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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斌文: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更新时间:2019-05-29 00:53:13
作者: 邢斌文  
例如,法院在企业没有申请破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工资债权和抵押债权何者优先的情况下,以“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具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属性,工资债权的实现对于保障劳动者维系自身和家庭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为由,判定“工资债权应高于抵押权受到保护”,被视为是“合宪性解释”的典型实践。[26]但有学者指出类似案件本应启动破产程序,而破产程序启动后,相关的案件其实就是普通的法律案件,没有必要从宪法中导出“生存权”的概念,当下法官的整体素质还难以保证其正确理解宪法的价值与理念。[27]因此,从当下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适用技术水准出发,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很难显示其必要性基础。

   其次,从当下的立法情况来看,只要法院能够坚持依照法律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就足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实证明,法院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件中,只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保障公民的法律权利,即使不援用相关宪法条款依然能够彰显宪法精神。[28]至于援用宪法能否填补立法漏洞,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宪法救济?从经验研究的视角来看,作用不大。虽然宪法的权利救济功能仍然被视为是宪法的重要功能之一,[29]但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下,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办法将公民重要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实现充分的立法保障的话,法院更无力通过援用宪法填补立法的空白。[30]法院对于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特定基本权利的保障,不会脱离立法现状而直接适用宪法。在个别案件中,即便有的当事人依据宪法主张执法机关的依据不当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法院也会刻意回避而不予回应。[31]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相关基本权利的保障水平,那寄希望于人民法院(主要是地方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突破现有的立法水平予以保障,可能是学术界的一厢情愿。即便在个别的案件中,法院尽力克服当时的立法缺陷,如强调人身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判决撤销了公安机关的劳动教养决定,[32]也并不属于宪法救济的范畴,而恰恰是法院坚持严格依法审判的体现。

   基于上述理由,法院援用宪法作为一种“日常行为”,其承载的价值是有限的。“法院援用宪法”这的行为最大的研究价值不在于援用宪法行为的本身,而是在于宪法是由“法院”这一公权力主体援用的,因而法院对宪法的理解就融入了公权力色彩。关注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从根本上还是由于我国的宪法实践无法满足中国宪法学研究本土化需求,学术研究需要从权力运行实践中寻求替代素材的一种变通手段。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和立法工作中积极运用和展示宪法思维与宪法方法,并将有关宪法实践充分公开,“法院援用宪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可能会走向更加边缘的境地。

   (二)法院援用宪法行为的若干缺陷

   如上所述,我国地方法院援用宪法是一种日常行为,那么对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则具有了与其他司法实践研究相同的使命和价值,即:从具体的司法实践出发,完成“从经验到理论”的“惊心动魄的跳跃”。[33]但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是否能够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从实践来看,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的司法实践经验研究相比,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存在着若干缺陷,这些缺陷在某种程度上给相关经验研究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主要包括:

   第一,相关案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在中国的公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司法实践展开群案研究或个案分析早已成为常见的写作套路。在这一方面,行政法学界有着相对成熟的学术积累与范例,譬如于立深教授就曾根据《人民法院案例选》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披露的348个案例对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违反行政程序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理方式进行了细致的经验研究,[34]章剑生教授更是充分发掘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既注重个案分析,也注重对多个典型案例的梳理总结,以“描绘中国行政法学的脸谱”。[35]在此,作为经验研究素材的相关案例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或是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遽选刊载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上的典型案例,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遴选的指导性案例,无论是在法律适用的技术上,还是在裁判的结果考量上,都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而目前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却缺乏这种权威性: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在技术上的示范意义并不强烈,即便是早年间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由于立法的完善,相关案例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司法实践而言也已经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36]

   第二,从案件数量上看,相关素材并不是很丰富。虽然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件每年都会出现,但在整体数量上并不多,在裁判文书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因此样本数量有限。从目前有限的裁判文书来看,法院援用宪法的裁判文书存在着高度雷同的现象,即法院援用宪法裁判、说理的技术、逻辑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类型化的空间极其有限。而将数量有限的裁判文书放置在“援用宪法”而非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难免显得素材不足。[37]因此,根据数量并不丰富的裁判文书进行的经验研究,很难称得上是“大数据研究”,也很难得出可信的结论。

