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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

更新时间:2019-06-06 17:55:16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由于需要在自身中就直接包含着“存在之缺失”与“价值之诉求”两种哲理因素,它不仅在本体论和价值学两位一体的人生哲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原点意义,而且也决定了西方哲学以往看重的认识论只能占据从属依附的次要地位。与此相应,我们在发挥需要概念对于人生哲学的建构效应时,也应该特别注意哲学与心理学的内在区别、事实与价值的复杂关联这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需要事实 价值本体论 价值学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是把“需要”当成心理学上的概念来考察的,却相对忽视了它在哲学领域内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需要源于“存在之缺失”、潜含“价值之诉求”的基本特征,论证它在本体论和价值学两位一体的人生哲学中具有的原点地位和建构效应。  

一、存在与价值的两位一体  

   心理学通常是从涉及一般有机体生存状态的广义角度界定需要概念的:“需要(need)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这种不平衡状态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不平衡。例如,血液中水分的缺乏,会产生喝水的需要;血糖成分下降,会产生饥饿求食的需要;失去亲人,会产生爱的需要;社会秩序不好,会产生安全的需要等。在需要得到满足后,这种不平衡状态暂时得到消除;当出现新的不平衡时,新的需要又会产生。”[①]考虑到本文的主题,下面我们将主要在涉及“人”的生存状态的限定意义上界定和阐释需要的概念。  

   尽管刚才引用的心理学定义还是有点笼统地把需要与有机体的“不平衡”状态关联起来,但其中给出的例证已经清晰地将它溯源到有机体的种种“缺失(无或没有)”那里了。因此,如果借鉴上述界定而从人生哲学的元视角理解人的需要,我们显然可以说:一旦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有所缺失,就会生成人的需要,并且哪些方面的存在有所缺失,就会生成哪些方面的需要;倘若需要得到了满足,缺失得到了弥补,人的存在就能得到维系,并且哪些方面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维系哪些方面的存在;而当新的缺失出现时,新的需要又会生成,如此绵延下去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动态历程,直到由于某些需要不能满足、某些缺失无法弥补的缘故,终结了人的存在为止。正是这一点,不仅赋予了需要以超出“心理”范围的“哲理”内涵,而且也奠定了它在本体论和价值学两位一体的人生哲学中的原点地位。  

   众所周知,“本体论(ontology)”是探讨各种事物的存在本身的哲学理论,所以也可以叫做“存在论”或“存有论”。从这里看,与西方主流哲学以往看重的“宇宙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不同,“人生本体论”在探讨人的存在本身的时候,不但不可能撇开需要的因素不谈,而且还应当把它当成原初的起点。  

   第一,既然需要植根于人的存在缺失,它就直接涉及人的存在本身。并且,任何缺失无论是由于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造成的,归根结底都是人自身存在的缺失(无或没有);所以,由于人的存在之缺失引发的需要,当然也内在于人的存在本身。就此而言,人生本体论的理论研究没有任何理由把需要束之高阁,更不可能绕过它而全面地解释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任何不涉及需要的人生本体论学说,至少会部分地偏离它的研究对象,难以完整地揭示人的存在的本来面目。  

   第二,诚然,缺失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否定性的,并且直接体现了人的存在的有限特征。不过,正如刚才的阐释表明的那样,源于缺失的需要恰恰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肯定着人的存在,以致人的存在可以说是凭借需要悖论性地实现和展开的:由于我的缺失引发了我的需要,我才有可能通过满足我的需要、弥补我的缺失的途径,有效地维系我的存在;否则,一旦我不再有所需要了,我也就不再作为人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在世的所有悖论都终极性地植根于“我需故我在”的内在悖论:因为我生成了源于缺失的需要,所以我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生哲学的元维度上,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人的需要,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原初基础,以致人们从规范性视角提出的任何人生本体论学说,归根结底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这样那样的具体需要作为原点的。例如,离开了人们由于生活资料的缺失所生成的功利性需要,我们就很难从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这种特定的规范性视角解释人的存在。再如,正像下一节将要具体说明的那样,离开了好奇心或求知欲这种特定的认知性需要,我们也很难澄清人为什么会拥有西方主流哲学一向强调的那种理性存在。  

   第三,更重要的是,需要作为人的存在的原初基础,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自主能动特征。其实,如果把心理学的上述界定演绎到人那里,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需—要”已经隐含着人们试图弥补自身存在之缺失的潜在“诉求”了(一旦出现了源于存在之缺失的“需”,就会生成弥补存在之缺失的“要”),并且因此构成了推动人们从事各种旨在满足需要、以求维系存在的自主能动活动(所谓“行为”)的终极源泉。也正是需要与行为的这种内在联结,决定了人的存在不是固定僵化、一旦给定就保持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凭借需要在不断缺失、不断弥补中展开的动态绵延:由于只有在满足需要之诉求的自主能动行为中才能得到维系,人的存在(humanbeing)在本质上就是哲理意义上的“生存(existence)”。换言之,只有基于需要的存在,才是人的本真意义上活的存在;相比之下,仅仅受到所谓“生理内驱力”的支配、却不再有所需要的存在,毋宁说只是某种失去了实质生命力的植物人式的存在。就此而言,只有以需要为原点的人生本体论研究,才能如其所是地揭示人的存在本身的自主能动本质。  

