单地说,古代的经典著作是优雅的作品或者说艺术品,其目的是供反复阅读欣赏、沉潜涵泳的;现代的绝大多数著作则是实用的作品,其目的在于提供某些信息或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获得相关信息之后或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往往就会弃之如敝屣。

  

   施特劳斯对于如何阅读经典著作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主张。他认为,要像伟大的思想家自己一样来理解他们的作品。民主社会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喜新厌旧,人们倾向于认为新的就是好的,古代的经典作家们通常被认为过时而弃之不顾,或者至多在回顾历史时略略提及,将其当作博物馆里的标本,却绝不会认为他们在今天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人对于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太过轻慢,我们以为仅凭一己的理性就能够评判他们,我们批评他们为什么会犯一些八岁小孩子的错误,当我们善意地嘲讽他们的时候我们还为自己的大度洋洋自得。为了消除这种弊病,真正能够从古人那里学到一些教益,施特劳斯认为,我们在阅读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时需要放下我们的“前见”,真正像古人那样去理解他们的作品,而不要一开始就想批判。中国人练习书法时有“入帖”“出帖”之说,先要“入帖”,而后自然能“出帖”。施特劳斯教导的读书方法,与此异曲同工。

  

   施特劳斯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大学是自由教育的堡垒。大学中的自由教育传统为抵御现代民主社会倾向于容忍放纵堕落的恶劣影响提供着源头活水。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英国人在创制现代理想的同时,从未与传统彻底决裂,在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地方,比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更好地保存了前现代的理想,这就为英国的现代文明储备了必要的解毒剂。[21]施特劳斯所说的大学是原始意义上的大学,这种学校是柏拉图学园的现代形式,中文翻译为“大学”颇为传神,说明这种学校传授的是“大人之学”,而不是一般谋生的技能,在这些大学中,通过研习古典作品接受自由教育是核心内容。在今天,有很多学校名称里都有“大学”二字,却已经不再以自由教育为目的,只是某种传授用以谋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学校,这些学校可能也会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当中安排少量经典阅读的课程,但这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点缀。是今天的大学堕落了吗?并非如此。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无力做到支持其全体成员接受自由教育,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较为粗鄙的事务需要有人承担,今天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自由教育却是无法普及的,不可能全部大学都以自由教育为主要宗旨,能够以此为宗旨的只能是少数大学。

  

   施特劳斯强调,绝不能期望自由教育会被普遍施行,它总是小部分人的义务和特权。[22]一个人能否接受自由教育,除了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闲暇之外,也取决于其天性。自由教育不同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自由教育的对象则是一小部分人,是受到召唤而担当人民代表的人,是在政治社会中从事政治并对人民负责的“绅士”。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好公民”,其特征是爱国、守法、尽职等政治性标准,这是大多数公民都能做到的。自由教育的目的则是“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才德卓越之人。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一个好的城邦里,“好人”才等于“好公民”。在自由民主制下,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公民”一般并不矛盾,但作为自由教育目标的“好人”的标准比“好公民”的标准要高得多,一个才德卓越之人不但要具备政治性美德,而且才能出众,甚至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人,长于独立思考,具有高贵的品位,体验着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美丽事物。所以,施特劳斯并不期望一个普遍贵族制社会能够得到实现,他只是希望一小部分接受了自由教育的人能够有节制地发挥政治作用,他们对政治既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抱有犬儒式的轻蔑,他们忠诚于自由民主事业,同时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优点和局限都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接受了自由教育的人,才能引导公众保护自由民主制度免于自我毁灭。

  

   注释:  

   [1]参见[加]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  

   [2]参见[美]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77-78页。  

   [3]参见[美]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4]参见[美]布鲁姆:《<古今自由主义>序》,[美]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5]参见[美]潘戈:《<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编者导言》,[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9页。  

   [6]SeeWilliamGalston,LeoStrauss’sQualifiedEmbraceofLiberalDemocracy,TheCambridgeCompaniontoLeoStraus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p.193-214.  

   [7]参见[美]雅法:《施特劳斯、圣经与政治哲学》,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356、360页。  

   [8]参见[美]斯密什:《施特劳斯想做什么》《阅读施特劳斯》,高艳芳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98页。  

   [9]参见[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4-321页。  

   [10]参见王升平:《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6-107页。  

   [11]参见杨子飞:《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77、183-187页。  

   [12]参见[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危机》,《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3]参见[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与责任》,《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14]SeeLeoStrauss,TheCityandMa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4,p.35.  

   [15]参见[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6]参见[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7-29页;《自由教育与责任》,《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LeoStrauss,TheCityandMa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4,p.36。  

   [17]参见[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危机》,《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9-21页;《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页;《自由教育与责任》,《古今自由主义》,第10-12页。  

   [18]参见[美]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8-9页;《自由教育与责任》,《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19]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31E-32A);《克里托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36页(44C-44D)。  

   [20]参见[美]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72页。  

   [21]参见[美]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22]参见[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与责任》,《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来源:摘自刘晓洲著《现代政治的批判与阐释——论列奥·施特劳斯与自由主义之争中的核心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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