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卓异:一份难被遗忘的考古学讲义

——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述评

更新时间:2019-06-04 22:53:33
作者: 刘卓异  
以具体阐述为主。

   在主体部分的每一章之内,开头的“概说”是理论性的,中间主体部分的遗址介绍则是资料性的,结尾的“小结”则是理论与资料结合的产物;在遗址介绍的部分里,既有典型遗迹、重点遗物的资料性介绍,也有对陶器、铜器及其他各类遗物遗迹分类、分期的理论性梳理。

   以第三章为例。该章第一节的重点是介绍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的概念与特点,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对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进行解释。从这一节的理论阐释可以看出,赵光贤先生对当时考古学体系是有自己的思考与想法的。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下,赵先生侧重以典型器物划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即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为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三类。⑩第二、三节的结构基本一致,分别介绍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典型遗址和陶器、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和陶器。第四节重新回归对生产力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推测。最后对20世纪上半叶颇为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进行了批判。

   该章的第二、三节以介绍各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为主,分别介绍了仰韶文化的仰韶村、后岗、西阴村、荆村、半坡村、半山、马家窑、辛店、齐家坪、寺洼山、罗汉堂、马厂沿、沙井村、沙锅屯、红山后、雅尔崖等遗址和龙山文化的城子崖、两城镇、后岗、不召寨、良渚镇等遗址(11),虽然对每个遗址的介绍都比较简约,但基本包括了当时考古学的最新发掘动态和研究成果。在逐一介绍典型遗址前,这两节的开头部分用了一定的篇幅对“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黑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命名法与小地名命名法的优劣。在介绍典型陶器时,赵先生避开了繁复的型式分类,而是用种类、形式、制法、纹饰四条比较容易掌握的线索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陶器的整体状况进行介绍。在这两节的最后,都对年代和分期做了较为直观的介绍。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与历史学联系起来,使考古资料能够更方便地为历史教学所用。

   第四章的结构与第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五章后半部分残缺,但从现存的部分看,也大体是“理论—资料—理论”式的撰写方式。考古学有其迥异于传统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过分纠缠于理论或过分沉溺于细碎材料,对于他们真正理解考古学的方法、有效运用考古学的资料等,都是较为困难的。《中国考古学大纲》这种深入浅出的叙述模式,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2.注释体系较为完备

   《中国考古学大纲》虽属讲义性质,是为配合北师大历史系本科生的考古学课程而编撰,但全书所采用的注释体系非常完备,不亚于任何前沿学术论著。正文中的直接引注大多采用节后注的形式,即在每一节结尾处统一出注(12),而且每一节都标明“参考文献”。虽然现存本书的第一、二、五章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难以窥视其全貌,但仅从第三、四章的引注情况,就可以看出该书的注释体例:第三章第一节有注释6条,列参考文献5种;第二节有注释17条,列参考文献15种;第三节有注释21条,列参考文献11种;第四节列参考文献10种。第四章第一节有注释2条;第二节有注释7条,列参考文献9种;第三节有注释7条,列参考文献15种;第四节有注释70条,列参考文献12种;第五节有注释1条。排除重复的参考文献和常见历史典籍,仅第三、四章的参考文献就有约70种。其中不仅有中文的论文和专著,还包括6种英文论著(13),此外还有日文论著。这种完备的注释体系的方便之处在于:首先,书中使用资料基本都可以查到原始出处,严谨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其次,如果有学生愿意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可以按照讲义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查阅资料,获得更丰富的学术信息;最后,有利于区分前人成说与个人思考,既不会有据他人之说为己有的诟病,也不会让自己思考的闪光点淹没于讲义之中。

   与《中国考古学大纲》相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教材对于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标注的完备性似乎缺乏重视。譬如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夏鼐等先生编写的《考古学基础》(14),是一部面向一线考古工作者的专门著作,该书几乎略去了所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编纂的《考古学通论》(15),作为当时“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的一种,供中山大学及全国高校的学生使用,书中的注释也非常稀少;夏鼐先生为北大考古专业学生编写的授课讲义《考古学通论》(16),仅有少量注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考古学家曾昭燏先生给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时编纂的讲义《考古学通论》(17),于全书结尾处近列参考文献77种,但基本不见注释。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学教材都有筚路蓝缕之功,因受众不同,故侧重各异,譬如面向考古一线工作者的教材,从实用性出发略去注释是很合理的。但面对高校历史系学生的通论性考古学教材,有着更为丰富全面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更利于教学和学习。上述各种教材的学术价值,笔者绝无评判高下之意,但仅从注释体系严谨和全面的角度上看,赵光贤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大纲》即使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和规范来看,也是完成度极高的。作为面向历史系学生的考古学教材,这应当是较为优长的一种编纂形式。

   3.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赵光贤先生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他研究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古史研究。关于考古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赵光贤先生在课堂上和著作中曾多次强调。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第三节“辅助学科”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显然,赵先生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研究最需倚重的辅助学科:

