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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东:究竟什么是“西方”?

——西方文明叙事话语评议

更新时间:2019-06-03 00:09:10
作者: 李友东  
1492年前后,原来作为对抗穆斯林东方的“拉丁—基督”西方概念,开始被代表“海外征服”的“西方”所取代。“西方”所指的地理空间也大大向西扩展,目的是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新西方”。(44)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西方文明的叙事“故事线”,肇端于这个时期。文艺复兴中的世俗历史学家,试图恢复古典的荣光,他们将“西方”历史的根源,初步定义到古典世界,特别是定义在了希腊。(45)随着伊斯兰的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君士坦丁堡,原属于“东方”的希腊世界加入了“西方”的拉丁世界,“西方”的历史开始包含希腊、罗马、基督教等多个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者虽然仍视基督教为“西方”的主要身份,却开始将希腊、罗马视作“西方”的文化中心。(46)“西方”新历史要素的添加,迈出建构后世“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第一步。与“西方”话语的变化相适应,到15世纪前后,“东方”亦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基督教欧洲”“不同”或是“相反”的总集合的代名词。(47)

   中世纪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抗,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新航路的开辟和文艺复兴中,“西方”的历史故事线初见雏形。

  

   三、启蒙运动:“西方”与“文明”的联盟

  

   经过宗教革命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普遍破坏后,到16世纪,“文明”认同取代了此前“西方”的“基督教”认同,成为“西方”话语的新核心。并以“文明”为中介,吸纳了“进步”“理性”“现代”等意义,在理性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中加以丰富和完善。

   16世纪,法国法学家如让·波丹(Jean Bodin)和勒·鲁瓦(Loys Le Roy),开始用civilité和civilisé两个词,来形容那些乐于服从某些政治秩序的人,他们有较高的艺术和写作水平,其礼貌和道德超过其他社会成员。

   在《论政治艺术的起源、古老、进步、卓越和实用性》(Of the Origin,Antiquity,Progress,Excellence,and Utility of the Political Art)(1568)一文中,勒·鲁瓦使用动词civilizer来描述道德,智力和社会从原始、自然状态到更先进的变化过程,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进步”观念由此开始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波丹则用这种“进步”观念诠释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共和国六书》(The 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1577)中,他放弃此前的中世纪历史框架,而将人类历史分为3个时期:“文明”在圣地(Holy Land)起源,传递到希腊和罗马,然后在北欧国家达到最高水平。每个时期都比前一个时期“文明”(civilised)。可以说在波丹等人这里,最早的贯之以“人类历史”名义、但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史的新“西方”历史叙事框架出现了。这种新型的叙事故事线,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理论奠定了早期基础。(48)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波丹等人此时所使用的“文明”概念,仍具有很强烈的阶级属性,它只是指统治阶级中的识字阶层,或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本国社会中的农民与新殖民地的土著仍属于“不文明”之列。在新航路开辟后,“文明”的意涵,随着海外殖民扩张的现实变化有所扩大:欧洲殖民者为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区分开,以自己为“文明”,而以当地土著为“野人”“野蛮人”或“异教徒”。(49)这个“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开始具有了一种“高下”“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这与古典时期的同名概念,已经有了本质变化。“西方”殖民者在殖民世界自诩为“启蒙者”,对殖民地的侵略又由此成为启发、解放“野蛮”人的行为。(50)

   17世纪,培根和笛卡尔将“理性”视作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认为如果系统地运用理性,就可以消除传统和迷信,征服自然,改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文明”程度增加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提高,理性的增长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正是它将北欧的现代国家与“野蛮”的同时代人区分开来。理性的增长能为文明社会提供无限的机会。(51)18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赋予欧洲历史的各个阶段以特定性质,逐步形成启蒙历史叙事。(52)受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启发和激励,启蒙时代的社会学者也力图为多样性社会寻找到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开始按照“理性”“进步”等“文明”基本原则重构欧洲历史的过去,取代了中世纪基督教所勾勒的人类历史“传统”。(53)通过启蒙学者的努力,推翻了此前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书写模式,开始确定起一种“脆弱”的、本质上属于循环历史观的“文明”“进步”(54)历史书写方式,希腊开始代替埃及成为欧洲文明的源泉。(55)

   1860年代,法国哲学家开始明确赋予“文明”以“进步”“理性”和“现代”等含义,欧洲成为“文明”规范性的标志,(56)目的在于反驳同时代的卢梭认为“文明”并没有让人类过得更好的观点。(57)伏尔泰列举了4个伟大的文化成就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这4个时代的文明进步,抵消了黑暗时代的不容忍和野蛮行径。伏尔泰毫不怀疑,西欧在科学和进步的胜利方面比人类的其他部分成就更多。(58)为解释“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资本主义兴起、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现代国家的出现视作“文明”的特征,来描述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条件的发展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从18世纪晚期开始,文明开始用来指“文明指变得文明的行动或过程”,指“人类社会发达或者高级的状态”。(59)

