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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孝治与社会自治

——以《孝经》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8 16:24:47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毫无疑问,涂尔干所谓的“法人团体”和“职业群体”,属于前面所说的市民社会之典型而主要的成份。  

   涂尔干对法人团体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假定,法人团体将来会变成一种基础,一种政治组织的本质基础……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合理地预想到,法人团体在未来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成为国家的基本划分形式,成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吗?社会也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即由大片土地合并而成的聚居地,它将成为一种由国家法人团体所构成庞大体系……如何证实了为了认清自身,需要由各种职业组合而成这个问题的话,它同时难道不也承认了职业组织(theorganisedprofession)和法人团体(thecorporation)将会变成公共生活的主要机构这个事实吗?  

   既然法人团体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力军,那么它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批评有些人误解了法人团体的“真实本性”,不了解法人团体“在我们整个的集体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又指出: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指法人团体——引者)是必不可少的,并不在于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对道德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  

   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社会主要经济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也确实承担起了确立社会道德规范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在冲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要经济单位不可能再是家庭,法人团体和职业群体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因而,必须认为法人团体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基石,法人团体和职业群体理应担负起为现代社会建构道德规范的主要任务:  

   在过去,家庭负有着制定道德和法律准则的责任……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法人团体是怎样产生相同的需要,同时又是怎样满足这些需要的。而对于未来的法人团体来说,则要发挥更强大、更复杂的作用,因为它的范围扩大了……我们必须确认互助双方之间的团结感,确认精神和道德之间的同质性,这正是职业相同的人们最容易做到的。  

   在现代社会早期即中世纪,法人团体确曾以行会的方式确立道德规范,包括引入家庭道德模式(祖先崇拜、公共宴饮等活动)也建立行为规矩。但可惜到了大工业时代,行业模式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无法适应而被无情淘汰。  

   最早的人类群体是家庭,人们由此而发展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家庭至今仍然是人类道德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后来随着人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原来的家庭道德就不够了。一方面,法人团体仍然因袭、特别是开始时期因袭著家庭道德模式;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发展出新的道德模式。家庭成员与法人团体都代表人类共同体,不过前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后者职业关系为基础。随着分工的不断分化,“职业生活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家庭失去了它以前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性质以后,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效力。”虽然一开始,法人团体是按照家族模式塑造出来的,仿佛不过是家族的一种新的、扩大了的形式;考虑到过去的家族也有集体经济活动和职能分工,法人团体也许可看成家族的承继者。但是,法人团体是随着贸易的发展,人们走出家门与同行交往,形成城镇及行会后确立的。法人团体的出现,也确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原来家族组织下的行为方式,它代表“一种新的结构”。与在家族环境里需要家族的道德和法规相似,在法人团体里也需要一套职业道德和法规,并行之有效。由于这种道德和法规形成的环境不同于家族,所以内涵与前者既有相似性,也有重要区别。  

   涂尔干十分重视西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道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它前期是通过引用家庭道德价值来建构行业行为规范,后来又发展出了新的内容。他强调,法人团体和行业制度是我们时代正常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秩序的源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组织里,如果不存在任何一种行业制度,那么剩下的便只能是一个真空,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我们目前所缺少的,正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功能所必要的整个社会机构体系。”  

   作者所谓“法人团体”或“职业群体”,与前文讨论的“市民社会”含义相近,或者说是市民社会的主力军,主要指游离于家庭纽带之外的人们出于同样的从业需要而结合起来的实体。作者也指出,中世纪兴起的法人团体乃是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由上可知,涂尔干对法人团体和职业道德的强调,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行业和社会自治思想,而他的重心在于在行业和市民社会内部重建自身的道德。  

   三、《孝经》中的孝治思想  

   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所带来的政府及社会自治问题,是传统儒家所没有认识到、也不曾面对的。从涂尔干的观点看,儒家的道德建设虽主要集中于家族、适合于传统社会,但未必不可像罗马时期的家族伦理延伸到行会和工业企业中来。那么,儒家传统有没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适应现代市民社会或法人团体需要的道德建设途径呢?  

