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生活的初体验
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学习，开始分配工作。一同调回来的留英同学，有的分配到英国，有的分配到坦桑尼亚，都是讲英语的国家。出乎意料的是，我却被安排到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立即去找干部司的领导，要求换个地方，说：“我对南斯拉夫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那里也不用英语。”那位领导笑着问我：“你对南斯拉夫了解多少？”我说： “我就知道三件事，一是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二是总统叫铁托，三是首都在贝尔格莱德。”他诙谐地说：“这就足够了。”他告诉我，由于中南关系长期不好，使馆的活动重点在使团。驻南的使节绝大多数不讲塞尔维亚语，主要用英语交往。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后，中南关系有很大改善，将来要重新互派大使。那里需要一个水平较高的英语翻译，将来的任务是很重的。听到这些，我当然无话可讲。
分配了工作后，我抓紧时间回家去探望父母。两年不见，他们似乎苍老了很多。尤其是母亲，她长期患有哮喘病，这时身体更加衰弱。听姐姐说，汕头遭台风那些日子，母亲一天到晚都听收音机广播，希望听到又怕听到牛田洋的音讯。上次从英国回来，虽然母亲痛惜我“比在国内还瘦”，但知道我不会很快离她远去，她心里才好过一些。去牛田洋接受“再教育”，虽然是在遥远的广东，但毕竟在自己国家里。这一次去南斯拉夫，她意识到我又要远走高飞，而且至少两年不能见面，感到特别难以承受。她也知道我是“国家的人”，心中的无奈和难舍明显流露在母亲脸上。我安慰她说：“两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叹口气说：“我这身子，谁知还能撑持多久。”那些天我很少出门，就是想在家里和母亲多待些时间。但该走还是得走，我把两年来积攒的三百多块钱交给母亲，要她补养身体。她含泪收起来说：“替你保存着，将来结婚时用。”临别的时刻，母亲趴在窗台上默默看着我，那含泪欲哭的眼光令我心痛欲裂，我回头高喊：“娘，你要多保重啊！”然后，我咬牙扭头而去。母亲那痛苦难忍的目光，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与母亲的诀别。
1970年5月，我与一同去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温西贵（塞语干部）和去驻罗马尼亚使馆的陈德莱，结伴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又一次经历了那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四人的车厢里还有一位罗马尼亚女乘客，虽有讲罗语的陈德莱同她打交道，但毕竟处处都有很多拘束。在莫斯科休息了两天，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我们只在使馆附近转了转，哪里也没敢去。然后又坐两天火车到了布加勒斯特，这里的情况与莫斯科大不相同，中罗关系非常热，又恰逢罗马尼亚遭灾，我国提供了特大一笔援助，到处都是罗马尼亚人对中国人的笑脸。我和温西贵趁机参观了一些景点，其中有前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庞大而宏伟的墓地。据说墓地还为以后的领导人预留下了位置，不过东欧剧变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没能享受到这一尊贵的待遇。之后，我们两人乘飞机前往贝尔格莱德。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个老馆。中南是1955年建交的，那时加上英国和荷兰两个代办级，总共才有22个建交国，而且首任大使是名望很高的伍修权，使馆也算是一个重要馆。但后来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中南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伍修权1958年离任后，双方都没再派大使，使馆的地位也相应下降。“文革”开始后，人员大都回国，使馆实际上处于“守摊”状态。在我们俩到来前，使馆里连两名新华社记者在内总共12个人，只有3名外交官。临时代办于立暄是二秘，另外还有商务处李东生三秘和办公室陈道贵随员。全馆是清一色的男子汉，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
