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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卓异:一份难被遗忘的考古学讲义

——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述评

更新时间:2019-06-04 22:53:33
作者: 刘卓异  
理论性与资料性兼备决定了这是一部成熟优秀的讲义,注释体系的严密决定了这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严谨性的著作,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结合则奠定赵光贤先生思考和撰写的先进方法,最终闪现的众多学术思考的光芒则确定了这部书的学术高度。

  

   三 赵先生的考古学情结

  

   赵光贤先生关注考古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赵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承担辅仁大学的西洋史教学任务。在西洋史教学中,赵先生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通史论著,发现早期西方历史学者在讲述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希腊、罗马远古时期的时候,同样是神话传说与历史纠缠杂糅,到了19世纪以后,由于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的重大进展,加之严密化和科学化的文献考证,才建立起可信的上古史撰述体系。(31)在中国,疑古思潮兴起后,打破了旧有的古史撰述体系,但并没有确立新的可行的上古史尤其是殷代以前历史的撰述体系。运用考古学资料撰述商周以前历史的尝试,萌发于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该书仅零星运用了少量考古材料,整体框架仍然是依靠文献搭建起来的。赵先生对此书极为重视,并高度评价,但仍然提出“无考古学的证明而只是用纸上材料作工夫,等于纸上谈兵,无大是处,一定免不了多少矛盾”。(32)从教授西洋上古史到教授先秦史,赵先生始终高度重视考古学,并对利用考古资料建构科学可信的上古史撰述体系抱有信心。

   由于对考古学的关注与重视,赵先生积累了丰厚的成体系的考古资料,并将之运用在教学中。1947年,由于张星烺先生病倒,赵先生接替他讲授先秦史。基于多年的思考与积累,赵先生整体革新了讲述体系,既不采用旧的三皇五帝传说体系,也没有直接跳过殷代以前的未发现文字时期,而是利用考古文化序列讲授殷代以前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末,赵先生这种讲授上古史的方式已经定型成熟,影响到当时听课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赵芝荃先生1949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大一时听赵光贤先生利用考古资料讲授史前史,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考古事业。赵芝荃先生晚年回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就是由赵光贤先生那里来的。(33)

   1952年,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光贤先生仍讲授先秦史课程,他每年都组织学生参观周口店遗址,与一线考古工作者交流,近距离观察考古发掘材料。(34)自己更是经常亲自去最新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根据《中国考古学大纲》中反映的信息,赵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紧追考古新发现,吸收最新的考古资料。该书第118页介绍的二里岗时期一个埋有九具人骨的灰坑,赵先生自注“这是我亲自看到的,材料尚未发表”(见于119页)。另外,122页、123页均有赵先生去考古现场考察时得知的新材料。

   这一习惯在处境艰难的“文革”时期仍未改变。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在山西临汾建立分校,随后即成为北师大五七干校。1971年,历史系的几位老先生被下放至临汾劳动,除赵先生外,还有何兹全、李雅书、王桧林等先生。几位先生经常要去附近的高堆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意外在此发现了大量红陶片和两个体型巨大的石犁头。询问村民后,赵先生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但已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标本,赵先生在从临汾返京时带回一大包陶片进行研究。2001年,由于修建大运高速公路,当地考古工作者对高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35),对遗物的描述和时代的判断与赵先生30年前的论断基本一致。由于对考古学的高度关注甚至痴迷,考古学已经成为赵先生除先秦史之外的第二专业,何兹全先生就曾评价赵先生是“研究先秦史兼作考古的”(36)。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多次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考古新发现的现场考察。自1979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赵先生不顾高龄,每年都带着学生参观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周原、宝鸡、太原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赵先生在考古工地挥汗如雨、高低攀爬、长须飘动的形象,在当时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不少学者口中传为美谈。赵先生常说一句话“考古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没有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研究先秦史就很难办了”。(37)笔者跟随晁福林先生学习后,仍数次听到赵门诸先生提起这段话。

   这部《中国考古学大纲》,就是赵先生的考古学情结在教学方面的集中体现。这是一部面向历史学专业学生的考古学教材,避开了类型学与地层学,以介绍考古学理论和资料为主,建构起能与历史分期分代相对应的考古文化序列。赵先生一生都致力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融合,非常注重指导学生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历史学研究。这种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极具价值,有很多仍然活跃在学术一线的大家对年轻学子都有类似的呼吁。但由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迥异,当下通行的各种考古学教材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显得十分隔膜,难以充分理解学习。编写一部适合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和使用的考古学教材,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赵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大纲》早在60多年前就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一方面的价值也值得我们重视。

