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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林:全球视野下中华文明演进的阶段划分与道路选择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2:09
作者: 周国林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阶段划分,从炎黄至周孔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从秦皇汉武至共产党人所处时代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期。奠基期第一阶段文明曙光初现,邦国并立;第二阶段文明中心产生和发展,时为夏商西周;第三阶段文明突破,时为春秋战国。成长期内,秦汉至清中叶为兴盛阶段,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为衰落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复兴阶段。在从未间断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历史选择,分别是早期的礼乐文明模式、秦汉开启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以及近代以来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出一套中国方案。

   关 键 词:全球视野  中华文明  历史选择  中国道路  global vis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ge division  historical choice  path selection

  

  

   大凡叙述和研究一个文明古国的漫长历史,一定会采用多种阶段划分方法以曲尽其演进过程。如考古学以劳动工具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历史学以时代顺序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或以社会性质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中国历史悠久,加之幅员辽阔,仅有这样的划分恐怕还不够。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审视,作出全球视野下的阶段划分,就值得尝试一下。不久前,我们对中华文明史提出过“两个二千五百年”的看法[1]。窃以为在其基础上,可以把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历史以春秋、战国为界,分为前后各二千五百年两大阶段来做整体思考。考虑到轴心时代涵盖春秋战国时期,而且春秋开始的历史巨变到战国结束才出现最终结果,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的下限还是推移到秦统一天下为宜。据此,在两个大的阶段内再划分若干时段,以便在广阔的背景下观察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划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当时各文明古国尚处于独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关联,即使有少许交往也不会对彼此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是反响不太及时。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中华大地建立起多民族统一国家后,社会活动愈往后愈与周边地区以至全世界息息相关,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秦统一天下之前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为奠基期;把其后的两千多年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为成长期。以下对奠基期与成长期的具体划分、各阶段的进程及其国际地位等问题略加叙述,并据以回望五千年历程中经过探索而形成的中国道路。

  

   一、中华文明奠基期内的阶段性及有关问题

  

   在先秦产生的各类典籍中,保存了大量远古时代的传说,其中不乏考古学意义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资料。由于各类资料来源的复杂性,难免错综糅杂,需要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通过考古学界近百年的努力,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情况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借助考古学界的成果,结合传世文献,试将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划分为邦国并立、文明中心产生与发展、文明突破三个阶段。

   (一)邦国并立阶段的区域分布与道路选择

   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大地到处分布着文明起源时期的遗址,破除了以往传说中中华文明由黄河中下游向四周扩展的认识。一些考古学家据此提出自己关于文明起源的看法,如张光直提出了九大文化系统之说[2],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之说,其中以苏氏之说影响更广。苏秉琦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考古学文化内部可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这些区系都已开始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历程[3]284。

   依据最近时期发布的考古信息,苏氏上述不少区系在距今约5000年之前,就已经相继进入阶级社会。如南方的良渚文化,核心遗址主要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太湖南侧,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云集了130多处遗址。2007年,莫干山发现距今4700-4300年的良渚古城。“从数据上看,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是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4]。在古城内和附近,分布着高等级的王陵和祭坛,以及发展水平最高的遗址群,严文明、张忠培等考古学家誉之为“中华第一城”。还有学者认为,良渚古城证实,在4000多年前的太湖地区、杭州湾一侧,存在一个比较进步、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古城甚至古国,成为这一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5]。红山文化是北方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距今约6500-5000年。从1935年正式发掘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已经产生了不少组成形式尚较为简单的国家。借用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是产生了一些“古国”。

   从各地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古国”之间互相统摄的现象,各国之间多元并存。当然,这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争夺,像陶寺文化是在战争中被毁灭的,就有可能是外部势力所造成[7]40。不过,即使古国之间有强弱之分,由于各自较强的封闭性,影响区域终究有限。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邦国并立”,而不用“万国林立”之类的说法,是意在突出一个“并”字。并者,势均力敌之谓也。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上千年时间。