   接下来我们打算以《孝经》为例,分析一下儒家孝治思想的精神实质,说明它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的要求是否一致。  

   (一)《孝经》结构分析  

   今本《孝经》共18章,其中第1章提纲挈领,讲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一是至德,二是要道,三是孝行。大体来说,至德是人应有的德性,要道指统治天下应有的方式。如果说至德针对个人、指向内在,要道针对天下/社会、指向外部。孝行本指个人的行为,在本书中包括事亲、事君、立身这三方面。在《孝经》中,孝行是把至德与要道串连起来的关键因素。即作者认为,一个人的德性是通过孝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建立过程中,个人会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治理天下的能力。  

   围绕着上述三个方面,我认为《孝经》的结构大体如下:  

   1、第2-6章:至德,分别讲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人应有的德性。这体现了本书考虑人的身份不同,其所最当具备的品行也有侧重点的不同。这与现代人追求一律平等的思维逻辑不同。因为人的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其需要注意的品德自然有所不同。比如庶人无社会职责,以个人利益为最大追求就无可指责,《孝经》中对庶人品德的要求限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相应地,天子职责高于所有人,对其品德要求也最高。《孝经》认为天子应当具备爱、敬两种内在的美德,行为可为全天下效法。其中爱为仁爱,敬为尊长,爱、敬对应于《礼记*大传》中的亲亲和尊尊。“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为天子之孝。对于诸侯、卿大夫、士的要求分别体现为不骄不溢、效法先王、忠顺事上等,相比之下这些美德就显得比较次要一些,或者可看作是爱、敬这两种美德的自然延伸。除了第5章将忠、顺看作爱、敬的自然延伸外,第3章诸侯的不骄不溢和第4章效法先王,均可看作敬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这五种人的美德虽有不同,但并非毫无关系,也许可以说后四种人的美德均是天子至德的一部分,即便是庶人之孝也是出于爱亲之意,而天子当为天下最高榜样,故其德性要求最高,其理想状态可称为至德。  

   2、第8、9章:要道,主要阐述先王理想的治天下之道。其中第8章讲孝治,其内容包括“不敢遗小国之臣”,“不敢侮于鳏寡”,“不敢失于臣妾”,故得天下之欢心。即弱小之人皆得其爱,这与孝的关系从后果看是可以更好地事其先王、先君、其亲,从前因看则似乎是因为由孝生出的爱心。第9章讲圣治,以周公为典范,其内容包括“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这种至德的效果是“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所以能实现大治。这显然是把至德与要道直接关联起来,即在圣人那里,这两者是完全不分的。所以《孝经》也代表了一种内圣以实现外王的立场。进一步看,圣治章还强调了,圣王的至德是通过孝行体现的。“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可见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所以在圣人这里,孝行、至德与要道三者也都是不分的。  

   3、第10、11、15、17、18章:孝行。第10章讲述孝行的具体内容,包括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其中孝子事亲的几个方面:居、养、病、丧、祭。同时强调孝亲远不限于这些对亲人的直接行为,而同时包括居上不骄、为上为乱、在丑不争。第11章强调了不孝之罪。第15章、17讲述孝子事亲、事君过程中谏诤的重要。第18章讲述亲丧之礼。  

   4、第7、12、13、14、16章,深入阐明孝行→至德→要道三者之间内在贯通的逻辑,而在第16章达到高潮。其中第7章概述孝之所以可以实现治,是因为这样做是“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第12章说明通过孝、悌可使人民相亲相爱、相互礼顺;第12、13章都说明统治者要以身作则,率先行孝,敬天下之人父、人兄、人君;“所敬者寡而悦者众”,为顺民之道。第16章强调明王亲身行孝,感天动地,鬼佑神助,故上下皆治,无所不通。“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所以东西南北、无思不服。  

   (二)《孝经》中的孝治思想  

   综观《孝经》全书,可以发现,《孝经》的主旨并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孝敬亲人,而在于让统治者如何通过孝行建立至德、明白要道,从而实现天下大治,故被有人称为儒家孝思想中的“孝治派”(黄开国)。所以“治”的问题才反映《孝经》的核心。其中有如下几个重要思想值得关注:  

   1、强调孝合乎人的天性。“天地之性人为贵”,“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第9章。下引只注章名)合乎人的天性的孝行还包括包括谏诤在内,“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第15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第17章),唯此方能使上下相亲,人人和悦。  

   2、圣人之治可以“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这使人想起《中庸》讲君子“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第26章),“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第33章),“笃恭而天下平”(第33章)等说法。今人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圣人或明王之治有如此神奇的功效?我想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圣王之治敬重天下所有人,即所谓“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第12章);“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第13章)。  

   二是因为圣人教人行孝,合乎人的天性;“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第9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第7章)  

三是因为圣王并非诉诸说教,而是以身作则,让人心悦诚服。所谓“先之以博爱”、“陈之以德义”、“先之以敬让”、“导之以礼乐”、“示之以好恶”(第7章),“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第9章),“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第9章),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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