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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

更新时间:2019-05-30 16:10:00
作者: 韩信夫  

  

   八年抗战,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游击战场。通常的说法是:国民党军队只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共产党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既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对日作战,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本文拟对所接触的若干材料,对国民党游击战场进行初步探索。

  

一、游击战的决策


   抗战初期,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接连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先后投入兵力127个军,死伤人数达10万。战争之激烈,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这几次会战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的狂妄野心,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奠定了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局面。但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除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等局部战役之外,正面战场其他各次战役都失败了。

  

   敌军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少数城市及铁路沿线,大片沦陷区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游击战场,这无疑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是一种鼓舞的力量及效法的榜样。国民党军事决策当局也提出了在正面战场应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扰袭敌人的方针。

  

   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是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确定的。当时出席会议的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曾作了如下的回忆:

  

   民国二十七年[1],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委员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2]。

  

   白崇禧的建议,获得了蒋介石的采纳,随郎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3]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4],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于次年春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战区,鲁苏战区。这两个游击战区合共兵力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另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九各战区,经常各派10余个师进行游击,兵力也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南岳军事会议还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为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训练班共举办3期,其中汤恩伯于1939年4月主持的一期训练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达900余人[5]。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军事委员会制订了抗战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方针:

  

   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反攻。[6]

  

   南岳军事会议后,游击战普遍开展。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之需要,加强对游击战争战略之指导,1939年10月,以白崇禧为部长的军训部,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之教材。《纲要》共有14篇389条及纲领9项,对于游击队之任务与作战主旨,游击队之组成与领导,根据地之创设与扩展,游击队之政治工作与军民关系,游击队之战法与战斗技术之训练等等,均作了详尽规定。《纲要》指出:“游击队根据地,为机动战之来源,持久战之堡垒。其目的在使部队能获得适当之整顿与补充,俾争取更天之胜利”[7]。《纲要》规定游击队根据地之位置,以在敌人后方为原则,选择时应注意:“一、距政治中心较远,不为敌注目之地区”;“二、有众多同情之民众”;“三、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之良好地形(以山岳地带最利,湖沼港汊地带次之,平原以利用青纱帐起时为宜)”,“四、有充裕之物质资源”[8]。根据地分为“主根据地”、“副根据地”、“预备根据地”、“假根据地”4种,并另有“临时根据地”以作游击之支撑与逐渐扩展之准备。《纲要》要求根据地游击队组织民众,分别成立锄奸队、侦察队、向导队、传递队、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运输队、破坏队、守望队、缝补队、少年先锋队、儿童队、武装自卫队等,同时积极动员民众,使其热烈参加战斗,发动全面战争。《纲要》的战斗篇,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告须力求避免”[9]。

  

二、游击战场概况


   1.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10]

  

   豫东游击战是冯玉祥发动的[11]。1937年11月,冯命身边工作人员宋克宾、吴青旺、尹进等回家乡豫东发动地方武装抗日。12月,又派其警卫营长魏凤楼(中将军长)赴豫东抗战。宋、吴以冯的旧部名义,在豫东建立抗日武装,加入者甚众,声势遍及商邱、虞城、夏邑等县。1938年3月,程潜任宋克宾为第一战区豫东民运指导员,在河南第二行政区商邱、虞城、永城、夏邑、宁陵、柘城、鹿邑、民权、杞县、兰封、考城等12县活动。6月,程又委宋为河南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掌握商邱一带12县军政权。魏凤楼到豫东后,在中共豫东地委帮助下,出任西华县第一区区长,拥有四五百人的武装。1938年5月,魏改任扶沟县县长。抗日武装发展为3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拥有人枪千余。在此时间,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来扶沟,魏风楼开欢迎大会,表示合作抗日,从而开创了国共两党在豫东共建游击区合作抗战的局面。1938年7月,尹进到武汉向冯玉祥报告豫东抗日情形。并会见了叶剑英。经叶介绍,尹离汉到西华见到了彭雪枫,双方约定分别向黄泛区以东挺进。随后,尹到鹿邑会见了宋克宾、魏凤楼。此时宋拥有武装1个大队和3个总队,共有人枪8千。1938年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抵鹿邑,与宋、魏豫东游击队会合。鹿邑、商邱一带抗日呈现一派生机。宋,魏将抗日武装编为5个总队,由冯部及新四军干部分别充任总队主任。彭经常派2个团的兵力到鹿邑外围活动,消灭敌人零星据点,并帮助宋、魏整顿部队,扩大抗日游击区。魏也以扶沟县长名义向新四军供应给养,支待彭支队。1939年,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宋克宾被免职,魏凤楼在豫东亦无立足之处,找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被委为第一战区游击队第一纵队司令,在豫东与敌周旋,最后开赴晋南参加中条山之战。

