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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9-06-06 00:31:14
作者: 谈火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与社会学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8](P10)

   正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才在欧洲各国陆续建立起来。在西德,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是在1948年之后,而且是为了配合美国在西德的民主重建工作而建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德只有很少的大学设有政治学讲席,而且,这些讲席教授们觉得自己非常孤单。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才完成了政治学学科的制度化工作。[9](P108-109、118)在英国,其智识传统对政治的“科学化”持怀疑态度,直到二战后,英国人仍认为,精英的博雅教育应该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师,学习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知识。1950年英国的政治学会(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时,学会的创办者有意不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字眼。因此,其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所需要的制度化工作完成得很晚,政治科学在英国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60年代。[10](P93-107)法国政治学的发展则更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努力争取独立出来,此前则一直是附属于法学之中。[11](P155)因此,毫不奇怪,当1949年国际政治学会成立之时,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芬兰和印度)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学会,并加入刚成立的国际政治学会②。不仅如此,从学科从业人员的规模上讲,美国也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据统计,截至1982年,美国有15000到16000人从事政治学研究,占全世界的75%-80%。[5](P85-10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国并没有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而是力图保持自身的研究传统。这一时期,欧洲传统对美国传统表现出很强的抗拒心理和反抗的行动。欧洲传统对美国传统的反抗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主战场当然是在欧洲,欧洲各国在政治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努力维护自身传统,抵制行为主义和量化研究的入侵;第二战场则是在美国政治学界内部,欧洲裔的美国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就前者而言,二战后,随着欧洲政治学的逐渐发展,欧洲政治学界有意识地在抵制政治学的“美国化”③。在这一点上,英国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以英国为例来略窥管豹④。曾任英国政治研究会副主席和《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杂志主编的杰克·海沃德(Jack Hayward)为《20世纪英国的政治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导论就直接命名为“政治学的英国路径”(british approaches),其背后的假设就是英国的路径不同于美国路径,甚至不同于法国路径。在他看来,英国的政治学研究具有综合性特点,它源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哲学研究,而且,从来没有完全中断与这些研究传统的联系。政治学与这些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否定(repudiate),还不如说是调适(adapt)。[12](P2)海沃德认为,英国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灵活的保守主义”,能改的尽量改,但基本框架保持不变。[12](P31)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学的领军人物,如恩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桑迪·林德塞(Sandie Lindsay)等人,一直在努力弥合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行为研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12](P8-9)巴克就一直强调,政治理论不能变成“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政治学”,“它最终必须提升为一种政治价值的哲学和关于社会如何组织的终极目的的信条。一句话,它必须具备规范性品格”。对政治“科学化”的怀疑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智识传统之中,这一点在牛津表现得最为明显。牛津大学的第一任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科尔(G.D.H.Cole)就强烈反对狭隘的实证主义和量化政治科学,1954年,他宣称“谁要说我是‘社会科学家’,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1950年英国政治学会成立时,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拉斯基提议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来命名,但是,遭到了当时在牛津任教的科尔的极力反对,主张用包容性更强的“研究”(studies)一词,因为政治研究依赖历史学为其提供事实,依赖哲学为其提供理论。英国政治学会最终采纳了科尔的建议。后来,又有人提议将英国政治学会的名字更名为“政治科学”,再一次遭到了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的反对,当时的学界大牛们,如巴克、科尔、林德塞、奥克肖特等,都支持科班,更名一事遂告流产⑤。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1959年出版的《美国的政治科学》一书中甚至写道,在西方知识史上,今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无论在其规模、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异数。1962年,他在《捍卫政治学》一书中强调,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始于亚里士多德,最终也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在该书的后记中,他强烈反对美国式政治科学对英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近些年来,大学中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衡量研究的标准不是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是方法上是否完善”。[13](P21-23、171、190)

   尽管如此,英国的政治科学仍然在这种怀疑的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61-1974年这15年间,政治科学在英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的扩张,新的大学和科系为了与老牌大学竞争,热衷于引进美国的政治科学,实现弯道超车。

