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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德性伦理学可以休矣

更新时间:2019-06-06 18:14:47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德性伦理学在美德理论方面的第三种重大失误是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德性或美德与那些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的道德规范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不相容的排斥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美德的发生是基于内在的信念和欲望,“一个人的德性是通过他最根本的欲望和意图加以判定的”,而不是通过行动的规范。所以,安斯库姆明确说:“对‘应当’的道德意识的概念应当被抛弃。”[11]

  

   德性伦理学说德性不是道德规范没问题,说美德不是道德规范则有问题。因为“德性”和“美德”并不是德性伦理学所不加区分的全等关系。“美德”一方面可以指人的德性即良好的内在品质,这时它与德性是等同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外在于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品质规范,它们先于每一个还未将其内化未德性的人而存在,这时“美德”与“德性”是不同的。而每一个被德性伦理学所提到的美德德目,都无不是一个品质规范。规范属于人类文化中的指令文化,可定义为一定群体内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固定指令。[12]规范尽管在制度、习俗那里只有行为规范这一种类型,但在道德这里,则是既有行为规范,也有品质规范。前者是要求人如何行动的指令,后者是要求人具有什么样的品德或品质或品格的指令。虽然诚实、正直、关爱、仁慈等美德德目或说品质规范的含义不如勿说谎、勿违背承诺、要拾金不昧、要助人为乐等行为规范那么具体、明确,但其中仍含有对人的要求、仍属于普遍而有效的固定指令则是确定无疑的。是故,现在已有德性伦理学者如赫斯特豪斯,开始向被德性伦理学起初严厉拒斥和批判的传统规范伦理学方面靠拢,将德性伦理学更名为“规范美德伦理学”。[13]

  

   既然美德同样也属于规范,德性伦理学绝对拒斥行为规范的做法就是极其不必要和极其愚蠢的。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同时知道尽可能多的指令明确而具体的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好?这非但丝毫无损于他已有的德性,而且更有利于他在各种场合或不同情境中迅速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比如仅有美德的人并不能自动知道进入异乡要“入乡随俗”,也不能自动知道是否应该允许制造克隆人之类新问题的答案。不仅如此,掌握尽可能多的行为规范还会使他形成德性或巩固德性。德性伦理学者差不多都和麦金太尔一样,认为德性或作为德性的美德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性质”。[14]可是,如果一个人自小以来从未受过勿说谎、勿欺诈、勿作伪证、勿弄虚作假、勿投机取巧、勿沽名钓誉和要讲真话、要实事求是、要实话实说、要信守承诺、要言行一致、要说到做到等等行为规范的教育以及为之展开的批评和表扬,而仅仅是受过“你应该具有诚实的品德”的教育,他就真的会具有了诚实的品德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从来没有谁是这样具有诚实的美德的。所以连德性伦理学者自己也承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从小从我们母亲那儿学到的简单的规则是不可缺少的。美德伦理学怎么可能合理地寻求摈弃这些规则,然后指望蹒跚学步的孩童掌握诸如‘做事要慈善,诚实,友好’、‘做事不要不公正’等规则呢?”[15]

  

   诚实的美德品德如此,其他的美德品德亦无不如此。这就说明,作为德性的美德一方面是由诸多行为规范炼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还原为诸多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品质规范其实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差别仅在于,行为规范一般表达的是一种行为要求,品质规范表达的则是一类行为要求。正因每个品质规范的内涵都要比每个行为规范丰富得多,所以它的表现形式也要比行为规范更抽象——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短句。[16]至此可知,德性伦理学一味拒斥行为规范,不仅丝毫无益于美德,反而于美德的形成和理解是大大有害的。并且,这种害处还不止这些,它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德性伦理学的方法论。关于这一点,后面就将看到。

  

   一些德性伦理学者如扎波里格斯基,还特别强调德性是通过学习知识从而形成理智生成的,因而理智就是道德德性的形式。[17]既然如此,德性伦理学者为什么偏偏要排斥对行为道德规范这种知识的学习?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还是忘记了,所有道德规范都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它们正是前人的道德理智的结晶!所以,这些抛弃前人理智遗产而从头另起炉灶的人,恰恰是最没有理智的人!

  

   也许这时有人会问:作为德性的美德如果如你所说如此地被动、消极,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培养和具备美德?不是的。具有美德品质的人,一方面会在平时自觉自愿地遵守各种禁令性行为规范,如勿说谎、勿偷盗、勿伤害他人之类底线道德;另一方面也会在特殊情境中自觉自愿地履行倡导性行为规范,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之类高线道德。[18]而这种全面性的高等级的道德自律性,就是有美德的人与没有美德的人或仅有道德规范知识的人而没有德性的差异所在。因此,美德或德性,并不是被用来排斥规范的,恰恰相反,是要用于支持和固守规范的。

  

   3、关于德性伦理学的方法论

  

   不管是哪种形态的伦理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理性,都应该能为人们的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虽然功利主义伦理学和道义主义伦理学所给出的实践原则或许都不够好,但毕竟还是提供了含义明确的指导。功利主义的实践原则最初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决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在当代被改进为“以行为产生的整体结果决定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换言之,“一个道德上对的行为,就是在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之中,其结果能产生最大量的善或最小量的恶的行为,而所谓错的行为,就是其结果不能产生最大量善或最小量恶的行为。”[19]因之亦可简称为最大效益原则。道义主义的实践原则是任何时候都要按照正确的道德规范行动。甚至连只研究道德语言的元伦理学实际上也算是提供了实践原则,只不过是反道德的,即“不要按道德规范行动”。因为元伦理学经语言分析发现,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所有道德语言,都是没有真假意义也就更没有真理性的“虚概念”和“妄判断”,根本不配做实践的指导。

