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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论民主集中制

更新时间:2019-06-06 10:16:53
作者: 周林刚  

  

   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是手段变成目的、权宜变成原则、暂时变成永久的诸多例证中的一个。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制度中某些原初的内容被稀释和遮蔽了。其典型的表现就在于,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早已模糊了它作为集中制的实质。尤其当它进入社会主义宪法而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因素和基本原则之时,它几乎就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民主了。可以说,民主集中制现状的首要特征,就是它以名实分离的、模棱两可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人民”的制度特征,需要在这个原则的框架之下来解释。

  

   对民主集中制历史的说明,实际上将等于列宁主义政党的整个历史。这项任务是我所不能胜任的。在本文中,我将以极为粗略的方式勾勒民主集中制形成与变化的几个关节点。我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条线索的总体之中,揭示我国宪法上“人民”的制度特征。

  

一、作为临时措施的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起初是列宁为了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问题,作为民主制的对立物提出来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术语不是列宁的发明,而是孟什维克后来的发明。但它的内核是列宁的。我们需要首先理解“集中制”在何种意义上与“民主制”相对立,也就是要首先理解它的具体含义。

  

   首要的问题是:这个“集中制”所要集中的是什么?由于“集中”以及与之相对立的“民主”是多义的,答案也将是复杂的。首先我们可以按照通常的理解,认为集中是指将权力予以集中;[1]与之相对立的民主就应该指权力的分散或去中心化。在这个意义上,单一制国家可以被称为“集中”,联邦制国家则可以称为“民主”。我们当前的政治话语通常并不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民主”概念。但在列宁提出集中问题时,这层含义对于列宁的论敌可能有相当的意义。其次,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在于:列宁的“集中制”要予以“集中”的是革命运动中需要“保守秘密”的事务:“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的手里”。[2]人们往往关注“职业革命家”这一面,但正是“秘密的职能”界定了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方式。列宁所要建立的党,不仅仅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而且“按其形式来说是可以称为‘密谋组织’的”,这种“秘密性”是这种组织绝对必须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挑选成员的原则、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种条件相适应。”[3]列宁劝他的同志们不要担忧自己的党被人称为“密谋组织”,其中的理由在于:这个组织形式上是秘密的,但(根据他们自己的主观信念来说)它的内容、它的事业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以秘密的方式实现最普遍的公共性。

  

   任何政治运动,就其真的要成为政治运动而不是私底下的犯罪而言,不可能全部都是秘密的。政治运动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公开地表现出来:罢工、游行、示威甚至战争。因此,革命运动中的“秘密职能”,其实就是这些公开运动的幕后准备和决策过程:“把一切秘密的事情——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全城各区域、各工厂区、各学校制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4]

  

   这种秘密性质划定了一个内外的界限。从事秘密职能的职业革命家不仅对于敌人来说是隐蔽的,而且对于这个组织核心所领导的外围或者它所领导的整个阶级或全部群众来说,都有一种隐秘的特征,因此外围以及群众并不能够经常地观察到这些少数核心的革命行动,不能充分的了解他们的表现。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些领导核心在产生方式上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选举制度对于秘密的职业革命家来说,如果不是不恰当的,至少也应当是受到限制的:“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的利益,必须使这‘一切’人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试问是否能够要求大家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担任某种职务呢?”[5]这样,只能通过限制或取消选举手段,才能建造出“这样一种严守秘密,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组织”。[6]

  

   列宁明确地将集中制的上述两个方面与民主制直接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广泛的)民主制恰好以“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作为必要条件。关于公开性,列宁谈到:“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的”。[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公开性的界定包括了“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也就是说,公开性包括对国家范围内所有人的公开。确实,任何形式的政党都造成了“内外”之别,但是,如果党外人士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能够有渠道进入政党内部去加以了解,那么这样的政党仍然对他来说并不是“”秘密的。换言之,采取自由入党方式的政党,按照列宁的界定,仍然是具有公开性的、从而可以称为民主的政党的党。因此,公开性实际涉及入党的条件和方式的问题。列宁的作为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的党要求严格的入党条件,由党根据某些条件来选择党员。而在与之相对的自由入党的方式中——至于自由的形式和程度,还可以有程度的区别,例如采取登记制的入党方式,凡明确承认党的纲领并登记在册的,即可成为党员;或者甚至无需登记,即可自称为党员)——则是党员选择党。

  