使馆是一座五层高楼，因为人少，许多房间都空着，我来后就一个人住在四层楼上。除了代办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外，使馆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活动。楼后面有个不大的院子，大树上装了一个篮球架，晚饭后一般没事，大伙经常聚在这里比赛投篮，或者在三楼大厅门外乒乓球台轮流打比赛。活动完后一齐到淋浴室冲洗一番，有的人冲洗完毕就光着身子回自己的房间，反正也没有女同志。
初到使馆的那两个来月，我的日子挺清闲。于立暄代办塞语很棒，也会一些英语，外出参加活动不带翻译。我不懂塞语，自然搞不了调研，就被安排在办公室。主任是陈道贵，手下只有我一个兵，他负责全馆的吃住杂务，还兼管领事礼宾业务，可以说是馆里最忙碌的人。我慢慢就把礼宾的工作接了过来，包括对外活动安排用车、宴请、大事记和来往照会等工作，还有使馆收发，另外负责打印使馆英文公报、接待英语来访等。我刚刚开始工作，什么都不懂、不会，全靠陈道贵把着手从头一点点教。他是个既认真又热心的老师，每件事都是一遍遍反复教导，直到我学会。凡要用塞语的事都是他做，我学了一阵塞语，也能应付几句日常话。他把一些简单的活交给我，例如向花店预定花篮，我照着他写下的塞文语句念就行了。陈道贵是我外交的真正启蒙者，是他帮助我打下外交业务的最初基础，我一直对他心怀深厚的感激之情。
新华社的两位记者都不会英语，就把每天收到的几卷新华社英文电稿给我看。那时使馆都靠短波收音机收听国内广播，经常听不清楚甚至收不到，这份电稿可帮了我大忙。另外，英国等几个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联合起来办了一份南报英译汇编，每天两大本，使馆为我订了一份，解决了我看不懂当地报纸的困难。
使馆的设施多年没有改善，条件很差。热水供应是靠地下室的锅炉，大家轮班去烧。每天要添两次煤，值班的人提着煤桶顺着一道狭窄的铁梯子下去，把煤一桶桶地添进锅炉里，上上下下要十几趟，最后还要把炉渣一桶一桶提上来。轮到值班，这一天基本全泡在上面。虽然又脏又累，但谁也不抱怨，因为不烧锅炉全馆就没有热水用。周六下午是劳动时间，打扫使馆卫生或整顿院落。楼最顶层是仓库，使馆“破四旧”时，使馆领导比较理智，没让人把“四旧”东西毁坏，而是用报纸包裹好封存在仓库里。我发现不少都是挺珍贵的物品，其中有一套四扇的水浒故事木雕挂屏，人物栩栩如生，做工非常精致。大使来了后又重新挂到了大客厅，经常受到客人们称赞。还有一架很贵重的屏风，可惜上面的玉雕都被人抠走了，成了废物。使馆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请示领导同意后，就抽空去打扫整理，并挑选一些参考书籍、古典诗词和名著放到另外一个空房间，算是图书馆，我就自告奋勇成了“馆长”，还挺受欢迎。
曾涛大使——我外交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
那年8月，中国新任驻南大使曾涛到任，标志着中南关系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使馆将呈现新面貌。随后王晋参赞、袁云楼武官、戴杰商务参赞也陆续到馆，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不少。机构的完善，工作量的增多，要求使馆的制度、规划、节奏、运行、作风和精神面貌尽快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势。
曾涛大使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在与古巴建交前，他于1960年1月出任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为中古建交做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11月担任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成绩出色，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曾大使到任不久，使馆的面貌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各种制度逐渐完善，使馆运作更加正规。经他的努力，锅炉进行了全面改造，由烧煤改为燃油，使馆员完全摆脱轮流烧锅炉的烦恼，而且使馆环境更加清洁。在他的带领下，全馆进行了彻底清扫整顿，使馆焕然一新。
他对大家体贴入微。馆里有位调研骨干，夫妻长期分开，带来不少家庭困难。尽管馆里调研任务很重，人手不足，曾大使还是毅然同意他回国，说：“不能因为工作就影响他夫妻团聚啊。”陈道贵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认真负责，却只是一个随员，曾大使很快把他提为三秘。这一件件具体事例，使大家感到温暖，工作劲头更足了。他重视劳逸结合，强调说：“工作时要有工作的样子，休息时就要认真休息。”他批评有的人：“工作时间到处晃悠，休息时又腋下夹着份报纸，好像很勤奋。何苦来呢？”工作不太紧张时，他经常周末带着大家到萨瓦河边沙滩消闲，一起玩扑克、打羽毛球。
