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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

更新时间:2019-06-06 17:55:16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就是一件虽然荒唐却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⑦]。  

   然而,这种理论架构的偏颇扭曲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西方哲学家们明显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针对各种对象展开的理性认知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只有当存在之缺失引发了人们在认知方面的需要诉求、从而形成了“求知欲”或“好奇心”的时候,人们才会在这种特定意志欲望的推动下,从事包括理性认知在内的各种认知行为;否则,理性认知根本不可能以无源之水的方式凭空出现,更不可能构成人的一个本质要素了——换言之,只是因为人们有了认知性的需要,他们才会生成认知性的存在。举例来说,只有当张三首先产生了喝水的功利性需要,然后形成了想要辨识面前的这杯液体是不是可饮用水的好奇心的时候,或者当李四虽然没有感到干渴,却出于求知欲想要了解水的分子构成的时候,他们才会从事以水的实然性存在为对象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认知活动。所以,倘若离开了他们基于认知性需要所产生的求知欲或好奇心,水作为自然事物对于他们甚至不会具有认知性的价值,而他们指向水的认知行为也将因此失去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以致无从谈起了。就此而言,无论西方哲学家们怎样站在理性主义的规范价值学立场上,彰显理性认知对于感性欲求的主导作用,都无法一笔勾销理性认知本身也要基于求知欲或好奇心这种特定的需要—想要—意志的元价值学事实。所以,尽管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人们只有在业已满足了日常需要的闲暇时光里才能从事并无实用目的的哲理探索,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理性的思辨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最终起源于人们指向了宇宙万物的好奇心或求知欲[⑧]。  

   诚然,在源于存在之缺失的“需”成为弥补存在之缺失的“要”的过程中,自我意识里的认知因素已经扮演着某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了——这也是许多心理学教材坚持将认知性部分置于诉求性部分之前的一个基本理据。举例来说,像维持心跳或呼吸这样的生理内驱力,在尚未被人们自觉地意识到之前,通常是不会升级为需要—想要—意志的;只有当人们由于心脏不适或空气稀薄的缘故,通过认知的途径对它们有所“察觉”的时候,它们才会转化成自觉心理中的价值诉求[⑨]。不过,这一点并不足以否定需要—想要—意志在人的存在以及心理结构中的原点地位,因为认知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来的积极效应,依然是以源于存在之缺失的“需”(包括生理内驱力)为前提的,否则的话,它还是不可能单凭自身无中生有地形成弥补存在之缺失的“要”。就此而言,“意”与“识”之间在分析性意义上的严格秩序其实是无法颠倒的:“自我”总是在先有“意”、后有“识”的逻辑关系中,才能成就“自我意识”。  

   公平地说,某些西方哲学家也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需要—想要—意志的内在关联,有时候甚至把它视为人的本质因素,不赞同凭借认知理性跨界对它加以限定。例如,霍布斯就指出:“经院学派通常把意志界定成理性的欲望,但这个定义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违反理性的自愿行为了。”[⑩]斯宾诺莎则主张:意欲或冲动“是人的本质所在,从中必然产生那些倾向于维系人的存在的东西,人们则因此被决定着从事种种行为”[11]。康德在讨论人类心灵的三种基本机能时,也曾经把“欲求的机能”与“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严格区分开来,强调它们“不能再从某个共同的根据那里推出来”[12],甚至还在广义上承认了“生命就是一个存在者按照欲求能力的规律展开行动的能力”[13]。尽管如此,认知理性精神的深层积淀,最终还是误导着他们在人生哲学的领域内也照旧恪守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两位一体,却将比认识论更重要的价值学置于依附从属的次要地位,结果扭曲了人的存在的真实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非理性思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主流哲学中的认知理性精神。休谟虽然偏激地否定了理性认知在指导人们从事价值诉求行为方面的积极功能,但同时又精辟地指出:善恶价值的区分不取决于理性,而是“以某个独立的存在者为前提,这个存在者仅仅依赖于意志和欲望”[14]。接下来,叔本华和尼采倡导的带有浓郁规范性色彩的意志主义(唯意志论)则以“我欲故我在”的方式,把人生在世的立足点转移到非理性的“生存意志”和“强力意志”那里。更有意味的是,海德格尔进一步主张哲学本体论的目的不是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的意义”,强调不是像自然事物那样的存在者,而是作为“此在”的个体之人才能在自己的“生存”中“澄明”存在的意义,从而赋予了“此在本体论”以“基础本体论”的优先地位[15]。尽管他的此在本体论一方面同样呈现出了贬抑理性认知的片面倾向,另一方面又没有像前辈们那样彰显基于人的需要的意志欲求的原点意义,而是更偏重于“畏”“烦”“死”这类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却不仅突出了人生本体论不同于西方主流哲学一向注重的宇宙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独特之处和重要地位,而且也将关于存在(生存)的本体论与关于意义的价值学不可分离地融为一体了。说穿了,正是在这股非理性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价值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才在20世纪初正式问世,进入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自觉理论视野。  

