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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8:45
作者: 于沛  

   内容提要: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特点,使历史实际、历史文献、历史认识者是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三极”,缺一不可。这也就决定了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历史认识是具有阐释性的认识,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离不开历史的阐释。“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等新概念的提出,加快了建构中国历史阐释学的进程。如何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建立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是时代的使命,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任务。

   关 键 词:历史真理  强制阐释  公共阐释  历史性和现代性

  

   在实际生活中,“历史”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历史是人类社会已经逝去的历史过程;其二,历史是人们对这一过程历史认识的结果。①人类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认识,是既有联系、但却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客观的历史真理。人们可以认识它,但又不可能穷极真理。因为“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②历史认识的过程,就是探究历史真理的过程,即在实证研究,阐明“是什么”的基础上,回答“为什么”,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阐释,以揭示历史的真理性内容。

   追溯到人类远古文明时期,人们在试图理解卜卦、神话时,就已萌生了“释义学”,以及与之伴生的诸多“阐释”。从古典时期到近现代以来,历史学中的“阐释”和哲学、文艺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中的阐释一样,内容庞杂,歧义丛生,多元纷呈。今天,人们对历史阐释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历史认识的阐释性”的视域,探讨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无疑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

  

   当“历史事件”因史家的选择,成为“书写的史实”,进入典籍或为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忆、蕴含并传达有往昔具体的信息,而成为“历史”时,可以看出历史的重要特征,即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从历史认识主体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学与一般意义的史料搜集的区别,在于它的阐释性。英国克拉克爵士(Clark,Sir George Norman)在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说:历史学不能停止在描述,而在于做出判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③历史学不是史料的堆砌和展示,而是要对这些史料以及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本质内容,进行判断和评价。不言而喻,无论是“判断”,还是“评价”,都离不开“阐释”。

   史学的这个特点,在远古时期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且中外皆然。据《尚书·召诰》记载,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提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强调周所以代殷的原因,是“明德慎罚”。只有记住历史的教训,才能像夏朝那样久远。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④“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等,都是讲史学离不开认识和阐释。撰写历史,既要阐明史实,也要以此为依据,阐释史事的意义,给人以启迪或教训,两者缺一不可。这成为历代史家的共识,除司马迁外,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人的史学著述,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古代希腊罗马,史家修史的目的是为了喻今,垂训后世,同样离不开历史的阐释。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言,“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塔西佗(Tacitus)则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等,⑤都是如此。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需要通过历史的回溯,用历史的事实给予阐释。这样,如何认识“什么是历史”这样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因为只有明确地判定什么是历史,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认识历史、阐释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围绕“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以及历史是“如何”被阐释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18世纪意大利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致力于建立将哲学的普遍性与历史的个别性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具体的历史事实,只看到片面的不完整的历史真理,只有将其与具有普遍真实性的哲学结合起来,相互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整的历史真理,亦即维科在其名著《新科学》中所追求的那样,“发现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⑥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高度评价他的思想,认为其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⑦原因就在于维科阐释了历史发展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为人类所认识的。维科笃信真理的认识就是创造,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人类自然可以认识自己的创造物,亦即认识历史的真理。他说:“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⑧在这里,“叙述历史”的过程即是认识历史、阐释历史的过程。这种认识,在欧洲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例如,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即认为,所谓历史解释,即是创造性地重建历史,历史的意蕴在于历史之外。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是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1917年,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⑨同时,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克罗齐对“历史”和“编年史”的差别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⑩由此可以看出,克罗齐将“死历史”变成“活历史”的历史阐释,是“当代性”的阐释。这种阐释的前提,是那些史实,必须在当代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唯有当前的兴趣和要求才会促使史家去研究过去,激活过去,将编年史转变为历史。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克罗齐写道:历史著作的“历史性可界定为由实际生活需求激起的理解和领悟行为”;“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11)

   今天,后现代主义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是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潮流的继承,在哲学、艺术、影视、文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都有广泛影响。美国历史哲学家、后现代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谈及他的“历史著述理论”时说:“我通过区分以下历史著述中的概念化诸种层面来开始我的论述。它们是:(1)编年史;(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与之相联系,海登·怀特确立了历史叙述的三种解释模式,即“(1)情节化解释;(2)论证式解释;(3)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12)这三种历史叙述模式在“解构”的使命下,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情节化解释,是指通过鉴别所讲故事的类别,来确定故事的“意义”。所谓“论证式解释”,强调“论证”是对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种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指史家为“理解现实”所假设的立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制作形式,而史家则是以“客观性”和“学术性”为招牌,以掩盖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性质。

   2004年,海登·怀特的代表作《元史学》中文版出版,他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13)

   在海登·怀特看来,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史学无科学性可谈,所以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种理论的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历史叙述就是主观地讲故事(story-telling),历史事件是“故事的因素”;既然是故事就会有情节,历史学家写作就要“编织情节”(emplotment)。历史是一种“文学想象”的解释,这仍然是在强调后现代主义“彻底消解传统”的基本特征。

   综上可以看出,维科、克罗齐、海登·怀特等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是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去阐释历史,虽然观点不一,但都认为“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们也都没有否认历史阐释的意识形态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如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而在于如何阐释。1923年,李大钊在上海大学所作《史学概论》的演讲中指出:“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14)李大钊在这里提出历史研究中“整理”和“理解”两个阶段。“整理”是要“找出真确的事实”;而“理解”是“要找出真理”。李大钊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阐释,即“找出真理”,认为这是史学走向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他指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15)李大钊这里所说认识历史的“普遍的理法”,即是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认识,科学阐释历史发展规律。

  

   二、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

  

在西方,阐释学有久远的历史。追根溯源,可上溯到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即已涉及“阐释”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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