但无论大事小事，曾大使要求都非常严。对重要调研作品他都亲自审改，严格把关。对重大的接待活动，他都反复研究和规划，要求每人尽职尽责。每次宴请，他也要审阅菜单，根据客人特点做出调整，甚至对玻璃杯是否擦干净、餐巾是否叠整齐，都要亲自查看。他教导我说：“外交上没有小事，往往小事上会闹出大问题。”有一次宴请几位阿拉伯使节夫妇，他发现准备的水果是以色列橘子，指示马上改换，批评我缺乏政治意识。有一次参加活动，我事先没刮胡子，他严厉批评了我一顿，教导我说：“仪容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作为中国的外交人员，决不能在这些事上叫外国人瞧不起。”有一年国庆招待会，一位馆领导穿了一身淡色中山装，曾大使要他换一套，说在这样庄重的场合，中国人尤其要体现出严整的风貌。由于他事事说在理上，尽管很严厉，但大家都口服心服。
曾大使严格要求大家，更严于律己，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要求使馆外交官走出去，多交深交朋友，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了解活情况和收集活资料。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经常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贝尔格莱德使团活动频繁，一晚上两场或三场招待会是常有的事，曾大使不是去点卯应付，而是抓紧时间做工作。有个晚上一连参加了三场活动， 我都累得口燥腿软，在车上说了句“好累呀”，他听后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马，我老头都不觉累，你年岁轻轻的就受不住了。”然后他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外交官要练好脑、嘴、手、腿四功，脑子要灵活善记，嘴巴要能言善辩，手头要勤快善写，腿脚要耐劳善站。使团活动是了解情况和多做工作的良好机会，站不长久怎么做工作？”还有一次丹麦大使宴请，客人很多，大都是西欧使节。饭后用咖啡时，南斯拉夫议会外委会主席问起越南的事，曾大使立即侃侃而谈，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和我国的立场，所有客人都靠拢过来，听得津津有味，结束时已过午夜。回使馆的路上，大使夫人朱黎青参赞心痛地抱怨：“都这么把年纪了，还说那么多，也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大使笑着回答：“这些人平时听的都是西方宣传，能介绍我们观点这么个好机会，怎能轻易错过？”
当然，曾大使最主要的是政治水平高。1971年9月，我国参展第80届萨格勒布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是一簇传统中国式样的琉璃材料建筑群，是在中南关系友好时兴建的，完工后两国关系逐渐恶化，我国一次都没使用过，就按协议交给了南方这次参展规模很大，全面展示了我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整个布置都富有中国特色，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馆。开幕那天，铁托总统还亲自来参观过。在那个年代，展品中自然有一些“反对美帝”的图片和文字，其中有一个反映援越抗美的小型雕塑。美方发现后向主办方提出交涉，提出撤掉这件展品等要求。南方理解中国，但也不愿得罪美国，希望中方尊重博览会规定。撤下这件展品意味着向美国妥协，损害我国原则和立场；不撤则令南方为难。在这种时刻，曾大使充分发挥出他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与展团领导一起确定高低两套方案，报国内批准后，采取了对外以“整理展品，暂停展出”的方式提前闭馆。闭馆前一天，就有9000多人蜂拥参观。闭馆期间，仍有南官方人员来“内部参观”。此举赢得南方高度称赞，其实这时离博览会闭幕只有一天。使馆还接待过中国芭蕾舞和中国乒乓球等团队，鉴于这些团队在国内的特殊地位，访问过程中，对外屡有摩擦，对内要求不断。接待中稍有疏漏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但在曾大使领导下，使馆妥善处理了各种难题，顺利地完成了接待任务。