   赵光贤先生素来以历史考证著名,其先秦史和明清史研究的成就在学术界早有公论。笔者认为,赵先生在历史教学和教材编纂上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赵先生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达60年,培养的研究生基本都成为学术界知名的专家,受赵先生影响而走上学术高峰的学子更是不计其数。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赵光贤先生不仅讲授过中国史的课程,也讲授过西洋史和考古学的课程。更让人惊叹的是,赵先生还编纂过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学科的基础教材。

   1961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召开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计划会议,历史学教材的编纂工作在翦伯赞先生的统筹下展开。其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38)就是在赵光贤先生的主导下完成的。但由于赵先生当时已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署名的权利,所以该书由何兹全先生署名。多年之后何先生在其自传《爱国一书生》中澄清了这段公案,还给赵先生一个公道。(39)我们今天再看《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依然能够感觉到这部书中蕴含着浓厚的赵光贤先生的学术风格——全书240页的篇幅,有90页都用来介绍考古资料。

   赵光贤先生1940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要求赵先生教授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长达七年之久。为了配合世界史的教学,赵先生与胡鲁士合编了世界史教材《西洋上古史》,此书作为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教材使用多年。这部《西洋上古史》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资料室里仍能看到。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辅仁大学版《西洋上古史》,加上赵先生自撰用于1956年上半年考古学课程的讲义《中国考古学大纲》,是赵光贤先生一生中编纂的三部基础课教材。按照当下的学科划分,大历史学科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能够兼及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昔者周谷城先生以一人之力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闻名于世。而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均有涉猎乃至于都曾编著教材和授课者,在近世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是极为罕见的。遗憾的是老辈学者素有述而不作之高风,赵先生的这些成就或未能署名,或未刊行于世,或刊印而仅于内部使用,以致长期不为人所知。我辈后学,当有责任恢复历史原貌,不使前辈大家的成就湮没于历史。

   注释:

   ①该书自题“一九五五学年下学期用”,即1956年上半年开课时使用。赵光贤先生《我的自述》也提到,“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1956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见《亡尤室文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赵先生开设考古学课程,仅此一次,两年后因为政治运动,赵先生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

   ②赵先生在该书首页正题下注明“初稿尚待修正,请勿外传”。以今日之标准审视,此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理论性与资料性兼备,已属较成熟的讲义。特意注明“请勿外传”,体现老辈学者严谨之态度与淡泊之精神。

   ③《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汇集了赵先生旧友门人对赵先生的各类回忆文章,对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进行了全面评价,但并没有人提到赵先生早年编纂的这部《中国考古学大纲》。

   ④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该书约18万字。

   ⑤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该书共16万字,但后面超过1/4的篇幅都是摘录的前人著作,属赵先生本人所著的当在12万字以内。

   ⑥据第三章标题和本章残存部分的内容,可知此章标题或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⑦据此后几章的体例,此节标题或为“概说”。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考古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21页。

   ⑨曾昭燏:《考古学通论》,收入《曾昭燏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2009,第293~296页。该讲义系1952年下半年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时所用。

   ⑩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是较为粗线条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尚处在草创阶段,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谱系远没有搭建起来。按照当时考古资料的积累程度,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1)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学术界对部分遗址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保持原书原貌,不做删改。

   (12)仅第四章第一、二节采用段后注的形式,或与抄写者不同有关。

   (13)赵光贤先生英语水平很高,可用英语为学生授课,这在早年间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非常著名。因此,赵先生直接引用英文文献时会自己翻译,这在本书的注释中有所体现。譬如第83页注9云:“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七—八页,译文是我的,与原书译文有不同”。

   (14)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该书于1958年正式排印出版,但在1956年就已经油印使用)。

   (15)梁钊韬:《考古学通论》,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1953。

   (16)夏鼐:《考古学通论》,收入《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该讲义于1954~1955年已经使用,1956年由北大印刷出排印,正式作为教材发放给学生。

   (17)曾昭燏:《考古学通论》,收入《曾昭燏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2009。

   (18)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31页。

   (19)赵光贤:《我的自述——学史贵有心得》,《亡尤室文存》,第6~7页。

   (20)赵光贤:《文化遗存与种族迁移问题——与岑家梧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56年7月5日。

   (21)赵光贤:《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与吴恩裕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57年1月17日。收入《古史考辨》时自题写定于1956年8月20日。

(22)赵先生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位学者。笔者所见当时的论著中,持“商王为部落酋长”说者较著名的是尚钺先生的《中国历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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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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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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