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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军:从《民法总则》第143条评我国法律行为规范体系的缺失

更新时间:2019-05-27 23:13:59
作者: 李永军  
无论是我国的公司法还是国外的公司法,几乎没有单个成员表决权行使过程中的意思瑕疵可以救济的例子,决议形成过程中的程序性瑕疵是公司决议过程中救济的首要问题;(2)公司决议违反法律或者善良风俗的,肯定无效(《民法总则》153条可以适用);虚假决议无效(《民法总则》146条可以适用)。但是,这里的无效与法律行为的无效显然不同:公司的决议仅仅是形成效果意思的一个过程,决议作出后,尚没有通过公司的机关表达给第三人的时候,也仅仅是具有内部的效力,其虚假不虚假,与第三人毫无关系,只有参与表决的人可以主张决议无效。这个虚假的“意思”一旦通过公司的机关表达给第三人,从而与之签订了合同的时候,公司不能因此而主张该合同无效。这也更加说明,决议与法律行为毫不相干。因此,法律行为的规则,尤其是救济规则不能适用于团体的决议。

   因此,我国《民法总则》134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具体规定,不能认为,《民法总则》作为公司法的一般法和上位法,公司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总则》,从而决议的救济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则,那将是公司的灾难。因此,必须解读为:公司法作为特别法,不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则。《民法总则》134条第2款仅仅是说在“决议成立”的问题上,准用《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成立的时点之规则。

   2.从《民法总则》之结构看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之关系

   我国《民法总则》143条虽然规定了“意思表示真实”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但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里的“意思表示”是指哪种意思表示?因为,要约与承诺都属于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法律行为(合同本身)中的“合意”也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真实”是指“合意”还是要约或者承诺呢?这一问题只能从我国法律行为的规范体系来解读。

   从“法律行为”的发源地德国的立法和理论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关系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虽然法律行为概念是由德国人创造的,但早期的德国学理与立法,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后来的学者虽然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别,但有时也在同义上使用之。这一点从《德国民法典》及其立法理由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德国民法典》之“总则编”第三章的标题是“法律行为”,但在该章中,有的地方使用“法律行为”,有的地方则使用“意思表示”(见《德国民法典》第104、105、107、111、116、124、125、134、138条);有的地方称为“法律行为的撤销”,而有的地方则称为“意思表示的撤销”(见《德国民法典》第119、120、123、142条)。有学者指出:德国民法典如此跳跃式地混用这两个概念,说明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微乎其微。[15)温德沙伊德在其权威著作《学说汇纂教科书》中指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人们表达了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法律秩序之所以承认该法律效果,是因为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希望发生这一法律效果。[16]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更直接地写道:就常规而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是同义的表达方式。使用意思表示者,乃侧重于意思表达的本身过程,或者是由于某项意思表示是某项法律行为事实构成部分而已。[17]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接近,在什么情况下二者的区别才有意义呢?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在单方法律行为中,亦即法律关系由一个意思表示就可以形成的话,那么,“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就是重合的,例如,单方终止合同的情形就属于这种情形。该终止合同的表示是一个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终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表达,这里的意思表示就等于法律行为。只有当法律行为由多个意思表示构成的情况下,区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才有意义。典型的是合同。合同缔结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共同构成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例如,买卖这一法律行为由卖方和买方的意思表示构成。有鉴于此,就合同而言,应当区分“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18]

   但就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范体系来说,却难以作出与德国法上相同的解释。从《民法总则》第137条至第141条来看,这里的意思表示,要么是指要约,要么就是指承诺第138条代表的单方法律行为除外)。例如,第137条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显然这里是指要约或者承诺;第138条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成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里显然是指单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第139条规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一般是指要约或者要约邀请,承诺以公告的方式作出者十分罕见。当然,还有可能是授予代理权、追认无权代理等;第140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这里是指要约或者承诺,但默示或者沉默的方式一般是指承诺;第141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这里既可以是要约,也可以是承诺。但第142条所规定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指法律行为成立过程中的单方意思表示,还是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呢?该条第1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第2款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这显然还是指法律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单方意思表示。这一点,可以从立法机关一些同志之表达中得到验证:在立法过程中,是否应当区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存在争议。民法总则采取了区分的原则,分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两种规则。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是指对表意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最为典型的是对合同的要约和承诺进行解释,要约与承诺都是意思表示,但必须向相对人发出且到达相对人才能生效。[19]