   第三,从个案的裁判内容上看,法院援用宪法所展示出来的经验知识存在着碎片化。根据笔者对实践的观察,绝大多数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都存在着缺乏知识发掘空间的问题,呈现出“碎片化”的样态。具体表现为:首先,宪法知识在相关判决书中运用不显著,多数是在案情简单的情况下生硬地援用宪法,寻求既存法律依据的宪法渊源,在裁判技术上乏善可陈。其次,即便在少数案件中,法院在援用宪法说理时对宪法具体条款的内涵进行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阐释,但这种阐释浅尝辄止,缺乏更为深入的推理和论证。有些个案中,法院在说理时可能多次提及“宪法”,但从说理内容来看,可能缺乏实质意义。如在“吉林科龙优质种(肉)牛繁育有限公司诉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38]法院在说理时多次提及宪法,而被有些学者视为“对宪法条文所作最为详细的解释”[39]。但从这篇判决书的内容来看,法院在阐述“公共利益”的内涵时也只是大段照搬了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内容,并没有很多有学理价值的推理和论证。一些颇具学术闪光点的论述,则往往是一带而过。例如在“张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40]中,法院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中的人格尊严应当包括不受他人跟踪、监视的隐私权。”从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推导出隐私权是中国宪法学界的一项重要命题,但法院的论证过程仅限于结论式的一句话,并未展示这一结论的核心论证过程,未免美中不足。再次,法院援用宪法的不同条款,在个案与个案之间,援用宪法不同条款说理的背后,尚不足以展现出一种大致类似或者统一的宪法解释理论。对于碎片化的个案,学界只能在法院援用宪法的模式上进行总结,并得出类似的结论,[41]但很难从宪法解释方法上进行归纳和提炼。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裁判文书对后来的司法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每年新出现的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多多少少会与之前出现过的案例存在类似之处,但从整体上而言,“碎片化”的拼图之间仍然缺乏有机的粘合力,不足以展示出法院援用宪法这一行为背后的理论图景。

   综上所述,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所承载的价值是有限的,而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了相关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在研究素材权威性不足、丰富程度欠缺、知识含量碎片化的情况下,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如何证成自身的价值,定位未来的使命?这一问题需要慎重回答。

  

   四、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短板与价值

  

   (一)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的短板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的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已经初步完成了法院援用宪法的“祛魅”,相关的经验研究从不同角度,或者从同一角度多次证明了相同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法院援用宪法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但在完成表面化、形式性的描述之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之上,还能够体现出怎样的价值?这需要我们首先正视目前实践中法院援用宪法存在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素材与研究方法雷同。与目前法学界成熟的群案研究和个案分析相比,现存的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存在着素材有限的先天不足。在研究素材(或者说是有价值的研究素材)样本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相关研究素材的来源和具体样本内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而建立在“知识碎片化”的实践素材之上,相关研究很难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几乎只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对一定数量的司法案例进行理论提炼,而对个案的深度分析和演绎恐怕空间不大。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后,法院援用宪法的模式也最终定型,援用宪法说理成为了地方法院援用宪法的唯一的选项,即便仍有地方法院(绝大多数是基层法院)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也早已失去了“地方探索”的正当性,而应被视为“不规范”。经过多年实践,法院援用宪法的文本范围也大体固定,所涉及的多是案情简单、法律关系明晰、裁判结果争议不大的案子,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经验研究的结论也会走向同质化,创新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数据统计的形式化。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引入统计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用实践数据更为准确和真实地反映实践。但过度强调法院援用宪法经验研究中数据统计的价值,却可能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初衷南辕北辙。对法院援用宪法进行经验研究,核心目的在于发现宪法对司法权运行的实际影响,展现在个案中宪法发挥实质作用的途径及方式,或者说,首先在于发现法院在援用宪法说理时展现出的裁判技术。在目前法院援用宪法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相关经验研究对于数据的依赖性是不大的,过度强调数据统计,反而会影响研究的针对性与可信性。比如,援用宪法的法院的地域分布对于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是否有意义?统计相关法院的地域分布除了描述现实之外,对于观察宪法实施状况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是否有所帮助?[42]在样本数量比例极低的情况下,过分追求精确的统计结果是否对描述现实有意义?正如政治学界有学者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数字的依赖时指出的那样:“数学化的政治学已经研究偏离了政治学的初衷,降低了研究的思想含量”。[43]目前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对数字统计的依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理论对实践影响力的弱化与研究立场的动摇。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主要分布在民事诉讼领域,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法院援用宪法的案例较少。对于将宪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可行性问题,目前我国宪法学界较少有学者主张“宪法是根本法,在公法和私法领域均发生效力”,而多主张运用德国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44]相关经验研究也表明,司法实践中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的运用存在盲目性。[45]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被引进中国大陆后,因对中国实践提供了某种解释方案而大受欢迎,但无论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对此理论赞同与否,相关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能够有效地引领法官在援用宪法时准确使用相关宪法理论。个别法院在面对当事人依据宪法提出的权利主张时,会明确基于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区分而拒绝援用宪法。[46]但多数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援用宪法时却并不区分两种权利的性质,在没有进行任何理论说明的前提下,径行援用宪法文本,且并没有根据中国本土的宪法实践,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予以确立和发展,这实质上是法官缺乏理论素养的表现。[47]与其说是法官在援用宪法的过程中运用了第三人效力理论,不如说是有关学者为了证明法院援用宪法的可行性与正确性的一种附会。相关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的司法实践?恐怕难以回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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