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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岳: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9-05-31 12:17:42
作者: 吴天岳  

   内容提要: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同时,更有效地进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微妙的相互构建关系,真正将中世纪哲学研究建设成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

   关 键 词:中世纪哲学史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思想立场

  

   中世纪哲学并不黑暗,然而,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长期处于黑暗之中,被无知和偏见的迷雾笼罩,以至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文艺复兴人文学者向壁虚构的迷思长久左右着人们对这段时期哲学工作的想象。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之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同时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建构的关系,需要在进入上述历史考察前略作澄清。在未经反思的意义上,“我们”首先指的是现代人,尤其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当代中世纪哲学专业研究者。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或当下本身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概念,甚至14世纪的中世纪学者也会将他们同代人的唯名论主张称为“现代路线”。自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就常常被视为现代的历史参照物,而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就专指中世纪以后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可以泛指这一时期的中世纪哲学史家。这一通常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常识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有深刻的理论影响,决定了中世纪哲学史方法论反思必须面对的基本难题。

   首先,我们只能谈论我们或者说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研究者的中世纪哲学,而无法谈论中世纪人自己的中世纪哲学。这并非某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断言,认为对历史文本的解释只是历史学家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由“中世纪”这一历史概念本身的历史所决定的。“中世纪”字面义为“中间的时代”,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时代错乱的概念。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中间的时代,介于古代和现代之间。最早将中世纪作为历史概念使用的是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人文学者,如莱昂纳多·布鲁尼和弗拉维奥·比翁多。后者在《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诸历史时期》一书中,用中世纪来指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之后,到1442年意大利城市复兴之间的历史。①与此同时,整个人类文明史被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期,而现代往往被看作是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古代文明的复兴。

   严格来说,只有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中世纪的人才生活在中间的时代。“中世纪”这个概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同我们对于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中世纪首先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对现代生活的想象中被构造出来,一切被视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要素都被归之于这个时代。他们所提出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分期已经预先断定在中世纪和现代生活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历史断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中世纪首先被看作一个截然相异的他者。中世纪哲学仿佛远古的废墟遗址,早已从我们的思想生活中退场。

   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言,“现代历史学家能够研究中世纪,能够以他实际应用的方式研究中世纪,原因仅在于它没有死去。”②我们只能研究仍然活着的过去,即只有当我们作为现代研究者仍然可以像中世纪的人那样进行思考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在笔者看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向我们暗示了我们和中世纪哲学的另一层关联:只要我们承认中世纪哲学能够被合法地谈论,我们同时也就承认了中世纪哲学并未湮灭,而是仍然构成我们理性思考的一种可能。换句话说,中世纪哲学并非绝对的他者,它同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是作为现代研究者的“我们”的身份认同,还是“现代性”本身的实质内涵,都是面向未来开放的概念,都需要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活动中实现,而哲学史研究本身理当成为这种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回到文艺复兴以来有关中世纪哲学的书写,我们将着重考察哲学史家作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哲学史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哲学史家如何将他们对现代哲学的想象投射到对历史的读解中,另一方面是不断转换的书写范式如何构建着“我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这既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中世纪哲学曾经的污名由来,也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仍然在当下保持活力的中世纪遗产。限于篇幅,笔者将集中关注哲学史家对中世纪哲学的整体理解,而很少涉及他们对具体人物、思潮和学说的理解。本文也只能提到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著作,相对突出这段漫长历史的一头和一尾,即康德以前的哲学通史写作和晚近三十年的中世纪哲学专门研究。前者涉及一段被学术界忽视和遗忘的早期哲学史书写的历史。被我们忽略的不仅是他们曾有的洞见,同时还有他们的失败和迷思本应教给我们的教训。后者则是仍在发生中的历史,其中有些研究趋势潜藏着重蹈早期哲学史书写覆辙的危险。

   关于中世纪哲学的史学史考察,尤其是针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并未充分关注哲学史家的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影响,也缺少如此长时段的综述性研究,因此未能注意到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写作尤其是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所主张的“哲学考古学”同早期哲学史写作在方法论上的历史延续。③

  

   一、早期哲学通史:人文主义者的迷思

  

   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加林(E.Garin)所见,中世纪的人无意于历史地讲述前人的哲学思考,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则热衷于让沉默已久的古代世界重新发声。哲学史,尤其是古代哲学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文主义者致力于让古典世界获得新生的结果。④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家很少专门关注中世纪哲学,更无深入的研究,散见于通史中的论述通常只是映照出他们从不同视角力图斩断中世纪传统的决心。