   这里给出的第三条理由,同时也奠定了需要在“人生价值学”中的原点地位。一般而言,“价值学(价值论,axiology或valuetheory)”是探讨人们如何评判和实现各种事物的价值意义的哲学理论;因此,与广义上的本体论还曾经包含宇宙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分支有所不同,价值学可以说本来就是人生哲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旨在考察世界上各种事物(包括人自身)对人具有的价值意义。  

   众所周知,自从休谟提出了“是”与“应当”关系的质疑后,怎样才能从“事实(存在)”推出“价值(意义)”一直是哲学面临的一道棘手的难题。其实,它的谜底可以说就在人的需要之中:当人们基于“需要”直接形成了“想要—意志(will)”的自觉“欲求”之后,他们就会赋予各种实然性的存在事实以应然性的价值意义,诸如对于人们来说是“值得意欲”的善(好)还是“讨厌反感”的恶(坏),“可以接受”的正当(是、对)还是“不可接受”的不正当(非、错),重“要”的善恶是非还是次“要”的善恶是非等等,并且依据诸如此类的价值评判,从事各种旨在满足需要、弥补缺失的能动行为。换句话说,一方面,某个东西的实然性存在如果没有与人的需要发生任何关联,它就谈不上对人具有应然性的价值;另一方面,一旦与人的需要形成了某种关联,它的实然性存在就一定会对人具有应然性的价值[②]。  

   进一步看,需要之所以能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发挥这种枢纽效应,与它自身就是植根于人的“存在”的潜在“诉求”、并且因此包含着“想要之存在”的意蕴是直接相关的:人们不但只有在面对“存在之缺失”的时候才会提出“价值之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也总是指向了人们“想要”用来弥补自身缺失的那种“存在”。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康德在谈到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时所说的“应当是(应当有)”[③]:它其实就是人们基于“想要”的道德需要“应当”在实践中努力达成的伦理“存在”,以便弥补自己在道德价值方面的相应“缺失”。换言之,对于人们来说,旨在弥补“缺失(无或没有)”的需要,在本质上就是针对“想要有”或“应当有”的诉求,因而可以说已经在自身中同时包含着事实与价值的因素了。就此而言,作为最初把这两种因素直接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人的需要在人生价值学中当之无愧地占据着原初起点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是由于人的需要的这种原点地位,本体论与价值学才在人生哲学中维系着两位一体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既然人生本体论旨在探讨的人的存在原本就是由人的需要支撑起来的诉求性存在,并且因此势必涉及到人以及其他事物的存在对人而言的价值意义,那它就不可能离开这些价值意义,孤立地探讨人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既然人生价值学旨在探讨的价值意义终极性地来自人的需要,而后者又恰恰植根于人的存在的缺失之中,那它也不可能离开人的诉求性存在本身,孤立地探讨各种事物对人而言的价值意义。换句话说,人的需要在事实与价值的关联中发挥出来的枢纽效应从根本上决定了:一方面,人的存在始终是一种包含着价值意蕴的诉求性存在;另一方面,对人而言的价值意义始终是一种植根于人的诉求性存在之中的价值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从人生哲学的元视角出发,把人的需要区分成道德、功利、认知、信仰、炫美五大类的话,那么,人的存在和价值也同样能够相应地区分成道德、功利、认知、信仰、炫美五大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内都保持着两位一体的内在关联:道德的存在与道德的价值是合二为一的,功利的存在与功利的价值是合二为一的,等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在人生哲学的整体架构中,本体论与价值学总是不可分离地融合在一起的。  

二、本体论、价值学和认识论的互动关系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本体论并非与价值学、而是与认识论难分难解地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呢?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主流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理性”精神。  

众所周知,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命题,已经为古希腊哲学奠定了着重从认知角度探讨自然事物的存在本身的宇宙本体论基调;巴门尼德有关“思维与存在同一”的主张,更是潜在指认了宇宙本体论与理性认识论的两位一体。柏拉图接下来强调,认知维度上的理性对于非认知维度上的激情欲望理应发挥统辖驾驭的主导效应,亚里士多德也以类似的方式断言“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④],从而确立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以致过了两千年,不仅康德认为“凡是我们称之为善的,必定在每个有理性者的评判中都是欲求能力的对象”[⑤],而且罗尔斯也宣布:“我和效益主义一样,假定‘善’可以定义为理性意欲的满足”[⑥],依然把理性说成是约束意志欲望、评判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结果,即便在有别于自然本体论的人生本体论中,西方哲学家们在探讨人的存在本身时,首先关注的也不是人们基于“需要—想要—意志”的价值诉求,而是人们的认知活动特别是理性认知活动,其集中表现便是那个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最终将人的存在狭隘片面地归结为原本只是认知机能之一的理性,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于是,在这种哲理精神的主导效应下,西方主流哲学中的人生本体论也像宇宙本体论那样,只是与认识论维系着两位一体的直接关联,却与人生价值论保持着疏离隔膜的异化张力(不受理性支配的意志诉求往往被说成是违反人的本质、消解人的存在的否定性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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