   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和重要,因为它给历史研究提供地下埋藏的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能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当然,考古材料不限于地下出土的东西,地面上的古迹或石窟之类也属于考古范围。不论地下或地上的古迹、古物,最后都要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考古学的价值。这样看来,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为过分。

   ……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了中国史前史的科学内容,它完全扫除了过去讲三代以前的历史只讲些神话传说的不科学的讲法。(18)

   对于古史研究者和教学者而言,考古学新发现带来的是建立科学可信古史体系的材料,利于填补了被“古史辨”学者打破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后所造成的“空白”。可以说,在历史学诸多分支中,中国古史研究尤须重视考古学材料,因为“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故而“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19)

   古史研究是赵先生考古学研究与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赵先生研读和整理考古资料,并不是为了成为考古学专家或培养专门的考古学人才,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上古历史。这一点在《中国考古学大纲》的字里行间都有体现。无论是对理论的辨析,还是对材料的介绍,最终都要落脚于历史学研究。

   譬如在第三章的小结部分,赵先生大胆地推测“在中国传说上中国文明的开创者黄帝及其后裔或许就是使用彩陶的人们”(105页),“创造这个黑陶文化的人们可能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夷族”(107页)。长期以来,很多考古学者避免将考古学文化同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传说时代的王朝或部族对应起来,这固然是严谨的学术态度。但学术的进步也离不开“大胆地假设”,赵先生的这两个推测虽然大胆,但很有启发性。中国学者浓厚的古史情结并不因材料的多寡而改变,古史研究者永远希望能够确立科学可信的古史体系,那么,将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的王朝部族相对应就是不可避免的。从目前的材料看,赵先生的推测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四章论述的时段是商代到春秋,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尤为明显。但赵先生仍然谨慎地克制了历史学者对文字与文献资料的偏爱,在资料介绍的部分保持了考古学教材应有的均衡,对商周青铜器的介绍重形制、纹饰而轻铭文,介绍甲骨卜辞、金文与石鼓的篇幅与介绍遗址、墓葬、陶器的篇幅相当,且最大限度略去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的内容介绍,而是以器物学的视角重点介绍其字体特征和字形变化。这体现了赵先生编纂讲义时对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材料的全盘考虑。在小结部分,赵先生才利用考古资料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推测,并提出了“商周文化关系”这一大论题,使此前对考古资料的介绍落脚于对宏观历史问题的思考上。

   考古学在赵光贤先生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从其早年发表论文的情况也可看出。赵先生最早从陈援庵先生治明清史,后转西洋上古史,1947年因教学任务骤然转入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现在所见赵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的与上古史相关的论文,有不少是直接与考古学相关的。譬如《文化遗存与种族迁移问题》(20)《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21)等文章,撰写和发表的时间与《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编纂时间基本一致,应当是编纂这部考古学讲义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成果。

   4.闪耀学术思考的结晶

   作为一部撰写于1955年前后的著作,《中国考古学大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今天看来稍显教条的论述。但这是时代特征,不能对当时的学者苛责求全。而教条也不等于没有学术价值、没有智慧结晶。虽然是一部讲义,但在《中国考古学大纲》简练的论述中仍可看出赵光贤先生鲜明的学术观点和深入的思考论证。

   譬如第四章小结部分的“地下材料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商代的政权性质和生产关系都提出了在当时较为客观、较少教条的看法。当时一些学者通过商代和西周没有大量使用金属生产工具断定商代生产力低下(22),进而认定商代和西周的君主并不是“王”,而只是部落酋长。赵先生驳斥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提出“从商代没有发现铜制农具耒推论商代生产力低下”是错误的。几乎在同时,童书业先生也对这种将商王认定为“部落酋长”的观点进行了反驳。(23)

   对于商代的奴隶制,赵光贤先生的观点也与当时主流的看法有所不同。自郭沫若先生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多认为商代为典型的奴隶制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颇有影响力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24)、吴泽《中国历史简编》(25)、翦伯赞《中国史纲》(26)等著作均持此说。赵光贤先生虽未直接否定商代是奴隶制社会,但认为“在商代的生产关系中,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至少是其中一种”“这种奴隶生产……尚未达到发达的奴隶制的阶段”(171页)。赵先生熟悉西洋上古史,对古希腊罗马的发达奴隶制有深入的认识,对商代卜辞材料也很熟悉,所以他对商代已进入典型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认为商代的奴隶生产并未达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发达奴隶制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有这种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赵先生无法明确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但这种保留和疑虑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想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奴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赵先生的鼓励和启发。(27)

   此外,在某些广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上,赵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感觉,做出了较为精准的判断。譬如,第四章第一节中涉及“夏墟”的问题,自来众说纷纭,赵光贤先生综合各种记载判断,“可能夏代后期的都邑在今河南中部洛阳一带”(113页)。四年后的1959年,徐旭生先生进行了著名的豫西夏墟调查(28),随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展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时早商都城(29),但随着80年代初偃师商城的发现,认为位于洛阳东约20公里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都城成为主流观点。(30)

综上所述,《中国考古学大纲》虽然在性质上属于讲义或教材,但在诸多方面都大大超出一般教材的水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575.html
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8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