   我认为,从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规范体系看,在法律行为(合同)可撤销的原因认定上,必须通过解释法律行为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方可为之。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法律行为已经成立或者生效,当事人主张撤销(不仅就法律行为的内容发生争议而主张撤销,也包括因在发出要约或者承诺时,自己的意思表示因自身的原因或者外在的因素受到了影响而主张撤销)时,法官就需要对合意的过程进行审查和判断。不仅要解释意思表示发出人的意思表示过程与内容,还要审查解释受领人(相对人)的理解和意思表示,看是否具有“重大误解”。就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意思表示的关键意义永远都是表意人本人所表达的内容,那么,错误就不会存在了。另一方面,如果意思表示的受领人所实际理解的意思永远都具有决定意义,那么,表意人就会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不仅表意人可能对自己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的意义理解错误,而且受领人也可能对本来是清楚明了的、不会令人误解的意思发生误解。既然受领人对于意思表示的实际理解也可能是一种误解,因此,这一理解同表意人的理解一样,不能总具有决定性。如果表意人与受领人对于某项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持有不同意见时,应该对该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目的在于得出一种客观的、规范的意义,这种意义必须适用于表意人与受领人双方。[20]但在胁迫与欺诈的情况下,恰恰不是从“意思表示”进行解释,而是就意思表示之外的因素进行考察一一看是否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的情形。即使解释意思表示本身的内容,也是辅助性地确定欺诈或者胁迫的情节。

   但是,我国《民法总则》143条所说的“意思表示真实”,是指什么呢?是指表意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和受领人的意思表示也真实吗?还是指法律行为中的“合意”是真实的?例如,《民法总则》146条规定的“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就应理解为包括“合意”是虚假的,否则体现不出“意思联络”(串通)的本旨。但从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范体系看,抛弃了对法律行为的解释规范,以单方意思表示的解释规范替代了法律行为的解释规范。对此,可以从立法机关部分同志的著作中得到证实:究竟应该规定法律行为的解释还是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立法过程中存在争议。经研究认为,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不完全相同,在有的情况之下,只有意思表示,还不足以构成法律行为,例如,单纯的要约或者承诺;在有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意思表示虽然只是法律行为的一部分,但其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解释民事法律行为其实也主要是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因此,规定意思表示解释问题涵盖更广,也更能准确地体现解释的真正对象。[21]但这里的“意思表示”是否就是上面所说的表意人与受领人的意思表示?我认为,应该解读为是一致的。

但问题是:“合意”与“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吗?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能否替代对“合意”的解释?什么时候需要对“合意”进行解释?对此,德国立法是分离的:《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了“意思表示的解释”:“在解释意思表示时.必须探究真意,而不拘泥于词句的字面意义。”而第157条规定了“合同解释”:“合同必须照顾交易习惯,以诚实信用所要求的方式予以解释。”从立法的条文结构和适用规则来看,第133条是适用于意思表示的,即解释的对象是意思表示,而第157条的解释对象显然是合同,规则也显然不一样。对此问题,学者之间是存在分歧的。例如,梅迪库斯就认为,从这两条法律规定来看,似乎在意思表示的解释与合同的解释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据此,在解释意思表示时比在解释合同时更注重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然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合同通常是由两项意思表示构成的,既然如此,合同的解释,如何又能够迥异于作为合同构成要素双方意思表示的解释呢?今天,通行的学说并不遵循法律在意思表示和合同之间所作的不恰当的区分,而是以待解释的意思表示是否需要受领作为解释意思表示的标准。[22]拉伦茨也指出,一般认为,第157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对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的合同的解释,而且也适用于对于合同每一方当事人发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甚至还适用于对单方的、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第133条指出,解释者应探究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根据我们上面的论述,对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只有在受领人认识到了意思表示中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即表意人所指的意义时,第133条始可适用。如果受领人对于表示的理解,事实上不同于表意人所指的意义时,那么,该意思表示的意义应以该受领人能够理解和应该理解的意义为准。当然,受领人不能简单地相信表示的词面意义就是正确的,相反,他必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和分析他可能认识到的一切可能具有意义的情况,研究表意人所要表达的意义。如果受领人符合了这一要求,他的信赖就受到保护。[23]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典虽然对于单项意思表示的解释和合意的解释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但学理却把合同的解释规则解读为适用于意思表示的解释。我国《民法总则》142条应该说部分地接受了梅迪库斯的观点,但问题是:我国《民法总则》142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33条及第157条的规定不一样,与梅迪库斯的观点也不一样:我国《民法总则》142条遗漏了“合同或者说合意的解释”。因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之意思表示或者协商过程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发生纠纷之后,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是合同文本——合意,而且合同文本的第一条一般都有“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等字样,这时候对于合同的解释,恐怕难以解读为对要约或者承诺的解释了,即使要约与承诺与现在的合同文本不一致,也必须以现在的合同文本为对象进行解释。我国《合同法》125条规定:“(1)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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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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