   欧洲传统反抗美国传统的第二战场是在美国,欧洲裔的美国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⑥,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行为主义进行批判,批判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规范性政治理论,一个方向则是经验研究阵营内部。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规范性政治理论对行为主义进行批评的学者大多有欧洲学术背景。早在行为主义尚未如日中天之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威廉·埃利奥特(William Y.Elliott)就批评政治学已经变成了“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描述的,而在道德上却是盲目的”,而且,这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已经容纳和帮助了墨索里尼这类法西斯分子。[1](P273)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如卡尔·多伊奇)带来了对科学方法的精确理解和对作为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正确评价。他们中大多数在历史学、哲学和法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汉娜·阿伦特——则对行为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施特劳斯学派的《论政治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代表⑦。尽管这些批评在当时并没有阻挡住行为主义如日中天的势头,但确实为后来的“后行为主义”时代开辟了道路。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逐渐确立下来。20世纪80年代,来自意大利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猛烈批评美国的政治科学,认为美国的政治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萎缩为纯粹的研究设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政治科学已经走入了一条他既不愿也不能接受的不归路,过分专业化同时也过分狭隘的模式、过度的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脱离政治现实,思想极度贫乏。[12](P27)

   来自经验研究阵营内部的批评自20世纪60年代末即已开始,到了70年代,反对行为主义的人开始形成自己的组织,创办《新政治科学》杂志,尽管该杂志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一次所谓的革命也并没有能够重新设定学科的研究议程,但是,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学这个学科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被重新请了回来,新制度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9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无论是新国家学派、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受欧洲影响的文化分析方法,它们都没有带来政治科学的整体性革命,它们最多也就是和行为主义并驾齐驱。[7]可以说,随着行为主义的相对衰落,政治科学进入了一个激进多元主义的时代,没有霸主,只有几个占霸权地位的竞争者。[4](P3-4)

  

   三、欧洲传统的回归与两个传统的平衡

  

   2007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很值得深思。这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准备取消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只保留政治学方法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个分支学科,据此,该系计划裁撤博士生的政治理论课程。2007年10月8日,美国政治学会的政治理论分会召开工作会议,全体一致同意授权分会主席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写信,请他们重新考虑裁撤政治理论作为博士生课程的决定,此信有85人签名。12日,又有一封55人签名的联名信,警告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如果他们执意废除政治理论课程,所有签名者将不会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推荐研究生,也不会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来他们所在的学校就职。[14](P655-675)

   在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历史上,鼓吹行为主义的人一直试图埋葬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从本文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可以将其阐释为政治学的美国传统试图消灭欧洲传统、独霸天下的企图,2007年的这个小插曲将两个传统之间的缠斗戏剧性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欧洲传统的回归和两个传统的平衡。

   2000年10月,互联网上形成了一个由政治学学者构成的匿名网络,他们以“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为名,主张政治学方法论的革新,其矛头直指美国政治学会及其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一个松散的网络,其中既有研究生,也有知名学者。群体中的人目标并不是很一致,但他们都支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认为过分强调量化研究的结果是,研究生们对于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质性的个案研究、解释性分析和批判分析等方法缺乏好感,而这些方法对于政治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以量化研究为代表的主流范式会认为,单案例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无法被普遍化,不能构建起理论,因此,它对政治知识的积累是没有帮助的。结果,政治学的主流杂志甚至都不接受单案例研究的文章,老师们也不鼓励学生以之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改革先生”批评道,政治学学科的主流杂志都或多或少存在“科学”崇拜,被过分严格的科学假设所束缚,狂热地偏好量化分析、博弈论和建模,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其他研究取向的文章加起来都不到5%的比重,这完全让人无法理解。[15](P145-146)

   “改革先生”运动强调,政治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科,它无需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无需汲汲于证明其“科学”品格,它更多地是与有限的、情景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知识关联在一起,而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为特定情景中的人服务。新政治科学不是要用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是鼓励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强调不同理论视角的重要性,强调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要求与特定情境中的政治行为者进行对话。因此,应该用问题导向的研究取代方法导向的研究。[4](P18-20、35)

应该说,“改革先生”运动确实指出了政治学学科内部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方法论的霸权所导致的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严重失衡⑧,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政治科学(经验研究)和政治理论(规范研究)之间的相互隔绝。在理想状态下,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验研究如果没有规范性内涵,它是没有意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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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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