曾大使到南斯拉夫后，不久就在整个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中享有盛名。他气宇轩昂，风度大方，善于言辞，只要他到招待会上一站，立即就会有不少使节围拢上来，与他热情地进行交流。给这样的大使做翻译，那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曾大使善于交朋友，思想解放。在使团中，他交友面很广，有友好国家的，有未建交国家的，但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他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区别对待，有深有浅。如巴基斯坦大使，那位老大使在南斯拉夫时间长，交际广，信息灵，头脑清晰，与他交谈每次都有收获，曾大使同他交往频繁。继任的大使也很友好，但多是夸夸其谈而无甚实质内容，他就只保持了一般交往。他与法国大使关系很好，但与英国大使交往不多，前者知识面广，也很有思想，而后者是个“外交油子”，有些势利眼。他告诉我，交友主要着眼于工作，西方使节大都承担收集情报的任务，对驻在国了解较深入，能谈出东西来。曾大使非常厌恶苏联和东欧的大使，固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同我国关系不好，但更主要的是这些人无什么作为。他说，苏联大使总摆出一副老大的架子，自己却没有多少本事。东欧使节就是跟在苏联大使屁股后面转，谈话也是苏联那一套。特别是东德大使，招待会总跟苏联大使凑在一起，像个“跟屁虫”，令人反感。不过他与罗马尼亚大使非常好，此人当过副外长，是齐奥塞斯库总统的亲信，那时罗南关系密切，从他嘴里能听到一些一般得不到的信息。
对苏联、东欧国家使节，曾大使也有一套办法。使团之间的来往照会，都是用英文或法文，苏联大使到任，却发来一件俄文的照会。曾大使生气地说：“还是老毛子霸道那一套。”他要我回复照会是用中文，并删去表示“维持存在于我们两国和使团之间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那句套话，这样复照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收条。东德头头乌布利希去世时，他按国内指示到东德使馆去吊唁。默哀完毕，曾大使坐着在吊唁簿上写了很长时间。东德大使看到一大篇中文，不知是褒还是贬，紧张地问我写的是什么。我一看差点笑起来，原来满篇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曾涛”端端正正几行大字。他听了我的翻译后，喃喃说：“明白了，明白了。”我向曾大使一说，他轻蔑地说：“我就是要叫他紧张一下。”曾大使区别对待不同大使的看法和做法，却是让我很长知识，很开窍。
曾大使善于观察和把握时代潮流，思想开放，处处都体现出这一点。例如，他敦促外交官要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并要求大家做高标准的外交官，以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其中，一是要多掌握几门外语，二是要会开车。他常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这一代外交官都离不开两个‘拐棍’，就是翻译和司机。你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外交官，应该自己会外语，会开车。只会塞语不够，还要会英语、法语等大语种。”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使馆许多人都学会了开车，对外活动非常方便。有一次我练车时出了点事，他首先关心地问我受伤了没有，然后鼓励我继续学下去。他还一直鼓励我学法语，并把他自己的一套法语书给了我，可惜我辜负了他的期望，一直没把法语学好。
1973年4月，曾大使奉调转任我国驻法大使。在他身边工作的两年零八个月，是我外交生涯中收获最大的一段经历。曾大使通过言传身教，把鲁莽无知的我带进了外交的殿堂，奠定了我成长为外交官的最坚实基础。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脑海里都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 成为我后来致力于外交事业的楷模。
继任曾大使的张海峰大使是一位富有特色的杰出外交家，他沉稳细致，凡事深思熟虑，全面周到，待人亲切，政治水平高，把握政策强。我很荣幸在初踏入外交道路时，能够亲身经受这样两位大使的直接教诲。他们的言行举止，对我来说都是一堂堂鲜活而深刻的外交课， 更是我在外交道路上成长的人生课。
在实践中成长