   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考古学家苏秉琦、李伯谦等开始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其中,李伯谦做得很彻底,他将有巢氏直到夏禹都与考古资料一一对应: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神农氏对应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炎帝、黄帝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500年,社会形态到了部落联盟、古国阶段;颛顼、帝喾、尧、舜、禹对应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500-4000年,社会形态到了王国初级阶段[8]38。这种努力,得到考古界其他学者的认同,认为“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两方面入手,就有望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整合”[9]。由于考古学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对接,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就是炎帝、黄帝以来的历史了。这对缅怀“赫赫始祖,吾华肇造”的炎黄子孙来说,自然多了一份亲切感。

   在长时间的并立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古国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则显得生气勃勃。李伯谦在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加以观察后,得出了仰韶文化与另两种文化特点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不同,其前途也不同的结论。简言之,“红山‘古国’采取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模式,良渚‘古国’虽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是以神权为主的模式。神权高于一切,应该是两者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而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则与前两者决然不同”。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王权国家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8]51-52。

   (二)文明中心的融合功能与王权升降

   在长久的多元并存之后,必然会有“古国”脱颖而出,成为文明中心,带动各个地区文明的进程,这是实现多元一体的基本前提。第一个载入史书的王朝是夏朝。据称大禹治理洪水有功,赢得天下人拥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0]2163,这当然是辐射力和凝聚力的反映。后来禹的儿子启开创“家天下”的局面,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共传十三世、十六王,有较强的统摄力。与夏朝相应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延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脉,也显示出了夏朝的强大能量。据研究,“二里头文化影响涉及的考古学文化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是该时期中国大地上最主要的文化关系”。比如二里头文化向西运动,改变了陕甘宁地区土著文化的势力范围,使该地域内的客省庄文化西迁和北上;向南推进,使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1]368。后世称中原为“华夏”,提出夷夏之别,多少与夏朝的强大有关系。

   紧接夏朝的商和周,都有一段早期开发史,与夏朝史重叠。张光直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12]31这段话告诉我们,商王朝建立前,只不过是接受夏王的盟主地位罢了。而在商取代夏的地位之后,做法没有改变。晁福林认为,“和秦汉以降作为一统天下的朝代不同,商王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是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商代是一个方国部族林立的时代,尽管诸方国部族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总的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呈现着漫无秩序的状态”[13]244。不过,商王朝对各方国的辐射力仍然需要肯定。在殷墟所出卜辞中,土方、亘方、鬼方、羌方、龙方等方国名称就有六七十个,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甚至更远地区。商王朝与这些方国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方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在王权与神权的关系上,商王朝一方面利用神权作为联络各方国部族的一条纽带,另一方面又限制、削弱神权。武丁之时,贞人势力强大,人殉人祭随之盛行,反映神权野蛮落后的一面。康丁以后贞人数量锐减,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商代王权才基本摆脱了神权的桎梏”[13]246。

同夏商相比,周朝对各地方国的辐射和聚合作用大为提高,应该算作文明中心发挥影响的新时期。周武王灭商,取代了商的盟主地位。而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制礼作乐,大力推行分封制度,是夏商以来政治格局改变的转折点。据《春秋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其中分鲁公以殷民六族等,“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等,“皆启于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等,“皆启于夏政,疆以戎索”[10]2134-2135。分封之初,鲁、卫、晋等地皆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分别施政,结果到春秋时期,就基本看不到原住居民的身影,融合在一起了。“它们不再是以某一部族为主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血缘国家,而成为由既非周人也不是奄人或殷人的鲁人、卫人等组成的地域国家。特别是在兼并了许多其他异姓部族邦国之后,地域国家的性质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由众多血缘部族邦国形成的联盟制转变为有众多地域国家形成的相对一统天下,向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地域国家迈进了一大步”[14]11-12。而从君臣名分的角度考虑,新建之国皆周天子的功臣、昆弟、甥舅,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非夏殷以来古国可比,“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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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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