   从1800年起,“文明”成了解释“西方”社会发展的力量。(60)一种以鼓吹“西方”“文明”“进步”的“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经过伏尔泰、杜尔阁、孔多塞和赫尔德等理性学者的勾勒,得以诞生。(61)这种新的“西方”文明启蒙叙事,具有特别的时空及历史观特征。在空间上,启蒙思想家将“欧洲”特别是西北欧等同于“西方”,(62)侧重于在空间上与“野蛮人”分割对立。在时间上,特别看重1700年前后经过几十年的宗教斗争后,“现代”的启蒙价值观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63)在历史观上,从道德、智力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讲述欧洲社会是如何从初级或原始状态,“进步”到更先进社会状态的文明史。但这种早期的“西方”文明启蒙叙事仍有一定缺陷,一方面它将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溯至希腊、罗马,以论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伏尔泰、吉本、休谟、罗宾逊等人又对前现代的中世纪、基督教抱有深深的敌意和怀疑,(64)让早期“西方”“文明”叙事处在历史性的断裂之中。

   新西方文明启蒙叙事话语的出现,在以英法为主的西北欧国家那里,形成一种不依赖于宗教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自我意识。既证明了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存在共性,但同时强调了这种共性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的、领先的。与此同时,“文化”概念开始出现,用于区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65)

   格雷斯认为,启蒙时代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其是新旧两种西方历史版本轮替的关键期。“旧西方”是由古典的、基督教的和日耳曼文化三者构成的综合体,而“新西方”则是由理性、自由和进步,或者说由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也可被认为是由技术、人权和对幸福的追求构成的综合体。(66)简·伊弗森(Jan Ifversen)则认为,“新西方”与旧“西方”历史叙事的主要区别在于,这种历史修辞并不特别强调要将西方历史追溯到遥远的古典希腊,却特别强调新西方与现代性的联系及与前现代的切割。它特别强调自己与16世纪殖民征服、启蒙运动政治和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它叙事的组合是灵活多变的。以此表明新“西方”是动态、广阔和变化的。(67)

  

   四、19世纪:“西方文明”“大写历史”的形成

  

   1800年前后,东西方出现力量对比上的逆转,增强了欧洲中心论的看法。从19世纪到一战以前,以英法两国为核心的“西方”占领了世界85%的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自治领和联邦成员国。西欧在经济上持续增长,在技术、生产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持续拉开距离。(68)1850-1860年代,欧美工业化进入新阶段,钢铁、铁路、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兴起。19世纪中叶也是资本主义强国大肆扩张的时期。例如,墨西哥在1848年结束的战争中,将近一半的领土被美国夺走。可以说,在19世纪,“西方的崛起”达到了顶点。(69)根据西方学者考证,正是在西方崛起达到顶点的19世纪中期前后,Westernize在1842年、Westerner在1880年、Western man在1909年纷纷开始使用。(70)

   随着19世纪欧洲的全面领先以及在全球性贸易和殖民网络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也有了两个变化:一是提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地位,完成了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建设工作: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写历史”的概念。

   就前者而言,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家成功地扭转了理性主义时代伏尔泰、休谟、罗伯逊、吉本等人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批评和怀疑。(71)基佐对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作用予以肯定,梯叶里则认为中世纪的城镇是制度化自由的发源地。(72)“中世纪”从理性主义者的嘲讽中恢复了声誉。雅克布·布克哈特确立了文艺复兴概念,将文艺复兴定义为标志中世纪结束,光辉辐射西欧大部,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防波堤。(73)德国史家还改变了文艺复兴时代认为古代世界是一个静态世界的看法,而开始将古代世界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与此同时,基督教重新得到重视,变成了帝国主义扩张的思想工具,并开始在非洲等地迅速传播。(74)

   在以上各“西方文明”分段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倡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浪漫主义史家成功地将“西方”的各个阶段历史连接在一起。并以这种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为基础,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大部分特征都书写到这一“西方文明”叙事话语中。托克维尔与基佐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突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将基督教、资本主义和进步视作欧洲的整体性特征。(75)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则是第一批通过“文明”概念来阐释欧洲历史的历史学家。1828年,他以在索邦学院(Sorbonne)的讲课稿为基础,写作了《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以稳定“欧洲”这个概念。“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76)其他学者也纷纷选择这一主题,并将“欧洲”自“条顿部落”依赖的历史道路,视作“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普遍模式”。(77)

在前述这些历史研究的基础上,19世纪上半叶,“指变化是累积的……或指变化是不可逆的”“进步”观念得到巨大发展,一种“大写历史”的新观念开始出现。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个观念也悄然变化:一是18世纪用来代表一种普遍社会进程的、单数形式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大约从1818年开始变为复数,用于指欧洲各自独立的民族文化;二是原来指众多历史道路的一种、单数小写的“历史”(history),开始被代表单一历史过程的、大写的History所取代。这二者合在一起,构成欧洲中心论的新阐述:即欧洲虽然是由特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独特文明“们”(civilisations)组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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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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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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