  

   2.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

  

   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召开武汉军事会议之际,适逢太原失守,经会议讨论决定,军事委员会命令山西境内各军,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确保山西根据地[12],旋又以重兵(37个师13个旅)驻守山西,并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率所部第十四集团军进入山西,加强防守力量。

  

   1938年2月,阎锡山奉命策应津浦、平汉两线之作战,决定反攻太原。此时,日军分途南下,谋略取晋南。其第一O八师团沿平汉线南下,由河南武安转攻山西东阳关,直趋临汾;第二十师团沿同蒲线南下,将第二战区军队逼至晋南黄河沿岸。阎锡山决定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负责反攻,阎本人由石口镇、?县进入吕梁山,向吉县转移。卫在霍县指挥所部第十四集团军在临汾以北韩信岭,与日军激战20天,呈胶着状态。晋绥军傅作义部在文水、川口、石口、?县、午城等地抗击日军。3月初,卫部撤离临汾,向中条山转进,晋绥军各部亦分别转入太行山、吕梁山,开展全面游击战争[13]。

  

   1938年12月,日军2万人分9路会攻吉县。阎锡山亲自指挥作战,人民实战空室清野,一面协助军队作战,旬日之间,将敌击溃。次年1月,阎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在二战区普遍建立健全巩固的游击根据地[14]。

  

   1939年2月,日军第一〇八师团2万余人,分由离石、汾阳、交城、太原、忻县、宁武会攻晋西北各地。二战区第六十一军陈长捷部于黑龙关围歼敌军,第十九军王靖国部攻袭中阳、离石公路,切断敌后交通,第九骑兵军赵承绶部在离石、方山、岢岚一带,将敌诱至吕梁山北部,苦战兼旬,毙敌2千余人,晋西北根据地得以保全[15]。

  

   1941年5月,日军集结6个师团2个旅团兵力,发动中条山战役(又称中原会战或晋南会战),从东西北三面围攻中条山,企图摧毁第二战区游击区实力。中条山由卫立煌部驻守,该部挖山采石,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39年春天起,共打退了日军8次进攻,使敌军一直不能渡过黄河。卫常讲,中条山是中国的马奇诺防线[16]。5月7日起,日军3路进攻豫北之孟县、济原,对中条山大举进犯。此时,卫立煌在四川峨嵋山听训,蒋介石派何应钦巡视第一战区,在洛阳指挥中条山战役。8日,日军占领孟、济两县及普南的垣曲,卫部转移至封门口,10日晨,日军攻陷封门口,11日大雨,日军趁机攻占五福渡。12日,日军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蒋介石急电调卫立煌回洛阳,令其设法转移溃散部队,以加强黄河防务。卫抵洛阳后,立即命各军以一部留中条山继续抵抗,以主力转向敌军背后攻击。13日开始突围,18日至20日分别突围至敌军后方,至27日战斗告一结束[17]。突围出来的部队转至晋东、晋中山区继续游击[18]。

  

   1942年2月,日军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600余里之间,围攻吕梁山根据地。4月8日,阎锡山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誓师大会,决心进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经过3个月奋战,挫败了日军侵占晋西的计划[19]。

  

1943年4月,日军两个师团两个旅团5万余人,向太行山根据地进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青第四十军于林县,孙殿英新五军于临洪镇,刘进第二十七军于陵川,分途还击日军,旋遭失败,孙殿英、庞炳勋先后被俘投降,新五军全军覆没。7月,日军继续进攻太行山,刘进接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率部于陵川方面游击,损失过半,8月刘部南渡黄河,至是国民党军失去太行山根据地[2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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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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