  

   可是,唯独德性伦理学不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不仅在于它不谈并拒斥行为规范,也在于它提供给人们的原则,不论是将其定位于“做一个有美德的人”,还是定位于“做一个过好生活的人”或“做一个过使人性繁荣的生活的人”,都确实无法对人的行动提供明确而具体的指导,以使行动者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就说明,德性伦理学就算还属于一种独立形态的伦理学,也是自身存在严重残缺的伦理学。

  

   自然,德性主义会如此辩解:“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是比“应该怎么做”更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理想人格或卓越德性,则不论在什么情境下,他都会知道该如何行动,因而也就不需要依赖任何道德教条。比如一个有德性的人之所以不撒谎,既不是由于撒谎违背“勿说谎”的道德戒律,也不是由于撒谎会给他人或自己带来不好的结果,而是其诚实的品质使然。但是一如前述,如果一个人从未受过“不要说谎”之类的行为规范的教育,他怎么可能具有诚实的品质?又怎么能使他的诚实品质自动地包含不说谎的内蕴与机能?因而有的德性伦理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实行诚实美德和不要说谎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20]

  

   或许正是由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谓当下德性伦理学新锐的赫斯特豪斯遂有“规范美德伦理学”的新提法和理论建构,试图以此弥补“德性伦理学无法应用”之残缺。这也使她成为整个德性主义伦理学阵营中,唯一能挺身而出来迎接这一挑战的卫道士。在其规范美德伦理学的建构中,她给出了一个自认为更为优越的实践原则:“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按照她的品性(即按照她的性格)在此情此景的情况下会采取的行动。”并将“有德性的人”定义为“是其行动有德行的人,即他具有美德并按照其美德行动。”又将美德解释为诚实、仁慈、正直、公正等号称有助于幸福或美好生活的品格。她认为这个原则在命题结构上(也是形式上)与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的指导原则是一样的,同样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指导。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诘难,她还为这一指导原则设立了由多道防线构成的自我辩护。[21]

  

   但是,赫斯特豪斯的这套方法论上的挽救性理论谬误甚多,总得来说仍是无效的,以下限于篇幅,仅择要言之。

  

   首先,将德性伦理学改为规范美德伦理学,已经属于向其敌对的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回归,甚至可以说是“缴械投降”。差别仅在于,它所给出的规则都只是品质规范而不包括行为规范,可谓品质规范的规范伦理学。但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尤其是道义主义所讲的规范,除了行为规范之外,岂不同样包括仁慈、正直、诚实等品质规范?这就说明,看重品质规范的美德伦理学,在规范上,并没有比传统规范伦理学多出些什么。

  

   其次,面对种种可能来自传统规范伦理学的质疑与诘难,赫斯特豪斯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同罪辩护对策”。这就是,如果说美德伦理学的“有德性的人”及“德性”或“美德”等关键词是含义不够清楚的概念,那么,功利主义的“最大效益”与道义主义的“正确规则”作为各自的关键词,同样也是含义不清的概念;如果说美德伦理学的美德如诚实、仁慈、正直之类因内含主观评价因素而不好把握,那么传统规范伦理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美德伦理学不能有效地解决道德两难问题,那么传统规范伦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22]然而,谁都知道,一种缺点不会因为别人也有就不是缺点。因而这种辩解并不能表明她的规范美德伦理学要比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先进。

  

   再次,赫斯特豪斯不愿承认德性伦理学最多仅有一个抽象的含义不清的指导原则,远不如还同时拥有众多具体规则的传统规范伦理学好用的指责,辩解道:“美德伦理学提出了许多规则。不仅每一个美德产生一条规则——要诚实,要仁慈,要正直——而且每一个恶习也产生一条戒律——不要不诚实,不要不仁慈,不要不正直”。但自己又不得不承认:“现有的美德和恶习的词汇不能够利索地解释每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23]此话意思应该有二,一是“不要不诚实”之类的美德规范不如“不要说谎”的行为规范易于理解;二是美德规范的数量不多,有些事情不能用它得到解释。既然如此,比较而言,美德伦理学就还是不够好用,她的辩解充其量只是将这种不好用的程度稍微减轻了一些而已。美德伦理学的不够好用还有表现,这就是当面对“如果我不完全是一个有德之人,我就无法知道一个有德性的行动者会如何行动,因而也就无法应用美德伦理学所提出的上述惟一的规则”这个诘难时,赫斯特豪斯只能以“请教有德性的人”作为回答。[24]可是,传统规范伦理学会有这样的麻烦事吗?它的每个具体的行为道德规范都是明确易懂的行为指令。何况,如何辨识“谁是有德性的人”,岂不又是一个十分麻烦的事情?

  

   复次,赫斯特豪斯一方面力图证明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规范是不同于并且优于行为规范的规范;另一方面在具体回应美德伦理学的应用难题时,又有如下言说:“美德伦理学不仅提出了规则(即隐含在来自美德和恶习的词汇中的规则),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她也不排除许多人们更为熟悉的道义论者的规则”。[25]这就不仅再度表明她的规范美德伦理学与传统规范伦理学其实没有本质差异,而且表明,这个所谓“不排除”的表述,已经意味着,那个需要依赖后者的前者,注定不会比后者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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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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