   15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人文学者们专注于为包括中世纪在内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不同倾向提供一个统一的哲学图景。而这个哲学图景往往依赖于他们本人的哲学立场,例如以斐奇诺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和皮科的调和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中世纪哲学史书写来说,更重要的是詹弗朗切斯科·皮科(G.Pico)基于怀疑论立场的哲学史考察。他认为哲学的历史是一部展示人类理性独立思考的历史。然而,包括经院哲学家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内的哲学,都无法使人们获得任何有关自然真理的确定认识,更无法使人接近作为真哲学的信仰。这种将哲学史等同于哲学谬误史的批判性立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

   其后的宗教改革浪潮中,新教人文主义者,例如波伊策尔(C.Peucer)在协助其岳父梅兰希顿完成的《卡里昂编年史》中,同样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并且将这种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形态看作邪恶的理性主义对信仰领域的入侵。⑥这种强烈的反天主教和反经院哲学的立场奠定了早期中世纪哲学历史书写强烈的论战和护教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哲学史家对中世纪的批评并不在于它将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而在于这种大学讲坛上的经院论辩是理性的、太过理性的。

   在人文主义者的推动下,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兴趣于17世纪中叶渐成主流。最早以哲学史为题的专著出自英国学者斯坦利(T.Stanley)和荷兰学者霍恩(G.Horn),二者均出版于1655年。斯坦利的英文著作只涵盖了泰勒斯到斯多亚派的波塞多尼乌斯的希腊哲学史,而霍恩的拉丁文哲学史则从《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前的古代思想一直写到文艺复兴。在寥寥8页的篇幅中,霍恩同时论及中世纪哲学拉丁、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四个不同传统,并且强调11世纪前哲学最重要的进展出现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的科学和人文研究同时促进了犹太思想的繁荣。在他看来,阿伯拉尔之后拉丁世界经院哲学的发展,所成就的也不过是将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使得教会的信条得以保存。⑦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哲学才重新得以复兴。霍恩长期在莱顿、法兰克福和海德堡任教,他作为人文主义者和新教神学家的身份使得他的哲学史书写方式极为纠结:一方面作为基督徒的他认为基督信仰所启发的哲学不依赖于此前的异教哲学,因为它本身象征着真正的智慧的复兴;另一方面,因为经院哲学同天主教信仰的紧密关联又使得他拒绝承认中世纪哲学自身的贡献。因此,极为悖谬的是,基督教西方的哲学复兴最终又同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希腊罗马思想的知识更新联系在一起。⑧这部最早的哲学通史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深受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的偏见。同一时期第一部专门研究经院哲学的《论经院博士》小册子也是如此,作者特里贝克夫(A.Tribbechow)认为经院哲学不过是教宗借以凌驾教会的理论工具,全然无视阿伯拉尔、阿奎那等思想家同教会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⑨这样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借助历史材料重申自己的宗教立场,然而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直到18世纪中叶前都是新教哲学史家谈论中世纪的主要来源。⑩

  

   二、启蒙时期的批判哲学史

  

   17世纪是笛卡尔的世纪。如所周知,笛卡尔本人对研究过往哲学家缺乏兴趣。他在《方法谈》中曾声称:“如果我们不能对拿来讨论的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那么即使我们读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证,我们也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这种情况下我们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历史。”(11)有趣的是,笛卡尔对过往哲学家及其论证的批判态度却对17世纪后半叶哲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的哲学工作使新时期的哲学史家更明确地意识到当代哲学同传统哲学的割裂,人文主义者所赞颂的古典智慧如今也被归入旧哲学的范畴。哲学史家同时意识到哲学史编撰作为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样需要笛卡尔那样针对严格科学方法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以自由哲思的名义来批判‘哲学诸流派’”,这直接促成了18世纪中叶以法国哲学史家朗德朗(A.-F.Boureau-Deslandes)和德国哲学史家布鲁克(J.J.Brucker)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史的诞生。(12)

尽管朗德朗和布鲁克的哲学通史影响深远,但法、德两国批判史学理论的真正奠基者分别是法国哲学家培尔(P.Bayle)和德国学者霍伊曼(C.A.Heumann)。培尔并未写过哲学通史,但他的巨著《历史与批判词典》包含大量哲学史词条和有关哲学史的方法论反思。深受怀疑论思想影响的培尔同人文主义者詹弗朗切斯科·皮科一样,认为哲学史是一部人类错误的历史。他编纂这部辞典的初衷就是为了不计篇幅地汇聚其他辞典和其他书籍中的谬误。这些严格证实的历史谬误将教会人们更加审慎地意识到理性自身的弱小和局限,进而懂得宽容不同的哲学和宗教派别。(13)这种极端的批判立场使得培尔远离此前哲学史家的护教立场,拒绝通过掩盖或曲解历史中的谬误来为当下的意识形态辩护。耐人寻味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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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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