   然而,价值学在时间流程上的这种晚出,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生哲学中只能屈居依附从属的次要地位。毋宁说,倘若矫正了认知理性精神的扭曲,人生哲学更为符合人的存在本来面目的整体架构是:首先,人生本体论与价值学之间的两位一体,构成了人生哲学中具有基础地位的分支学科,主要从元维度的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人的一般性存在与价值是怎样通过需要的枢纽效应达成内在合一的。其次,认识论则同伦理学、炫美学、功利学、信仰学一起,构成了人生哲学中五个从属性的分支学科,主要从元维度的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人在五大领域内的特殊性存在与价值是怎样通过特定需要的枢纽效应达成内在合一的。这样,在这种崭新的整体架构里,认识论就不再像它以往在西方哲学史上那样鹤立鸡群,总是与所谓的宇宙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直接捆绑在一起(后者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转地转化成自然科学了),主要从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规范性视角出发,集中探讨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针对各种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一个应当占据主导地位。相反,与伦理学、炫美学、功利学、信仰学在各自领域内的职责相似,它现在的使命是依据人生本体论和价值学的两位一体,主要从元维度(元认识论)的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人的认知性需要(好奇心或求知欲)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与其他方面的需要交织在一起产生的,人们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又是怎样地从事针对各种实然性存在(包括人自身的实然性存在)的认知行为,评判这些认知行为取得的认知成果的真假对错,最终实现自己的认知性存在的,从而在如其所是地揭示人的认知性存在和价值的基础上,不仅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各种认知行为,而且为人生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建议和指导。诚然,在人生哲学的所有这些分支中,就像以往那样,人们依然可以从规范性维度上的种种不同视角出发,提出种种不同的规范性理论;不过,这些规范性理论只有在首先符合元维度上揭示的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才能拥有自身的实然性理据和规范性意义。  

三、需要概念对于人生哲学的建构效应  

   在发挥需要概念建构人生哲学的积极效应方面,我们肯定会遇到许多理论上的困难问题;不过,考虑到它自身的上述特征,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到如何把握人生哲学与心理学在探讨需要概念方面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差异。如前所述,需要概念实际上构成了把人生哲学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联结起来的关键点;因此,人生哲学在探讨需要概念的时候,当然有必要借鉴汲取心理学在实然性层面上取得的种种成果。不过,由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内容的不同,两者关注的需要概念在内涵上同时又存在某些重要的区别,像前面提到的心理学偏重于从有机体生存的不平衡状态的角度界定需要,人生哲学则偏重于从人的存在的缺失状态界定需要,就是一个例证。再如,尽管两者都会从需要概念中直接引申出意志、行为、价值等概念,但如果说心理学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偏重于关注动机、兴趣等心理要素,对于有关行为和价值的哲理问题却往往是点到为止,据此维系自己的“科学”身份的话,那么,人生哲学则更倾向于在“意志—情感—认知”的三分心理结构中,深究需要与意志、行为、价值的内在关联,据此建构人生本体论和价值学的两位一体,从而彰显自己的“哲学”特征。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缘故,人生哲学在两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内将需要与意志、行为、价值关联起来的时候,还会特别重视心理学不太注重的“自由意志”问题。尽管从古希腊以来,这个问题就在决定论的语境里成为像噩梦一般萦绕着西方学界的千古之谜,直到今天也没能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倘若从需要—想要—意志直接相连的视角入手,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谜底:无论需要—想要—意志的产生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种种因果链条中受到了怎样的决定性制约,它本身在形成时都会内在地具有“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特征;所以,任何事物(包括人自身)在实然性维度上遵循的“一定是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规律,都不可能跨越是与应当之间的严格界限,取消或否定人们在应然性维度上拥有的这种“随意任性、从心所欲”的自由诉求。[16]事实上,如果说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的功能就在于随意任性地满足需要,从心所欲地弥补缺失的话,那么,自由作为需要—想要—意志的本质特征,也就在于通过满足需要的途径,使人“免于(摆脱)”存在之缺失的“束缚”,进入“志得意满”的状态,因此并不存在西方学界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架构里极力渲染的那些神秘莫测的玄妙之处。举例来说,人们揭示了事实真相、获得了真理知识,就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达成认知领域的自由;人们创作或欣赏了艺术作品,就能满足自己的炫美需要而享受到自由的愉悦体验,等等。  

   就此而言,人生哲学以需要为原点,不但有助于我们解答有关意志自由的老大难问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解答有关行为自由或现实自由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能够通过揭示“我需故我在”的原初悖论,顺藤摸瓜地进一步澄清人生在世面临的种种内在悖论——其中也包括人们在“诸善冲突”下基于自由意志展开的取舍选择必然会导致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17]。相比之下,尽管心理学也会从需要概念出发,论及意志行为中不同动机或目标之间出现类似冲突的问题[18],却不会像人生哲学这样着力发挥需要概念作为原点的建构效应,在本体论与价值学的两位一体中解开人的存在所包含的各种富于哲理意义的深度悖论。  

   例如,生死之间那种具有浓郁哲理内涵、常常导致人们莫名畏惧的严峻张力,一旦嵌入到了“我需故我在”的悖论性视角中,或许就会呈现出它的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那一面:一方面,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根本缺失(绝对的无),因而势必引发人们弥补这种缺失的求生需要;另一方面,死亡这种根本缺失又是不可逆转的,因而会无法挽回地否定人的求生需要,以致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的自由意志(虽然这种植根于人的有限存在的必然宿命也不会像西方学界断言的那样,根本取消人生在世的所有自由意志)。换言之,死亡的否定性缺失一方面潜含着求生的肯定性需要,另一方面又根本否定了这种肯定性需要的实现可能性,从而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无法解决的深度悖论,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生成了狭义上的信仰领域,值得我们在本体论与价值学两位一体的理论架构中深入探讨。  

第二点涉及到在人生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如何处理元视角与规范性视角之间既严格有别、又彼此相联的互动关系。这两种视角原本分别指向了事实性之是与价值性应当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还不难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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