   关于选举制,列宁指出了它同公开性的具体联系。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入党方式后说:“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像戏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不承认党纲,帮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人民的集会上看得出来。……因此,全体党员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8]总之,“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从而普遍的监督)共同形成一种“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9]

  

   正是从列宁本人给出的这样一种尖锐对比出发,我认为界定集中制的核心要素是秘密性。毕竟,列宁对民主质疑的回应,就是针对秘密性与公开性的对立问题的。这说明,对于列宁而言,正是秘密性这个要素使集中具有了与通常而言的民主相对立的性质(否则,集中与民主之争,将变成两种不同的民主之争,变成类似于国家领域中的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争论了)。

  

   列宁对这种意义上集中制的辩护是有条件的。他并没有从原则的层面上否定民主制,而只是排除了民主制在当时俄国状况下的适用性(否则他将不得不对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其他“外国政党”发起攻击。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的适用性,并指出“广泛的民主制”是指可能由外国的组织才会提出的要求。[10]言下之意,对俄国的党提出这样的要求乃是“儿戏”)。建造一个民主的政党需要政治自由的条件,它所在的国家应当是个自由国家。俄国却是个“黑暗的专制国家”,在那里,革命政党是非法组织,是政治警察、宪兵的搜捕对象。采取广泛的民主制的政党组织形式,无异于让这个党接受它意欲推翻的政府的警察和宪兵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建成一个形式上的密谋组织的根据,在于“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11]就此而言,列宁是把集中制当作一种应对特定历史处境的手段而引入的。它是权宜之计,是临时措施,本身就依附于过渡性的现实状态,而且也将是用来实现某种过渡的手段。因此,在列宁最初提出集中制的主张时,同时也提出了在外在不利条件得以克服之时向民主制的过渡:“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12]

  

   具有过渡性质的是作为秘密决策性质的集中制。只是由于秘密性和公开性在范围上的不同,这种“过渡”具有了多重的含义。在列宁关于秘密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时是同“十来个聪明人”或“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联系在一起的,[13]有时又是同整个社会民主工党联系在一起的。[14]这样,秘密性就不仅可以指整个政党相对于党外(特别是相对于敌人)来说是秘密的,也可以指即使在党内也有一个更为狭窄的秘密核心(而这样做的目的本来也是为了应付整个党及其阶级的敌人)。与此对应,就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公开性:党内的公开性和彻底的公开性(就像列宁举为典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形那样)。也就是说,向民主制的过渡可以指向党内民主的过渡,也可以指向彻底的或者列宁所针对的那种广泛民主制的过渡。

  

   秘密性以及公开性在范围上的这种不同,本身并没有提出额外的问题。从“黑暗的专制国家”这个外在的历史条件出发,在上述两个不同的过渡中作为衡量标准的,始终将是那个彻底的过渡,也就是转变为列宁所说的、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民主的政党的过渡。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列宁是否提供了会对这个过渡产生影响的其他理由。确实有一个理由与此相关。作为列宁建党学说奠基性文献的《怎么办?》,通常更为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论断。[15]列宁写到: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6]

  

按照这个“灌输论”的逻辑,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将无法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无产阶级虽然自在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只有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之后,它才实际上形成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自身只是自发的无意识,而党则是它自觉的自我意识的载体。[17]我不打算讨论这个理论本身的是非。与这里的讨论直接相关的只是:“灌输论”以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对立为前提,确实在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与采取自由入党形式的政党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因为自由入党的政党,事实上就是把这个党所代表的阶级的自发性摆在首要的位置,从而也就是对阶级的政治成熟表示充分信任的组织机制。“灌输论”则把这层关系倒转过来,以自觉性为优先,决定并限制自发性,从而也表示了对政治上不成熟的阶级本身的不信任或顾虑。然而,即便我们接受列宁的这个理论,在没有额外条件的情形下,也无法从中得出作为保守秘密的集中制。当“黑暗专制国家”被无产阶级政党推翻,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此时,哪怕是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把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活动公开地呈现在整个政治舞台上,使阶级群众能够观摩和学习。“灌输论”根本无力为这个层面的秘密性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辩护。秘密制造神秘。它通常是权力内在的虚弱本质产生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公开比选举、观看比参与是更激进的民主措施)。但列宁引入的秘密性,是由权力外在的危机处境,也就是客观的敌人造成的。前者产生对秘密性的永恒需求;而后者只能是暂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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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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