回想起来，我经常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我本来很不情愿到不讲英语的南斯拉夫工作，可在这里工作过后，反而非常感谢干部司对我的这一安排。使馆就我这么一个正式英语翻译，凡与英语沾边的事都落在我头上，锻炼机会多，担负责任重，驱使我不断提高自己。除了给大使担任翻译外，我还为参赞、武官、商务参赞、其他外交官甚至新华社记者做过英语翻译工作。不同人的交谈长处、不同部门的特点，都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每给他们当一次翻译，我就如同上了一堂内容丰富的知识课。对我这样一个知识面窄、阅历浅显的年轻人来说，所有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办公室工作面面俱到，是锻炼的好场所。我的一项工作是安排全馆的对外用车和对外宴请，事不大责任却很重，容不得一点儿马虎。有一次，我把一份法文请柬的日期18错看成为时间，早了一个钟头，大使白去了一趟。曾大使批评了我几句，我难过得哭了起来，他又安慰我说：“还算你幸运，对外没造成什么影响，只是害得我老头多跑了一趟。以后接受教训就行了。”还有一次，武官宴请匈牙利等国的武官夫妇，过了将近一刻钟还不见人影。武官着急了，一次又一次问我是不是写错请柬了，我也紧张得直冒汗。礼宾这一工作就是这样，100件事中99件办得完美无缺，也不会有人表扬，但如有一件出点小纰漏，全馆马上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就在这时，三对武官夫妇先后到达，我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才得知，按法国的规矩，晚到一刻才算礼貌。办公室工作需要同全馆上上下下所有人打交道，这也使我深刻理解了“众人添柴火焰高”的至理名言，对我这个小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四年半的经历，我认识问题的水平也逐渐提高，开始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减少了一些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主要体现在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上。长期的政治教育，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观点在我脑子里几乎是铁板钉钉。刚来时，我也是用这一观点看待一切。我有幸跟着两位大使到过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旁听过各地领导人同两位大使的交谈，参观过许多工厂企业，同众多的民众有过接触。两位大使在各种场合应付自若的举止言语，都成为我后来外交活动的具体教科书。平时，我也有不少机会与大学生、中学生交流。我开始对自己原来的看法发生怀疑，重新认识这个国家。
我们所到之处，南斯拉夫人一致认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是通过自己的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盲从苏联那一套。二战后，苏联企图完全控制南斯拉夫，遭到南方抵制，苏联便指责铁托是“叛徒”“间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和孤立，并撤销了所有援助。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南斯拉夫调整国内外政策，对外大幅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在东西方之间争取主动；对内则采取“自治制度”，取消了农村的合作社集体经济。同时开放国门，大量吸引外资和接待外来游客，并放出劳力到西欧国家打工。旅游、劳工汇款和出口成为南外汇收入的三大来源。这样做使西方文化大肆涌入，尽管南共也重视革命传统教育，但对南各方面的影响依然显著。革命胜利后，铁托把跟随他打游击的许多年轻军官送进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企业部门的主要领导，掌管着地方的经济社会命脉。
且不论如何评判这些做法的性质，这些做法客观上确实使南斯拉夫经济状况比东欧各国好了许多。苏联赫鲁晓夫当政初期改善与南关系，曾一度称赞南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因两国矛盾加深，再度把南斯拉夫打成“修正主义国家”。我国对南的看法，难免也深受苏联影响。记得国内曾派一个造船考察组访问南斯拉夫，私下交谈，他们也认为有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在考察报告中少不得先把南斯拉夫骂一通。在学校时这只是理论知识，而在外交实践中，我才逐步懂得学会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本文摘选自系列丛书“外交风云亲历记”之《外交官是这样炼成的》，马振岗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出版。原文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